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更好的住处,要老房子做什么?放不下的牵挂也会是一种累。对于家园和故乡我素来没有明晰的概念,倒是时常向往异乡。因为我一直缺失漂泊的沧桑。城里与老屋的距离也就12公里,开发区正在逼近老屋。早年本就望得见县城的灯火。每当晚上,南边的天空都很亮,四季的星星比北边少许多,淡许多。而老屋之东,横山直走,望南而尽就是灯火灿烂的县城。老屋在山西,白天我也不能回首,即使爬到楼顶,有树木掩映,也望不见老屋。丘陵地貌,只一些小小的山包即可遮挡望眼。因为近,反而常年不去,当然也没有顿失家园的惆怅。偶尔回去总忘记带钥匙,绕屋一周,在门槛上坐坐,看看日渐残缺的青黑瓦檐,摸摸斑驳的乌黑的门框。
而木门上尽是岁月的灰尘,早年贴门联的糨糊痕迹还在;铁质的镂钮锈迹斑斑,门板上那些刀子的剁痕反而愈来愈显眼。那是年复一年,年节之时放下门板杀猪,屠户们用力剁出来的。那些陈年油脂粘着灰尘的痕迹显得浓重而苍黑。
我更喜欢到屋后的树林走走。屋后神秘阴暗,宁静荒凉。地上落满赭黄的树叶,瘦弱的竹子东倾西斜,而那棵香樟树高已十丈有余了,出类拔萃。这是瓦屋周围最大的一棵树。早年在家,我最乐意管理这片园子了。
我栽树,开心地等这些树长大。有些树本是按照我的想法生长的,星期日我就在阴翳的树林里念书,默想未来,默想一些虚无缥缈的场景故事。我知道这些树木所记忆的我的气息并不比老屋少,甚至更多。但现在树木明显比过去少,而门前几乎没有了树木。
那些树木,它们去哪里了呢?
前些年,我堂嫂有次打电话给我,说一家木材加工厂来村子里买树,大家都卖了,问我屋前屋后的树卖不?要卖,就给两百块钱,一齐砍了。
我不卖。要两百块钱干什么?那些下乡游走的商人总是狡谑地糊弄乡亲,我随便指示一棵成年香樟或者老柏树就不止两百块钱的。两百块钱于我也完全无用,而那些树木倒能寄托我的情感。好多是我亲自栽下的,跟我一起成年,一起茂盛。我心里明白,老屋总有风雨颓倒的一天,但树木却可在风雨里继续。我当然期望,当我也老了,偶尔回家,很远就能够望见自己屋后的老香樟树。正如过去上学回家,不都是先望见村口那几棵老枫树而后才走近老屋,看见池塘,看见燕子,闻见犬吠,闻见鸡鸣的么?
我可能留不住这些树木了。就像老屋会在风霜雨雪里败散,树木也有年龄极限;正如我脚下的树桩,树木因为有用,总被人砍了去。虽然不是我砍伐了它们,也不是我允许砍伐了它们。我们不住这里就守不住这些树木。一个人一旦离开他生活的地方,即使老屋尚在,树木尚在,这个地方却不再属于他了。
祖居又如何?祖居不是你现在的居所。
父亲经常调侃我,说,你的房子比我的好,但我的地盘比你的大。在县城我能拥有多大地方?那是奢谈。但父亲的地盘现在也管不住。我虽无所谓,父亲却耿耿于怀。
那老屋,四间,四面土墙,屋顶青瓦。土墙上粉刷的白石灰多已脱落,裸露了泥土的苍黄,还有倾斜重叠的雨痕。风雨四十余年的老屋已经很脆弱了。这些我都可以接受,但于树木就不能不伤感。我希望它们安静地生长,一直生长。但不能,有用的被人砍伐了去,使我的记忆也随之丧失。或许这里会长出新的树木,但那已不是我的树木了。正如这里曾经可能住着别人,后来我们盖了青瓦的房子,栽了葱茏的树木。但以后呢?我可能不会回来居住了,我的孩子可能也不会。
以后可以看得见。我时常逡巡不忍离去,笑笑。
“父亲的地盘正在缩小。”
且边界愈来愈不清晰,树木故意被砍。如果老屋倒塌,一堆青黑的瓦砾就将掩埋曾经的一切。这里将由别人行走,居住,栽树,拴牛,放养鸡鸭,后来的燕子也不会是我当年的燕子。现在就不是了。或许将来有哪个孩子,是我的族孙,族曾孙,会捡起一块瓦砾思索半天。但他们一定不会记得一个名叫吴忌的人在此有过童年。可能更不会记得我一生豪侠但究竟默默无闻的父亲。
而现在,老屋之后还有一棵高大的香樟树,大约有一抱的胸围。当我流连老屋,抚慰它溜圆的孤独,我希望它永远于斯挺拔,于斯摇曳。至少能坚守得稍稍长久一些,因为那是我读初中时亲手栽下的,那上面已经积存了三十余年的苍翠。
那同样是我的翠绿。
月夜无眠
那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可时间已经不记得了。父亲对我娘说:“他们总有一天会来的,他们肯定要来抄家,已经抄了不少人家了。”
我娘叹着气,暗暗啜泣,“这是什么世道?”
我默默地坐在一旁,他们是谁?来抄什么呢?我有一副玩具铁环,还有一辆木制手推独轮车,这是我大哥做给我的。他们不会要孩子的东西吧?
