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又称皇储，储君或皇太子，是我国封建王朝中皇位的继承人。是中国封建时代君主的儿子中被预定继承君位的人。周时天子及诸侯之嫡长子，或称太子，或称世子。秦因之。汉天子号皇帝，故其嫡子称皇太子。金、元时，皇帝之庶子亦称太子，如金有四太子兀术。明以后皇帝之嫡子称皇太子，亲王之嫡子称世子。太子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本人，并且拥有自己的、类似于朝廷的东宫。东宫的官员配置完全仿照朝廷的制度，还拥有一支类似于皇帝禁军的私人卫队“太子诸率”（唐制）。而皇太子的妻妾也如皇帝的妃嫔一样，有正式的封号，如太子妃、良娣、孺人等。
唐朝皇帝对儿子的称呼：亲昵一点可叫小名，平时可叫他的名或者称呼其排行，如九郎之类。皇太子自称：平时还是多用“我”或者“吾”，另外对皇帝或者皇后或者时可用“儿臣”，对下人可用“小王”。太子则常被左右之人称为“郎君”；诸王则被称呼为“王爷”。
宋朝皇帝对儿子的称呼：亲昵一点可叫小名，平时可叫他的名字，加上什么儿之类：如桓儿，构儿等。皇太子与诸王子自称：平时还是多用“我”或者“吾”，另外对皇帝或者皇后或者时可用“儿臣”，对下人可用“小王”。诸王则被称呼为“王爷”。
东宫官制度始建于殷周。《通典·职官·东宫官》载，当时有师、保、太傅、少傅。太傅、少傅“使知君臣父子之道，师教之以事，保则慎其身。”秦汉时，东宫官制度初具规模，属官有太子门大夫、庶子、先马（或作洗马）、舍人；有詹事掌管太子家，设丞，辖太子率更、家令丞、仆、中盾、卫率、厨、厩长丞；还有太子宾客赞相礼仪，规诲过失，但未作为官属。东汉时，太子太傅只管辅导，礼如师，不领官属。太子少傅则因无詹事之设而既要管辅导，又要管理全部太子官属。若未有太子，则设舍人隶于少府，其余皆撤。
晋朝的太傅、少傅总管东宫事。愍怀太子时置六傅，后称三师三少，即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以后历代相承，但人数多少不一。由晋至隋，詹事时省时置，一般均有家令、率更令、仆三卿。隋朝省詹事，设门下坊、典书坊、左右卫等。唐朝除坊局沿隋制外，有太子宾客，詹事府统家令等三寺，左右率等十府。还有东宫图书馆，称崇文馆。宋朝东宫官或以他官兼，或省或置，很不固定。开始有由丞相兼师傅、参政兼太子宾客。始置侍读、侍讲，太子肄业的资善堂亦有翊善等官属。元朝六傅不常设，詹事院或称徽政院、储庆使司、储政院、宫傅府，时置时撤。
皇位嫡长子继承制的历史合理性既然嫡长制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弊端，且又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问题，为什么又能够为历代封建专制王朝所继承，并被奉为“正法”、奉为皇位继承制度的基本形式？
这首先是因为，秦汉以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在先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先秦君主制度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和更高阶段。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动和频繁的、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但它们所导致的文化交流基本上属于华夏备民族内部的同质文化的交流，并未遭到异质文化的大规模冲击与挑战，因而不会打断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过程，使得传统的东西更容易继承和保存。
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度虽然也在“礼崩乐坏”的历史动荡中遭到很大冲击，但其观念和基本原则却以新的形式保存下来。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讲求君尊臣卑的体制，宗法制所体现的嫡长尊卑等级观念，恰恰适应了日趋强化的君主集权运动的客观需要；君主专制制度肯定国家最高权力由一人私有独占，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私”的性格，它似乎比任何政冶制度都强调对政治权力、政治职位的排他性与独占性，而作为西周宗法制度集中体现的嫡长制，则为满足这类需要提供了现成的法宝。
嫡长制之所以被历代专制王朝奉为正法，还因为它比较能够减少争夺皇位的冲突，对于政治秩序的稳定最力有利。在皇帝多妻多子的情况下，除嫡长制之外，选择继承人的可能方式理论上还有“选贤”与兄弟相继。但贤与不贤本身就是一个主观评价的问题，标准不容易把握，实际上等于无标准。而在私有观念深入人心的情况下，采用兄弟相继的方式也缺乏硬性的约束力。因为“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之间常不免有争位之事”，兄终弟及的原则事实上无法抵挡住权力私有欲、独占欲的冲击。只有根据“嫡、长”这些先赋的或“天定”的条件，把皇位继承资格最大限度地限制在一个人身上，才能确立起比较明确的、可操作性的标准，才可能杜绝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较好地避免诸子争立、骨肉相残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绝庶孽之窥箭，塞祸乱之本源”。
对此，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分析说：“盖天丁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后世之用人之以资格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于家天下，立贤之利过于立嫡，人才之用优于资格，而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藉而争之易生，其弊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故衡利后取重，挚害而取轻，而定为立子立嫡之法，以利天下后世。”这一分析是非常精当的。尽管嫡长制也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确实找不到比它更能“息争”的办法，来保怔最高统治权的和平继承。
对干君主专制政体来说，嫡长制虽然不是最好的，却是害处最小的。虽然历史上夺嫡另立的事件屡有发生，但是它毕竟提供了一种正常的或“理想”的皇位继承形式，力皇位的继承过渡提供了起码的规则和依据，使君主专制达到某种无序中的有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皇位继承中内部****的频率。
而历史上西欧各国经常发生旷日持久的工位争夺战，很大程度上就与这些国家的王位继承制度不够严密有关。
在中国的元朝，也由于蒙古旧俗的影响，王位继承制“在汉制和旧俗之间摇摆”，从而未能确立起相对固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导致争夺王位的战乱频频发生。另外，正像人们熟知的那佯，历史上的阿拉伯国家由于缺乏严格的权力继承制度，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现象更为严重。据说，有的人一旦为王，便将其他兄弟全部杀死，甚至被立为王储者不得不将自己关进高墙深宫，直到登基才敢出来。
皇位嫡长子继承制的合法性分析本来，在儒家的理想中，一直把“传贤”奉为臬圭、如《韩诗外传》所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传贤，家以传子。”
把传贤与传子作为区别两种政治境界、即王道（官天下）与帝道（家天下）的主要依据，可见君权继承制度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嫡长制恰恰就是一种家天下的“传子”制，它显然下符合儒家“传贤”的理想。但在事实上，嫡长制却又是得到了儒家肯定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嫡长制本身就是创自周公，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且，周公是本是“先孔予而升”的儒门圣人，孔子一生仰慕周公，在文化制度方面奉周制为正统，一意“从周”。
孔子“克己复礼”中所复之“礼”，当然也包括作为周公改制重要内容的嫡长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宗法制。还有儒家中的公羊学派，更是把嫡长制作为孔子的“王义”、“王心”所托，是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改制创新”的重要内萨容。这样一来，原本是权力私有化的产物，原本是家天下的继承制度，似乎又寄托了儒家的理想，具有了文化上的某种神圣意义，在以儒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中获得了合法性。
那么，这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如何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