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沙扑面，我只能用这四个字形容我此时此刻所看到的北京。或许，这只是一年之中难得一遇的偶然，然而这却足以让我对这个无数人心向往之的地方失去本来就很淡薄的好感。人们或口罩蒙面，或纱巾裹头，匆匆疾走，浓重的灰尘仿佛挥之不去的梦魇，几乎让我窒息。我从未经历过如此恶劣的天气，即使在我乡下老家也似乎未曾见过如此景象。当然，我也只能像那些陌生人一样，在风沙里行走，而那风沙却好像在我的身体里行走，肆无忌惮，无可阻挡。
五年之前，我来过这里。在天安门前短暂停留，在颐和园里徘徊往复，高高的城墙，好像时空的帷幕，喧哗和寂寞都早已散场，剩下的只是供游人拍照留念的遗迹。而更久之前，它存在于我的想象和母亲的转述里。那是世纪末，母亲来北京打工，她背着沉重的帆布包，混迹在南来北往的人群里，穿梭在各个高校之间，或是大街小巷幽暗的角落，操着安徽某个乡村的方言，兜售海淀区的高考辅导资料或是盗版光碟。我不知道在她的记忆里，“北京”意味着什么，是那些她每天都要辗转几趟的公交车，还是那些把她抓进派出所的便衣们。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在故宫门前照相的中年妇女，我的母亲，没有一丝笑容，她的脸和她身后的明影融为一体。许多年过去了，“北京”——这个遥远而心酸的词——她再没有向我提起。
而现在，我来了，迎接我的不是母亲，而是这十年之后愈加肆虐的风沙。
我像当年的母亲一样，背着包，穿行在人群之中，乍看起来像一个清高的知识分子，其实我很清楚，自己只是一只南方的蚂蚁，或是一撮漂浮的尘土，而迎面走来的那些形色各异的面孔背后，或许也和我有着相似的故乡，雷同的故事。在这样一个广阔的都市，在那些鱗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面前，人越发显得渺小。那些蜗居于京城地下室的“北漂”们，在高楼和高楼之间、喧哗和寂寞之间来回奔跑，在黑暗的潮湿里做着出人头地的美梦，用泪水和心血一点点渗透坚硬如铁的生活。我甚至怀疑他们在这个城里待得越久，离心中的城就会越远，回家的路就会越渺茫。所以，我敬佩这样的生活，却不会真的模仿。我更愿意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享受不快不慢的节奏，进退自如，张弛有度，而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青春被风沙和时光无声无息地掩埋。
文学于我似乎是最后的慰藉，也是对抗自己和时间的一条越来越狭窄的甬道。《北京文学》刚刚刊发了我的一篇散文《纸上还乡》，似乎在一瞬之间我和北京就建立了某种崇高的精神联系，于是，我想去看看它诞生的地方，因为在我心底，它和天安门一样神圣。前门西大街97号，这个准确而模糊的地址将带我去往哪里？
先到达的是前门，一群又一群的游客也刚刚从四面八方到达那里。他们戴着一色的帽子，东张西望地跟在女导游身后，像一群等待过马路的小学生。他们仰望着正阳门高耸的城楼，感叹一番，然后匆匆穿过，走马观花的身影仿佛历史的余烬，一转眼，就不见了。在历史面前，我们都只是游客，从故乡游向他乡，从出生游向死亡，那些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而那些柔软且隐在的东西则会留存在典籍和记忆深处，它们建构起一座城的高度和深度。面对高高的青砖城楼，我禁不住猜想：穿越了风雨浮沉的古老都城，有多少是现代人精心营构的历史想象，又有多少历史的尘埃仿佛破碎的镜子悬置在头顶之上？
我折返身去，寻找西大街，不料却误入大栅栏西街。大同小异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大同小异的纪念商品，像是同一个家族走出的兄弟姐妹。酒店，宾馆，小吃，字画，老字号，新招牌，中国字，英文词，混杂在街道的两旁。这自然也不是我熟悉的故乡的街道。其实，我熟悉的也只是过去的罗岭老街，青石板，白粉墙，黑片瓦，木阁楼，火神庙，日杂店，照相馆，小医院，烧饼，包子，豆腐，如此等，而现在生意兴隆的棋牌室、一茬又一茬的孩子们则是我不熟悉的。熟悉的不可避免地走向陌生，而陌生的却难以再次熟悉，这中间是时空的刻镂，正如我每次的回乡，都仿佛对往事的清洗，那些我熟悉的人因为疾病、车祸或年寿已尽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坟墓，或下落不明，而那些我陌生的人和事物却一个接一个钻出地面，成为新的主宰或标志。我总感觉在我熟悉的那片故土之下还埋藏着我曾经丢下的种子，就好像小时候把吃剩的桃核埋进土里，期待着它有一天会变成一棵结满桃子的树。