另有许多批评者不以为然。如查明建在《从互文性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2期）中认为，当代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已经超越了法国学派的狭隘观念，新的影响研究已内在地包含了接受研究，将接受影响的民族文学的主体性纳入了影响研究之中；以颠覆影响研究为前提的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提法，“对当代影响研究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解和偏见，基本上是站在中国文学自身的立场来审视文学关系，研究视角仍显得狭窄，不能整体观照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复杂的现象”；“任何一个民族文学，如果不置于世界文学的互文性参照中，其世界性因素也就无从谈起”。田全金在《超越实证，拯救关系》（《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如果不研究外来影响，只把创作中的世界性因素归结为社会生活的变革，归结为作家的生命体验，就必然导致把比较文学变成文艺社会学或文艺心理学。排除了外来影响的实证的描述，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或现代性因素）的研究，是很容易跌入这个陷阱的。”显然，这些看法和反驳是强有力的。
“颠覆”“影响研究”的有关言论，实际上是半个世纪前意大利的克罗齐和美国的韦勒克等人反对“影响研究”的有关言论在中国的一种“回声”，本身就接受了人家的“影响”，当然也并不新鲜。其症结，是把影响研究中的少数失误与“影响研究”本身混一谈，把“独创”和外来“影响”割裂开来，把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与“外来影响”割裂开来，把影响研究与对作品的审美分析对立起来，以“外来影响”与作家的独创的复杂难辨来否定影响研究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以“影响研究”不能做审美判断而否定其全部价值，因而在理论逻辑上存在相当程度的混乱。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既然还是一种科学的研究，就得尊重文学史上最起码的事实：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受到了外来影响，而且许多时候这种影响还很大、很明显；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很大程度上是接受、消化外来影响的基础上获得的。任何主观的“命题”都必须尊重和反映这个最基本的事实。
四、关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关系问题
1990年代以来，西方的比较文学界出现了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化的趋势，并因此引起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关系问题的讨论。这种讨论也波及中国。90年代中期以后在学术期刊上陆续出现了相关的文章。
叶舒宪发表的《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展望》一文，是国内较早地阐述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之关系，并对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化持肯定态度的论文。他认为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转化不会导致比较文学被“淹没”的危机。他写道：
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危机”意识完全是学科本位主义的产物。“淹没”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文学研究的深化。文化绝不只是文学背景或“语境”，也是文学构成的整合性要素。
不识文学真面目，只因身在“文学”牢笼之中。“文化”视角的引入是解放学科本位主义囚徒的有效途径。使研究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而是利而非弊。它带来的是新的“契机”而非新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比较文化研究未必是比较文学，但有深度有“洞见”的比较文学研究自然是比较文化。换言之，比较文学研究者若能得出具有文化意义的结论，那将是其学术深度的最好证明。
另一种意见认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属于两种不同性质和领域的研究，反对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泛文化”化的倾向，担心这会导致比较文学学科自身被消解和被取代。如刘象愚教授在《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一文中说：“进入80年代后，比较文学出现了大规模向文化研究转移的趋势，这从最近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论文题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属于纯文学研究的文章越来越少，研究者关心的已经不是文学自身的问题，而是语言学、哲学、宗教、法律、心理学、人类学、种族学、社会科学等种种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比较研究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说明文学本身，而是要说明不同文化间的联系和冲撞。
我把这种倾向称之为比较文学的非文学化和泛文化化。这种倾向使比较文学丧失了作为文学研究的规定性。进入了比较文化的疆域，导致了比较文化淹没、取代比较文学的严重后果。”（谢天振《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比较文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研究，它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但比较文学归根结蒂是一种文学研究。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应该是文学。比较文学中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的研究，而不是为了淡化甚至‘淹没’比较文学自身的研究。”
以上两种不同的意见都从一个侧面提出了有启发性的正确见解。两种意见都不否定比较文化对比较文学的介入及两者结合的必要性，这是他们的相同点。而分歧点则在于“学科”观念的差异。学科的划分是为了解决不同领域的问题而做的人为的划分。没有自觉而清醒的学科意识，则可能会影响从学科的独特角度发现与确立研究对象与研究课题，也可能会丧失解决某一问题所应当采取的独特的学科方法；倘若学科意识过于狭隘和保守，则会导致视野的狭窄、方法的单一，从而妨碍问题的发现和解决。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以“跨文化”研究为特色的特殊的学科，它本身即处在学科范畴的圈定与学科的开放意识两者的微妙平衡中。似乎可以这样说：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化”是研究者应有的“视野”，而“文学”则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立足点”。即立足文学，放眼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来理解两者的关系，似乎比较妥当。曹顺庆在《是“泛文化”，还是“跨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一文中说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化与文学的结合“是以文学研究为根本目的，以文化研究为重要手段”。但现在看来两者似乎还不是一个“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一切研究本身都不是“目的”，而“解决问题”才是“目的”。所谓“泛文化”化，如果是指比较文学中失去文学的立足点而言，所谓“跨文化”如果是指比较文学研究的世界性“视野”而言，那么，所谓“泛文化”化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歧途、“跨文化”是比较文学的转机的看法，则是有道理的。
