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想，城里的售货员咋那么凶呢？如果自己长大了，能当上售货员的话，这辈子就满足了，我一定做一个和蔼地对待顾客的售货员。这样想着时，心里就暗暗下了决心，步子也轻快了，仿佛自己已经是售货员了似的。
头一回从倒醋巷出来，看到一个乡下模样的老汉，提着个小篮篮，在巷子口的树荫下卖樱桃，我就记住了这个老汉。但等我往回走时，死活找不见卖樱桃的人了，看着巷子像又不像，急得我在那里转圈圈。后来大着胆子走进去，脚在走着，心在缩着，直至走到哥哥住的小院门口，缩成一团的心才算放开。哥嫂正等我吃饭，问我到哪里玩去了，咋来这么迟？我只红着脸，不敢说实话。
吃过饭，由哥哥嫂子领着，去市场坑看戏。我知道了一种东西叫冰棍，夏天里的冰，甜甜的，五分钱一个，我为自己能自告奋勇跑到卖冰棍的小房子门口排队买到了冰棍而自豪。市场坑里，到处是人影，是人声。戏场周围全是灯光，五颜六色的，看得人眼都花了。只是奇怪得很，那些城里人为什么不看灯，只在那里说话呢？
城里的女娃娃，穿着裙子、皮凉鞋，男娃娃穿着短袖、半裤，很清爽的样子。听我身后几个男娃娃说话，“xue呢，wai呢”的，想笑又不敢。不知谁说：“戏有啥看头，不如看电视去。”电视？电视是什么？我只知道电影，还不知道电视？我就问哥哥，电视是啥，咱们看电视走。哥哥说咱们没有电视，到哪里看去？我便知道了这电视是个不容易看到的东西，不看也罢了，可心里一定要记住“电视”这个字眼儿。
第二天，我坐着班车回家，这是生平第一次坐上了班车。感觉比坐汽车稳当，只是视野不开阔，少了在汽车上的自由和舒展。一路上，我一直在纳闷：城里的灯泡咋就那么亮？城里的好东西咋就那么多呢？
1980年，我十三岁。
2007.05.04
上学
一这个乳名叫上杨家的村庄，有卧龙山横立村头，一座堡子样的院落，高踞山脊之上，人们叫它庙院。现在是村民祭祀、集会、娱乐的场所，而那时却是我们的村学。村学是上下两个院子，中间二十几个台阶把它们连在一起。上院是我们上课的地方，处在高台上，东面是一排三间简陋的教室，房顶到处开着眼，天晴有阳光透进来，下雨就会漏一地的水，窗户一律用白纸糊成，坐在教室里，有一种外面下雪的感觉。课桌为清一色的泥土台子，糊在上面的报纸大多已磨烂，露出丝丝缕缕的痕迹。西面是老师宿舍，一排两间，和教室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木扇窗子而已。下院要比上院低十多米，是一个不到四百平米的操场，坐北向南，有一座高起的戏楼。
课余，我们时常在戏楼上伸胳膊展腿，打打闹闹，上课铃声一响，便从戏楼上直直地跳下去，几步奔上台阶。
正式上学前，我参加了村学的中午班。所谓中午班，就是在上学的孩子中午回家吃饭时，我们就到校上课。这或许是中国最奇特的班级吧。现在想起来，中午班实际就是识字班，专门给那些过了上学年龄的半大孩子安排的。他们大多已经十多岁了，参加了队上的劳动生产，中午再到村学识字。五六岁的我，混迹其间，大小同学，倒也相安。
中午，散学的铃声响过，正式上学的孩子是一群撂鞭甩出去的小鸟，飞过校门，越过山脊，一路呼哨着回家。而我们，是一群觅食的麻雀，踩着铃声的余音赶来。
中午阳光正好，教室里一片明亮。村上的两位长辈是村学的老师，他们在黑板上写“爸爸”、“妈妈”……点横撇捺，横平竖直，点如桃，撇如刀。我们在老师的指挥下，模仿着老师的腔调，摇头晃脑地读笔画（读如唱）“一撇，一捺……”声音洪亮，朗朗上口，一边读，一边伸出食指，跟着教鞭在空中上下左右地点画。我们是一地雨后疯长的竹笋。
