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很重视有才学的知识分子，担任内史侍郎的薛道衡就是一位文学家，专门负责起草诏书。隋文帝常说：“薛道衡作文书称我意。”薛道衡在这方面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隋文帝见薛道衡年事已大，便给他晋了爵，并赏赐甚多，薛道衡说自己无功不能受赏，隋文帝说：“尔久劳阶陛，国家大事，皆尔宣行，岂非尔功也。”薛道衡的高超才能和谦逊态度，在朝廷内外赢得很高的威望。后来隋文帝让薛道衡出任检校襄州总管，临去时恋恋不舍，隋文帝也怆然改容曰：“尔光阴晚暮，侍奉诚劳。朕欲令尔将摄，兼抚萌俗，令尔之去，朕犹断一臂。”说完又给他一些赏赐。
隋文帝一向提倡节俭治国，他自己非常勤奋，并且在节俭方面作出表率。隋文帝的衣服破了，补了再穿；日常饮食，只有一个肉菜。六宫嫔妃一律都穿洗过的旧衣，外出也乘旧车轿。隋文帝对太子杨勇很重视节俭教育，一次看到太子的铠甲花纹美丽，便借此教育太子说，腐化奢侈不会长治久安，注意节约才能顺民心，承帝业。并把自己的一套旧衣放在太子那里以为警教。应该说，隋文帝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节俭皇帝，他的节俭在皇帝的历史上是少有的。
隋文帝杨坚还比较关心群众的生活，乘舆外出遇到上表的，便停下来亲自问讯；常派人潜听吏治的得失，人间的疾苦。关中闹饥荒，遣人回奏群众吃豆屑杂糠，便流涕以示群臣，“为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年）”。对阵亡将士必加优赏，并派人慰问其家属。
各项政策都是通过官吏执行的，隋文帝就抓住这个关键问题，大奖良吏，严惩赃官。公元600年，齐州一低级官王伽押70余犯人上京，路上跋涉艰苦，王伽怜悯同情大家，说给大家脱去枷锁，自己去京，约期集合，如不去，我只有替你们去死。到约定日，大家都到了。隋文帝对王枷大加奖扬，又召见犯人，赐宴并宣布免罪，诏令官吏们学习王伽。
隋文帝自己节俭，最恨贪官污吏，所以对他们执法甚严，盗窃边塞军粮一升以上者斩；对完不成赋税征收任务的地方官，武器管理不善的军将，接受礼物的使臣等，都从严治罪。隋文帝对待官吏极严，经常派人侦察，甚至密使人给官吏送贿，一经接受，立即处死。隋文帝的第三子杨俊为秦王，他大造宫室，生活奢侈，隋文帝把他关了禁闭。
严以治官，宽以待民
在隋朝建立初，为了巩固政权，以防止王朝覆灭的历史重演，隋文帝采取了严以待官的措施。隋文帝在使宗亲、亲信把持大权的同时，极力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对朝廷百官、特别是功勋卓着的文武大臣时时保持高度的警惕，对他们的言行密切注意，惟恐他们重复自己的成功之路，颠覆杨家的天下。
隋文帝在建国初期成功地排除了曾对他做皇帝立下汗马功劳、但实际没有治国能力的刘昉、郑译等人，提拔了高颎、苏威、李德林等一批真正能帮他治理国家的人才，在他巩固统治的同时，他所任用的文臣武将都获得了高官勋爵，但他们又引起了他的猜疑。以致或遭杀戮，或被贬谪，他们大部分都没有明显的劣迹，如果说他们有错的话，那就是在政治舞台上风头太盛。
梁睿本是北周旧臣，在征讨王谦时立下大功，时任益州总管。只因他在益州颇得人心，杨坚便怀疑他有发展地方割据的意图。梁睿也深知杨坚怀疑自己，便主动辞去益州总管的职务，到长安去做京官，接受杨坚的直接监督。他的这一做法本是想让杨坚放心，可是，依然没有逃脱被罢免的命运。
虞庆则也是北周旧臣，在安抚突厥和灭齐中曾立大功，颇受杨坚赏识，位至尚书右仆射。公元597年，李贤叛乱，杨坚指名要虞庆则为行军总管。在回师途中，虞庆则曾指着一个地方说：“若在这里有一个合适的人驻守，只要有足够的粮食，便难以攻破。”杨坚便以谋反罪杀死虞庆则。
王世积原是北周官僚，在灭陈时屡建大功，晋位上柱国。王世积亲眼看到许多功臣被杀，深感危机，于是不参与任何政事，每日以饮酒为乐。公元599年，杨坚征辽东，以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回师后王世积被任命为凉州总管。这时，王世积的一个亲信皇甫孝谐犯罪，被官府缉捕，投奔王世积，王世积没有徇情包庇他。皇甫孝谐被捕后，为报复王世积不肯包庇，诬陷王世积谋反，杨坚明知此本为诬陷，还是下令处死了王世积。