上述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问题的讨论，有的是国际比较文学学术争论在中国的延伸，有的是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特有的理论问题的探讨。这些讨论，作为1980—90年代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学术界开放的、繁荣的态势和学术思维的活跃状况。有些论题本身就具有独立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指导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有些观点未必经得起检验站得住脚，但学术态度是真诚的，同样也有意义。然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研究与讨论中也暴露出了一些负面的东西。
80年代后在我国的文艺理论界和文化理论界，“理论”畸形的“繁荣”，刊物上有不少思想贫乏、材料空疏、玩弄概念、故作高深、食洋不化、文句不通，但又耸人听闻的文章。理论的“繁荣”与理论的贫乏形成了一对奇特的矛盾现象。文艺理论界和文化理论界的这种不良学风也或多或少地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有所表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有些从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写作和研究的人，喜欢走捷径，很少动手进行比较文学的具体的个案研究，缺乏具体研究的切身体验，空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其理论就不免架空。在这种情况下，从自己的切身体验总结出的理论，就显得特别可贵。如[XP（严绍璗[XP）]严绍璗在《双边文化关系研究与“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BF]（《[BFQ]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中提出的“原典实证方法”，不仅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而且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都有重要价值。总之，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包含着更多中国学人智慧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还需要今后持续不断的努力。
（第四节）繁荣的表征之二：教材建设与学科理论的建构整合
比较文学繁荣的表征之二是比较文学教材建设。1984年以后各种有关专著及教材的陆续出版。二十年间，我国共出版了十几种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学科概论方面的教材专著。先后有卢康华、孙景尧合著《比较文学导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孙景尧著《简明比较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陈挺著《比较文学简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乐黛云著《比较文学原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陈惇等著《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修订版2000年），朱维之主编《中外比较文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刘介民著《比较文学方法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张铁夫主编《新编比较文学教程》（湖南出版社1997年），梁工、卢永茂、李伟昉编著《比较文学概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孟昭毅的《比较文学探索》（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和在此基础上扩写编著的《比较文学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刘献彪、刘介民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等。另外，还有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等若干种有关的资料集、译文集、论文集等。上述专著、教材及资料集都为我国的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起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其中，具有一定的独创（首创）性和学术特色的论著，以作者为中心，可以分为三个著作系列。一是卢康华、孙景尧的有关著作，二是乐黛云撰写、主编或主笔的有关著作，三是陈惇撰写或主编的有关著作。
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系统著作。“万事开头难”，《比较文学导论》的出版，作为我国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上的开山之作，填补了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空白，初步建立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内容框架，它对后来出现的一系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专著教材，都产生了重要的启发和影响。
全书分为《绪论》和《比较文学的基本概念》、《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比较文学简史》三章，共26万字。它较充分地吸收和消化了国际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研究成果，在理论阐述中熟练而又恰当地随时引证古今中外的文献资料，并特别注意学科理论与中国文学的衔接。作者在许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对新出现的、不够成熟的、尚待时间检验的一些观点、提法，如“跨学科研究”问题、“中国学派”等，均表现出冷静、慎重和负责任的态度，有效地避免了追新求奇的理论浮躁。这部书问世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但它在许多方面的阐述仍然是有效的，站得住脚的。当然，《比较文学导论》作为第一部有关著作，也免不了有在今天看来不够圆满的地方。如，作为学科理论，将方法与对象合为一谈，对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独特的研究对象，阐述不够；第三章的学科史部分写得虽有特色，但占了全书的近一半的篇幅，比重过大。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应该适当涉及学科史的内容，但严格地说，学科史应是与学科理论并列的独立的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导论》出版之后，孙景尧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研究中陆续推出了新的研究成果。198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孙景尧的《简明比较文学》，可以说是《比较文学导论》的修订本和通俗版。其目的在于向文学爱好者讲解比较文学的性质、历史、特点、任务、种类、研究步骤和研究方法。同时对《比较文学导论》中的某些观点有所充实和修正。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沟通——访美讲学论中西比较文学》，是孙景尧的一本成系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讲义和论文集。虽然有一些内容已见于《比较文学导论》和《简明比较文学》两书，但作为论文集，在某些问题上的论述更有理论锋芒和学术个性。如对当代西方比较文学学术权威的“欧洲中心论”意识的批判，对中国古代比较文学学术渊源的钩沉与论证等，都体现出了作者的学术勇气和研究功底。
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是作者1984年后在北京大学、深圳大学等院校课堂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全书分为八章，第一章《文学研究的新层面》，第二章《比较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三章《接受和影响》，第四章《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第五章《主题学》，第六章《文类学》，第七章《比较诗学》，第八章《科际整合》，书后还附有五篇海外学者的比较文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