读上几遍后，随着一声“开始写”，孩子们便跑出教室，像蒲公英着了风一样，散落在院子里的几处树荫下——农家孩子，缺笔少纸的，只好在地上写字。我们拿出各种各样自制的“笔”，有木棍的、有石子的、有瓦片的，最好的“笔”莫过于废旧干电池中的碳棒，同学们叫它“铁墨棒”。那时干电池已不稀缺，一般能比较轻松地寻到，一旦得手，便背过大人，用石头砸开，取出碳棒，先在土里用脚使劲蹉几下，再用废纸擦净，然后放在手上来回搓磨，直到光亮为止，一支“铁墨棒”就算做成。用久了，铁墨棒会变得光滑油亮，不管上不上学，都会一直装在衣袋里，随时拿出来看看，宝贝似的，怕弄丢了。更主要的是唤起拥有的得意和快感，也因此弄黑了手，弄脏了衣袋，但我们根本不屑于计较这些。中午班的同学，几乎人人拥有一支铁墨棒，只是大小不同罢了。实在没有弄到铁墨棒的，才用木棍、石子、瓦片写字，那是极个别的。同学劳劳，其时已经十四五岁，不知在哪里弄到一支比大拇指还粗的铁墨棒，那天拿出来写字时，惹得同学们一阵哄笑，接着是一片“啧啧”
称赞声，直让我们眼馋了好几天呢。用铁墨棒写出的字，既黑又亮，再丑，自己看着都是漂亮的。有时写上一坨，站起来，歪着头欣赏一会儿，心里得意得跟吃了蜜一样！
校园的几处树荫下，只见同学们毫无章法地蹲在那里，或面对面，或背对背，各自占着一块地方，一边写，一边唱，“一横嗯”“一撇儿”……顿时，那些高高低低、男男女女的唱书声，在山嘴上空回荡。有时，谁蹲着蹲着，一屁股坐地上了，便引来一阵大笑。有时写着写着，唱书的声音渐渐弱下去，弱下去，及至悄无声息，突然一哄而起，唱书声又此起彼伏，嘈杂纷乱，用老师的话说，像麻雀窝里捣了一担。老师常常用“看谁写得多”来鼓励同学们，我们习惯把“写得多”
理解为“写得长”。老实点的孩子，字写得一板一眼，横是行行，竖是样样，那一坨字也方方正正，显不出长，同学们就说写得少。调皮的孩子，经常弄虚作假，几个字一行，有时甚至一字一行，倒退着写下去，把其他同学撇得远远的，走近一看，其实才一行字。遇上这样的孩子，老师只微微笑一下，绝不会骂的，至多说一句“这家伙”。
中午班的同学，记不大清了。印象中有十多个孩子，最确凿的是劳劳和得弟，那时他们都十几岁了。他们是我的同学。
二正式上学，是1974年。好像是春季开学。大哥用一截约两厘米宽、一尺长的木片做底，用牛皮纸为我糊了一个特别的书包。我就提着这个书包，由大哥领着去报名。牛皮纸书包里，装了一支柱状的、白兔图案的铅笔。一年级的教室是靠南的一间，中间为二年级，靠北是三年级。我在这里读了三年，1976年冬季一结束，就村学毕业，升入公社所在地的中心小学去读高小。记得好像是上二年级吧，学校的课桌换成了高且长的木柴桌，比起中午班时的泥土台子来，老柴桌显然要好得多。但仍然没有桌框，我们便用绳子做筋、秫秫秆做骨，绕着桌子上上下下地网出一个桌框来。有劲的孩子，网得牢且耐用，书放在这样的书框里面，既安全，又温暖。力小的孩子网得松松垮垮，不几天便散了架。同桌间用粉笔在桌子中间画一道不得侵犯的“楚河汉界”，并且因为有意或无意的入侵而打架，那是小孩子们常有的事。
对刚入学的孩子来说，最激动的事莫过于发新书了。老师喊“抱书来”，同学们会一窝蜂地冲出教室，每人抱一摞新书，向教室跑，往往不看脚下路，和对面的人撞个满怀。新书发下来，迫不及待地打开，把书页紧贴在脸上，深吸一口气，让那一股浓浓的墨香直入心肺。闻新书的墨香，至今仍乐此不疲，大概是那时培养的吧。
遗憾的是，不知是墨香变了，还是人变了，反正现在的新书已闻不出那种香味儿了。