高颎是杨坚作为治国之才较早拉拢为心腹的一个。高颎的父亲本是独孤信的部下，被赐姓独孤。杨坚的妻子是独孤信的女儿，这种亲戚关系让两人一直很融洽。杨坚代周，高颎是高参；杨坚做皇帝，高颎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是掌实权协助杨坚治国的第一号人物。政治、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决策，杨坚都依仗于高颎。高颎是杨坚长期依赖的亲信，也是最得力的助手。杨坚对高颎也非常信任，封官职、爵位都到极限，赏赐的财物更是无数。他还把高颎比做镜子，说他可以矫正自己的过失。有人说高颎的坏话，他也一律不听，甚至治告状者的罪。至开皇末期，杨坚对长子杨勇越来越不满意，准备把帝位传给次子杨广，高颎并未领会杨坚的意图，反对废杨勇而立杨广。杨坚为削弱杨勇的力量要从东宫挑选卫士，高颎不同意。因为杨勇的女儿是高颎的儿媳妇，若杨勇即位，高颎则是地位显赫的皇亲国戚。杨坚是以外戚身份谋取帝位的，故对此非常敏感，认为高颎坚持让杨勇做皇太子并为其着想，实是想步自己的后尘。后以王世积之事株连高颎，罢免了他的左仆射职务和上柱国勋衔，贬为平民。
杨坚经常使人四处查访，凡稍有过失者，都要加以重惩。刑部侍郎只因迷信穿红裤子有利于升官，在一次上朝时穿上了它，杨坚把它的含义理解为避邪，上朝穿避邪的衣服显然是把皇帝看成了邪，马上下令推出去杀头。当时任大理寺丞的赵绰提出异议，认为根据法律不该杀头。杨坚说：“你可怜他，难道就不可惜你自己的生命吗？”又有一次，时值某月初一，在上朝时有个别武官的衣服与佩剑穿戴得不整齐，杨坚认为这是对朝廷的不尊。他没有直接向武官问罪，而是责备专管弹劾大臣的御史为什么没有当场对他们提出弹劾，便命令杀掉御史。谏议大夫毛思祖出来劝阻，也被当场杀头。
杨坚虽然对官极严，但是对民众却还是关心的。公元594年，关中地区闹饥荒，杨坚派官员视察灾情，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百姓生活十分艰苦，并把老百姓所吃的混着糠的豆粉给杨坚看。杨坚泪流满面地责备自己无能，对大臣们说：“百姓遇到饥荒，吃的是这种东西，我对不起百姓啊！今后，我不再吃肉、喝酒了。”他真是说到做到，一年内，他酒肉不沾。他开仓放粮，命令城中的兵士不得驱赶饥民。遇见逃荒的人群，自己主动引马避路，退而让之。无论他的做法本意是真是假，但是身为一国之君能够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
开凿运河，沟通南北
运河在唐以前称沟、渠、漕渠、漕河、运渠，宋代始有运河之称，元明以来渐成通称。隋代以前，着名的运河有春秋末吴国开凿的邗沟，战国初魏国开凿的鸿沟，汉武帝时开凿的漕渠和白渠，东汉末曹操所开的白沟，以及六朝时开凿的江南沟。其中除白渠外皆与隋代运河有关，隋朝的运河除利用自然河流外，就是在这些古运河的基础上或循其故道开凿的。
为了进一步控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加强中央集权的领导，巩固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国家，公元584年，隋文帝令宇文恺率水工开凿漕渠，引渭水从大兴向东到达潼关，全长300余里，把京师西安和黄河的漕运连结起来。因渠道经过渭口广通仓下，故名广通渠。广通渠凿成后转运便利。因渠下人民颇受其惠，故又称其为富民渠。公元604年，又改名永通渠。
公元587年，隋文帝下令于扬州开凿山阳渎，以通漕运。山阳渎是一段运河的名称，是沿着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旧道开挖的，即北起山阳，东南流经射阳湖，南至江都东，西折经扬州入长江。