然而，桃核最终腐烂在泥土里，我这些年的远离也终究无法唤醒它的沉睡。它的沉默让我怀疑并不遥远的过去，正如那些做工粗糙的纪念品总让我疑心自己是否真的身在北京，而这北京之下又究竟埋藏着什么？挫折之后的前行似乎更加顺畅，我顺着风向左右寻找，半小时后，“前门西大街97号”终于出现在眼前。然而，我突然站住了——我心中的“天安门”竟然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区里面！门卫大爷很狐疑地看了看我，找谁，他问。找《北京文学》编辑部，我说。哦，他很快缩回头去。小区不大，似乎只有一个楼洞，我试探着走进去，“编辑部在楼下”，几个蒙着灰尘的字将我指向一楼楼下。满心疑惑地走下楼，昏黄的感应灯映照着斑驳幽暗的台阶和墙壁，那十几级台阶我走得格外小心，格外缓慢，也格外沉重。一抬头，“0楼”赫然在目，编辑部在0楼，《北京文学》在地下室——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楼道的门虚掩着，狭窄的楼道里，听不到任何声音，安静得令人顿生恐惧。如果不是那扇铁门上挂着的“北京文学”标牌，我可能以为这一切只是我错误的幻觉，抑或是谁对外地人故意的捉弄。然而，铁门是确实的，我敲了敲，沉闷的声响，然而没有人应声。我的心再次沉了下去。走出楼道，0楼之下隐约还有灯光，我好奇地往下走，感觉走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迷宫。暗暗的灯光，一段并不长的甬道，一阵刺鼻的气味。我终于明白，我竟然来到了地下公共厕所。甬道里似乎有人居住，晾着几件衣服，我像是一个闯入禁区的不速之客，在小便之后，我慌忙逃离，身后传来一阵不怀好意的犬吠。
走出楼洞，竟感觉身上有微微的汗，而心却分外冰凉，仿佛也跌入了地下室一般。再次走过传达室的时候，我忍不住问，编辑部的编辑们都去了哪里。其时，门卫大爷正就着蚕豆咪着小酒，脸已发红，两眼迷醉地看了看我，吃饭去了，他说。我默默地走出小区，回头再看门牌号，“前门西大街97号”，仿佛一盏很不起眼的路灯，又好像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高高地挂在那里，承受着风沙、黑暗和孤独，我看到它坚定的光芒，却触摸不到它应有的热度。它的身旁是西大街95号，一栋挺气派的大楼，楼顶矗立着四个巨大的汉字“北京文联”。我不知道二者之间的关系。走在西大街上，我的脑海里突然浮出七个字来，“文学在北京之下”，一个比一个大，却一个比一个僬悴。
在离西大街97号不远的一个报刊亭，我买下仅有的两本最新的《北京文学》，它们在一堆花花绿绿的杂志里显得那么另类。我边走边翻看自己五年前的文字，仿佛是在看一个陌生人的陌生的故事。五年前，这篇文章的叙述者，我的外公，还在享受着烟酒、阳光和子孙后代的敬意，而现在，他和先他而去的我的外婆一起长眠在故乡的山上，已经三年。那一刻，在北京扑面的风尘里，我悲欣交集，恍若隔世！等我抬起头来，竟发现了真的天安门，模糊却让我坚信。五年前的夏天我曾在天安门前留下快照，照片上的我比现在的我年轻、质朴，怀揣着忐忑的梦想和希望。我遥遥地望着自己曾站过的那个地方，却不想再次靠近。其实远离也是一种靠近，远离过去的梦，靠近此在的现实，这中间的残酷或许也正如文学、“蚁族”们在北京之下的际遇吧。
如果不是那天下午去鲁迅文学院，我想我的心可能会像蝉蛹一样埋在地下很久。当刘照进、赵瑜、沈念、习习、黄金明等等这些我熟悉的名字和人同时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不得不相信了文学，也相信了鲁迅。鲁迅说，“这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们的魂灵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他们是绰约的，是纯真的，——阿，然而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一觉》）我想我也看到了“这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们的魂灵”，绰约，纯真，可爱，愤怒，虽然也不乏苦恼的“小忧伤”，但却始终坚守着心中的圣土，并积蕴着向上的无限力量。在八里庄南里27号，面对先生的塑像，我的心又慢慢浮出地面。
历经十六个小时的火车颠簸之后，我终于回到家。一岁半的女儿看到我带给她的一个精致漂亮的俄罗斯套娃异常高兴，“这是爸爸在北京买的”，我抱着她说。女儿抱着套娃一本正经地看着我，突然说出话来，不很清晰，然而我听清了，她说的是——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