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复译普遍存在，数量较多。尤其是1930年代以降，复译越来越常见。在已出版的各种译本中，复译本的数量占一多半。许多著名翻译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梁实秋、周扬等都参与了名作复译。这对翻译文学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如抄译、乱译等不良现象，引起人们对复译的反感。翻译界和文化界对复译的必要性、价值与意义的认识，存在着分歧，并引起了学术上的争论。
邹韬奋先生在1920年6月4日《时事新报》通讯栏致李石岑的一封信中，对复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正当知识饥荒时代，能把有价值的著作译饷国人，愈多愈好。
应当分途并进，不宜彼此重复。有了重复，首译的人和继译的人的精力都不免不经济。”茅盾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在《〈简·爱〉的两个译本》（《译文》第2卷第5期，1937）一文中认为：不问译本好坏，一见有复译出现，就斥之为“浪费”，对于译出的某种书“先插草标，不许别人染指”，这是有害的。鲁迅也在1935年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非有复译不可》，对翻译界存在的那种独占选题，在报上登广告，声称“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的现象做了尖锐的讽刺，说这些人“看得翻译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他要来唠叨，当然喽，是维持风化”。鲁迅坚决提倡复译，认为“非有复译不可”——
……要击退这些乱译，无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办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需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
看来，不赞成复译，是为了将有限的出版资源用于更需要的翻译选题上，而赞成复译者，是为了使翻译活动在不同的复译本的竞赛中，不断更新，不断提高翻译质量。双方的看法角度不同，各有道理。
“转译”指的是不从原文直接翻译，而是根据原文的某种译本间接翻译，所以有人也称为“间接翻译”（但1920至30年代也有人称转译为“复译”或“重译”，是不科学的）。转译这种形式的翻译，无论古今中外，都出现过。由于转译现象非常普遍，关于转译问题的是是非非，也引起了文学翻译界的关注。从20年代初开始，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就转译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转译与直接翻译的关系、转译的局限性及其特点等，展开了长时间的争鸣和讨论。
首先，关于转译的局限性，人们大都承认转译中或多或少存在对原文的不忠实。郑振铎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小说月报》第12卷3号，1921）中认为：“重译（指转译——引者注）的东西与直接从原文译出的东西相比较，其精切之程度，相差实在很远。无论第一次的翻译与原文如何的相近，如何的不失原意，不失其艺术之美，也无论第二次的译文与第一次的译文如何的相近，如何的不失原意，不失其艺术之美，然而，第二次的译文与原文之间终究是有许多隔膜的。大体的意思固然是不会十分差，然而原文的许多艺术上的好处，已有很重大的损失了。”郑振铎还说：“重译（实指转译——引者注）方法的盛行，确是一件很可伤心的事。因为由此可译表现出中国现在从事文学的人之稀少，与我们文学界的寂寞；从事于文学翻译的只要那一部分的通英语的人，其余通各国文字的人于文学都非常的冷淡，都甘心放弃了他们的介绍的责任……万声寂绝，惟闻晨鸡偶唱，我们实不胜有凄凉、孤独之感！而介绍西洋文学已有数十年之历史，如今犹有‘重译’问题之需讨论，中国人之迟钝麻木，更应该如何的浩叹呢？”
他通过分析论证得出结论：“重译的办法，是如何的不完全而且危险呀！我们译各国文学书，实非直接从原文译出不可。”郑振铎的这些话虽然不免夸张，也不确切，但却点出了转译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学翻译中外语门类的不齐全，而转译实出于迫不得已。梁实秋在《翻译》（《新月》第1卷第10号，1928）一文中，则把转译比喻为搀了水或透了气的酒：“转译究竟是不大好，尤其是转译富有文学意味的书。本来译书的人无论译笔怎样灵活巧妙，和原作相比，总象是搀了水或透了气的酒一般，味道多少变了。若是转译，与原作隔远一层，当然气味容易变得更厉害一些。并且实在也没有转译的必要，国内通希腊、拉丁文的人大概不多，懂俄文、法文的人不见得很少，所以研究英文的人还是多译出几部英文的著作，较为有益些。”1932年梁实秋在《论翻译的一封信》（《新月》第4卷第5期）中批评鲁迅的硬译时，认为鲁迅的译文之所以让人不知所云，主要是因为鲁译浦列汉诺夫所著《艺术论》是从日文转译过来，日文又译自俄文，而俄文又是从英文而来的，“经过了这三道转贩，变了形自是容易有的事”。
转译既然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和不足，那么转译究竟要得要不得？这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郑振铎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中虽然指出了转译的种种不足，但他还是从实际出发，认为：“在现在文学的趣味非常薄弱，文学界的人声非常寂静的时候，又如何能够得到这些直接译原文的人才呢？如欲等他们出来，然后再译，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在现在如欲不与全世界的文学断绝关系，则只有‘慰情胜于无’，勉强用这个不完全而且危险的重译法来译书了。”他还提出了转译的“慎重与精审”原则，谈到了转译的态度和原则方法问题。鲁迅在《论重译》（1934）一文中也认为，理想的翻译应由精通原文的译者直接从原文译出。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转译有其存在的必要。就当时译界的状况而言，“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