邗沟为春秋时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在江淮间开凿。渠道自今江苏扬州南引江水北过高邮县西，东北拆入射阳湖，再西北至淮安县北入淮。东汉建安初，改凿新道，自今高邮径直往北直达淮安。但魏晋时，淮安以南一段仍须绕道射阳湖。公元587年，隋文帝为准备伐陈，沟通江淮漕运，下令疏浚邗沟。因其北起山阳县境，得名山阳渎，流经射阳湖，南至江都东，西折经扬州入长江。山阳渎沟通了长江与淮河水系，大大便利了交通。后来，经隋炀帝杨广四次修建，终于开通了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南达余杭，贯通南北，全长5000里的大运河全部通航，河中商旅往还，船乘不绝。由于大运河纵贯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五省，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它大大有助于开发大片地区，对发展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中华民族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运河的开挖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隋唐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隋炀帝晚期的残暴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中原各地都燃起了起义的烽火。公元617年5月，太原留守李渊招募兵马，从晋阳起兵，沿汾水河谷南下，直趋关中。同年11月，攻克长安。次年5月，李渊建立唐王朝。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社会高速发展，经济空前繁荣，人民富裕安康，开创了被誉为“贞观之治”的中国封建社会最突出的中兴盛世。之后又出现了“开元之治”。唐玄宗统治后期，除了其个人放弃励精图治、纵情享乐的基本因素外，在政策上也出现了重大失误，以致造成藩镇割据、宦官掌权的局面。自此，唐朝走向衰落。公元907年，极盛一时的唐王朝在黄巢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走下了历史的舞台。
“贞观之治”的主要标志是：
疆域空前广阔。唐朝版图比新中国今天的版图还略大。往东到东海、黄海，往西北到达咸海（今哈萨克斯坦西部），北部边境包括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往东北到达日本海，往西南则到云南、广西，西藏也归属唐王朝领导。
华夏民族空前融合。随着疆域的扩大和华夏各民族的团结统一，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传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推动了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
与世界各国交往空前增多。在国内民族和睦、边境统一安定的局面下，唐朝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京都长安不仅是国内各民族的大都会，也成了世界性的大都会。亚洲、非洲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者、商贾、学者、艺术家和僧侣等，不断来唐朝访问，大批外国商人从陆路或海路来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城市，唐朝廷允许他们长期居住，还可以和中国人通婚。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商品大量销往波斯等亚洲国家，又通过它们销往西方国家。
“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主要是唐王朝统治者经常以隋亡为借鉴，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国方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任用贤能之士，提倡犯颜直谏；严格加强法制，以达天下大治；减轻徭役，倡导节俭；提倡儒学，兴办学校；用兵屯边，加强多民族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