一年级第一课拼音字母a、o、e……字母旁边还有“花图图”：张开的嘴巴是a，公鸡对着太阳叫是o，大白鹅是e……另外记忆犹新的是，不知第几册课本上有一篇课文《在泥塑“收租院”里》：“妈妈拉着我的手，往泥塑‘收租院’里走。‘收租院’里有个女孩子，也紧紧拉着她妈妈的手……”插图是一个贫苦的老大娘，背上一个孩子，身旁拉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女孩。还有一篇是《我要读书》，写高玉宝的故事，其中的插图是穿着马甲的地主儿子，手执皮鞭，正在抽打倒在地上的高玉宝，旁边是高玉宝放牧的小猪。这两篇课文成了我三十多年的牵挂，苦苦找寻，2001年终于找到了有收租院的那一本课本，在兰州城隍庙，花五元钱买的，现在是我的珍爱。
小孩子家，懵懵懂懂，喜欢书但不知保护书。通常的情况是，课没上几节，我们就背着老师，躲到教室后面，把书上的插图一律用蜡笔涂成彩色的。一天中午，我们几个正涂得起劲，不知谁说下午老师要检查课本，涂染了的一律要挨教鞭。我们吓坏了，赶紧用指甲把蜡刮掉，刮了一中午，把书都刮破了，结果老师并没有检查，虚惊一场。但书的脸面从此大变，不到学期终了，我的所有课本都拦腰折断，还戏称“把书念成字典了”。
下课了，我们会站得远远的，看老师在宿舍里吃馍。只有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或者成天在地里劳动的农民才吃馍，教书的老师怎么也要吃馍？感到新奇、惊讶，又不可思议，发现新大陆似的奔走相告。于是，同学们齐刷刷地站成一排，好奇地看着老师：“呀！你们看，老师吃馍和我们一个样子呢！”等老师喊一声“看啥呢”，我们又一哄而散，跑得没了踪影。或者，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在校园里没有目的地乱跑，一会儿跑上来，一会儿跑下去。跑着，跑着，哪个男生把哪个女生一头撞翻了，我们就当笑话讲好几天，直讲到那个男生躁了为止。或者，去操场打陀螺。
10084；那种用木头削成、家乡话叫做“脬牛”的，用鞭子的鞭梢缠住“脬牛”，用力一拉，“脬牛”就快速地转起来。或不用鞭梢，而用两手互反着扣住“脬牛”，使劲一搓，并迅速放到地上，“脬牛”借着惯性也能转起来。本事大点的孩子，拿着一个非常大的“脬牛”，我们叫它“脬牛王”，着地的一头尖尖的，上面镶嵌着一粒滚珠，朝上的一面用彩笔画出一道道的圆圈，转动起来就非常好看。这样的“脬牛王”，用绳子做的鞭子是抽不动的，只能用柳树枝抽打。虽然转速不快，但因体大而有劲，任你多少“小脬牛”走马灯般地碰撞，都不能让它倒地。这个时候往往是最热闹的，只见操场上，孩子们这里一堆那里一群，各自吆着自己的“脬牛”，互相碰仗。操场的上空，便喧腾着阵阵热浪，弥漫着鞭梢吆“牛”的“噼噼”声。或者，去校园的后墙根捉一只屎壳螂，孩子们叫它“屎爬牛”，在墨盒里沾上墨汁，用细线的一头拴住“屎爬牛”的后腿，一头绑在用树枝做成的小犁上，然后，手指扶犁，嘴里吆喝着耕田人常喊的话，督促“屎爬牛”在桌子上耕田，爬过的地方，便留下一道道黑色的犁痕。再不，就是等沟底的夯歌飘上来时，我们会爬到学校墙上，看沟底的一群人唱着夯歌打夯。“大家使劲打来嘛哎——哎咳哎咳哎咳哟呀，干完活了就回家呀——哎咳哎咳哎咳哟呀。”那夯歌的歌词是现编的，看到啥就唱啥，内容不无幽默、诙谐，只是调子凄凉难耐，不忍细听。
1976年10月，有四个家伙的名字上了学校的土墙。老师组织了一个秧歌队，说是要到改土的工地上去宣传，我本来是被选中的，而且参加了排练，可到了正式演出时，却因为没有老师要求的白衬衣和皮带，被勒令退出了秧歌队。演出那天，长长的秧歌队统一装束，红旗招展，精神抖擞，前排两人高举毛主席和华主席的画像，还从未见过这么壮观的场面呢。看着他们骄傲地走向工地，我失落得连肠子都要青了。从此后，凡有集体要求的活动，我都会千方百计地参加，绝不因为一些细节问题而留下一辈子的遗憾。