1934年，穆木天（1900—1971）发表《论重译及其他》一文，其中说：
在我认为英文程度好的人似应当多译点英美文学作品，不必舍其所长，去其所短。
现在文坛中，需要人大大地作翻译工作。我们作翻译时，须有权变的办法，但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自然要容许、甚至要求间接翻译，但是，我们也要防止那些阻碍真实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翻译本的劣货。而对作品之了解，是翻译时的先决条件。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也是要注意的。能“一劳永逸”时，最好是想“一劳永逸”的办法。无深解的买办式的翻译是不得许可的。
他还说，“有人英文很好，不译英美文学，而去投机取巧地去间接译法国的文学，这是不好的。因为间接翻译，是一种滑头方法。如果不得已时，是可以许可的。但是，避难就易，是不可以的。”此外，梁实秋、蒋光慈也对“转译”发表了鄙薄、挖苦的言论。反对者则认为转译的价值未必就低，况且我们不能在读者急需的情况下坐等直接翻译而一味排斥转译。
穆木天的文章发表后，翻译界就转译问题展开了一场小小的论战。不少人写文章表示不认同他的观点。在穆木天发表文章后的第五天，鲁迅写就了《论重译》一文，认为穆木天的说法与穆氏自己提倡广泛介绍外国文学的主张相矛盾，也容易使人误解。鲁迅分析了直接译和转译的利弊。认为“重译”（即转译）确是比直接译容易。首先，原文中令译者自愧不及和不敢动笔的好处，先由原译者消去了若干部分，重译时“便减少了译者对原文的好处的踌躇”；其次是原文中的难解之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释，而原书上倒未必有，这无疑也为译者提供了许多便利，“但因此，也有直接译错误，间接译却不然的时候”。鲁迅在《再论重译》（1934年7月7日《申报·自由谈》）一文中，同样以务实的态度，再次强调翻译首先要看其本身的质量，而不是直接或间接，以及译者的动机是否“趋时”等。茅盾在《翻译的直接与间接》一文中，指出穆木天的“转译驱走直接译”的说法是错误的。茅盾的看法是：
所以“直接译”或“转译”在此人手不够的时候，大可不必拘泥；主要一点，倒在译者的外国语程度。倘使有人既懂日本文，又懂英文，然而日本文懂得更透彻，那么他要译什么辛可莱的时候，倒不如拿日本译本作底子，较为恰当。穆先生以为“转译”只好限于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因为他们的文字懂的人少），又说“转译”的原译本要有条件的选择，例如译波兰的东西应找德文译本，故此不懂德文的人顶好莫译波兰。穆先生的意见何尝不美，只可惜放在今日，总觉得是持论太高呵！
茅盾与鲁迅一样，主张实事求是，反对唱高调，他说：“现在要使译事发展，只有根据主观的力量，作忠实的试探。高调虽然中听，却会弄到只有议论而无译本。倘使觉得‘转译’充斥，有伤一国文化的体面，那么，饿极了的人终不成为了‘体面’而抵死不啃窝窝头罢？”
1946年，季羡林在《谈翻译》一文中认为，“重译”（季羡林指的转译）是造成一些译本令人看不懂的原因。他说：十几年前，像当时流行的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的书之类，犹如天书，“普通凡人看了就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译者虽然再三声明，希望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据说里面还有好东西，但我宁愿空看一次宝山，再也没有勇气进去了。而且我还怀疑译者自己也不明白，除非他是一个超人。这些天书为什么这样难明白呢？原因很简单，这些书，无论译者写明白不写明白，反正都是从日文译出来的，而日本译者对俄文原文也似乎没有看懂。”不难看出，季羡林所说的“天书”指的显然就是鲁迅的一些译文。这里的结论显然并不确切，因为鲁迅译文难懂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它是转译的。但季羡林的举此例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一切转译。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我们只是反对一切的重译（指转译——引者注）本。科学和哲学的著作不得已时可以重译，但文艺作品则万万不能。也许要有人说，我们在中国普通只能学到英文或日文，从英文或日文转译，也未始不是一个办法。是的，这是一个办法，我承认。但这只是一个懒人的办法。倘若对一个外国的诗人戏剧家或小说家真有兴趣的话，就应该有勇气去学他那一国的语言。倘若连这一点勇气都没有，就应该知趣走开，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不要在这里越俎代庖，鱼目混珠。我们只要有勇气的人。
此前茅盾称穆木天“持论太高”，但季羡林的持论似乎更高。实际上，由于客观的需要，转译者不会“走开”，也不能“走开”。甚至有时候，反对转译的人也染指转译，如梁实秋考虑到当时国内缺少精通拉丁语译者，也通过英语转译了《阿拉伯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等拉丁文著作。郑振铎也根据英文本翻译了泰戈尔的诗集，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转译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所以更多的论者既看到了转译的局限和不足，也意识到了转译的必要。1950年代初，周作人在《翻译四题》（《翻译通报》1951年第2卷第6期）中对“转译”发表了与郑振铎、鲁迅、茅盾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从原则上说，直接译无疑是最理想的，但在事实上不免有些困难。翻译时参看别国译本，间接地加上一点助力，是非常有益的。“我的意见是除了专门绩学之士以外，直接间接混合翻译比较是好办法，直接译固然是理想，弄得不好也会不及间接翻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