三1984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师范，秋季一开学，就要到外地去了，心情当然非常轻松和愉快。
那一年的夏天，父母格外的忙。除了丢不下的农活外，还要给我准备上学的被褥、衣服和用品。眼看就要开学了，可路费还没有落到地儿，父亲急得转圈儿。那时只要考上中专，就等于成了公家人，不但不再交学费，连吃饭公家都管了，但总得筹些路费和零用钱吧！虽说只有四元的路费（李店到静宁一元三，静宁到平凉两元七），可父亲真的拿不出来。临开学的几天里，父亲一直闷闷不乐，一言不发。当时无法知道父亲的感受，及至自己做了父亲，同样遇到需要一笔钱而自己拿不出来的时候，那种青灰色的心情，使我真正理解了父亲的难处。
一天早上，刚起床，父亲让我跟他去李店赶集。他把一个扁担交到我手上，指着墙角的两筐香蕉梨，说：“担上，到李店卖了。”原来，天一亮父亲就把院子里的梨全摘了，准备拿它变钱。我知道，那梨还没有熟透，这时候去卖，肯定不会有好价钱，可父亲已无它法可想。
到了集上，一担青梨，愣是无人问津。几个上年纪的人老是蹲在那里，一遍遍地翻看，就是不出好价儿。问得急了，几个人索性连声气也不给。日之偏西，集上的人稀拉可数，父亲说，不能担回去，只好贱抖了。“一角七，买不？”话音落处，有人已站起来，二话不说，提起篮子麻利地过秤，一颗一颗小心翼翼地装进手边的蛇皮袋子，用尼龙绳扎好袋口，然后，手伸进内衣，摸出一个牛皮纸折的钱夹来，数出四张一元的，交给父亲。父亲十指捏钱，连数两遍，确认无误后，折好，同样把手伸进内衣。那人在父亲装钱时，手里已捏着几张二指宽的纸条，给了父亲一张，几个人同时伸出手，自取其一，买梨人右手攥着一个粗布旱烟袋，先给父亲，然后依次在几个人的纸条上匀旱烟。等他们卷起烟、掐掉烟蒂，买梨人就用洋火一一为他们点烟。火星明处，几缕灰烟弥漫开来，顿时发出呛人的气味。几个人默不作声，收拾家当，转身离去。父亲站在那里，望着远处又像没望远处地出神，良久，说声“回”，便自顾自走了。徒步来去，往返四十里，回家的路仿佛被拉长了一般。父亲回到家，倒在炕上，蒙头便睡。父亲真的乏了！
上学那天，父亲从牲口棚里拉出老毛驴，套好笼头，绑好铺盖，送我去李店搭车，然后顺便把驴卖掉。那时，成纪河河床很宽，河水很大，午班车一般停在河的东岸，不过河的。时候尚早，我便骑驴过河，放好行李，让驴再自行返回。父亲看我安全地等在河岸上，他便放心地吆驴去卖。谁知那天的班车破了例，车驶过河直到集上去了。半个小时后，班车返回，父亲却坐在车上。原来，他正在牲口市场卖驴，见班车驶来，集上去县城的人蜂拥而上，他见形势不妙，一急之下，丢下驴，上车为我买票占座。看我坐好了，他才卷起裤腿，放心地淌水过河。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的眼睛一阵阵潮湿。就这样，我省下了人生路上的第一笔费用：一元三角钱。到县上后，大嫂又为我联系了一辆拉煤的便车，我又省下了人生路上的第二笔费用：两元七角钱。怀揣这节省下来的四元钱，我踏进了平凉师范校门。
寒假回家，家乡的变化真大：去李店的路不再是羊肠小路，而是宽展展的公路了；家里也拉上了电，结束了煤油灯昏黄的时代。见那头老毛驴依然站在牲口棚里，问父亲，驴不是卖了吗？父亲说，那天他送走我，赶到集上时，老毛驴已经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