但我记得月光。
月光如水,宁静得没有波纹。月光还散发着白天的炎热,炕得萤火虫暗淡了又尖又亮的小屁股。村子在月光下,安静得像梦一样。偶尔有狗叫,也是亲切的。那是我们村子里的狗。狗在如水的月光下也安静,像一群熟睡的孩子。它们都在家门前的稻场上趴着乘凉。晚饭后的大人坐在竹凉床上东扯西扯。孩子偶尔会哭,紧接着会有拍蒲扇的声音。我没有听到陌生人走动。只有远处稻田里的水鸟“姑恶姑恶”地唤个不停。
我记得这样的夜。
我是赤着背膀坐在竹凉床上数萤火的孩子。“萤火虫,屁股亮,看个女儿嫁洲上。”洲上很遥远,在江边。我们这儿尽是馒头一样的丘陵。小山隔着了南方的天空,望不到洲上。而洲上的棉花白得像雪。
我母亲没有生个女儿,我是个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的小男孩。别人的姐姐正在唱儿歌。男孩子也唱“张打铁,李打铁,打一把剪刀送姐姐……”她们会编一个蒲团给小弟弟坐,还会扑打这些萤火。我默默地坐在月光下想我的心事,要是村子里的人对我们不好,我们为什么不搬家去洲上呢?我们躲进雪白的棉花地,藏得谁也找不到。
稻田里的水鸟“姑恶姑恶”地诉说。
我想,这是些可怜的水鸟。母亲说,这是一个人家的媳妇,姑嫂关系不好。她死了,就化成了水鸟,整日整夜“姑恶姑恶”地叫。做人要做个好人呐。
水鸟唤得真是伤心,“姑恶姑恶”,让人想哭。我是一个倾听者,倾听流萤与月光,倾听水鸟伤心的倾诉。还倾听一些陌生人的脚步声。他们会在什么时候来抄我的家呢?我的独轮车就靠在门后边。
在这样的夜晚,我父亲的声音也很明亮,他在村子里是一个故事的复述者。这几天他总是坐得很晚,故事说得特别多。故事又古又老,村子里男女老少都听着,发出惊奇的叹息和欢乐的笑声。我知道孙猴子很会翻筋斗,武松很会喝酒,还能打老虎,薛云贵有九牛二虎之力,姜子牙钓鱼不用鱼钓……
月光如水,拍蒲扇的声音时起时落,偶尔的云朵掩着月光,那些拖着舌头的狗突然叫两声,又突然停住。
是抄家的人来了吗?村子宁静得像月光一样,只有那只水鸟,还在“姑恶姑恶,姑恶姑恶”地叫着。
水鸟在骂人。
月光愈来愈白。竹凉床上的凉意浸人了我的眼睛。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呢?我听到了纷至沓来的脚步声,狗叫着,木门“吱呀”地开了。
醒来的时候,我睡在家里的床上,夏布蚊帐隔着床头如豆的煤油灯。
我被父亲叫起来,“来客了,起来。”
父亲并没有将我放下,没让我穿上布鞋。父亲将我抱到堂屋,堂屋里也点着如豆的煤油灯。一屋子人,有的坐,有的站。门外还有不少人,门外的月光斜照着那些高高低低的人头,那些恍恍惚惚的人脸。
我明白,抄家的人终于来了。
我坐在父亲怀里,还是一个人让出的板凳头。我认识这个人,是我的堂兄,刚才还在一起乘凉听故事。还有几个人我也认识,都是村子里的。
没什么人说话。母亲在灶房烧火,锅里冒着咕嘟咕嘟的水汽。是烧茶还是做饭?这么晚来的是什么客?抄家让我有些害怕,但村子里人不少,我不怕他们。
“你们是来抄家吗?”我半睡半醒,我问一个年纪大的堂兄。我吃过他逮的黄花蛇。
父亲叫我别吵,“来的都是客。”我想是如水的月光照着路,他们才来的吧?他们听见“姑恶姑恶”的水鸟叫了吗?
一些人去了我母亲睡觉的卧房,我听见翻箱倒柜的声音。有人用锄头挖地,咚!咚!咚!房子都震动了,桌上的茶碗叮叮地响。有两种声音让我害怕,一种是米瓮破裂的声音,另一种是蚊帐被久久地撕……我恐惧极了。
另一些人搭梯子上了阁楼,翻着楼上的干柴。柴屑像树叶一样落下来。站在楼下的人纷纷躲避。更多的人退到门外的月亮地里。父亲说了一句话,“小心火烛。”
两只红漆木箱被抬到了堂屋里,几件旧衣抖在地上。我临帖的一方巨大的砚台被放在八仙桌上,还有一本线装王羲之的字帖。一册《毛主席诗词》也横在灯下。但没有人看,我知道村子里的那几个人都不认得字。
我母亲被叫到堂屋里,有人用一根木棍戳灶膛里的灰。一块砖头被撬了出来。烧茶水的余火映照着那人的脸,一些柴灰扑在他的脸上,红一块,黑一块,像马戏团里的小丑。
猪在隔壁哼哼,听得出气势汹汹,那头大猪还在嗒嘴。我想肯定就是平时我打它,它怒目而视的样子。谁去惹一头猪呢?也要抄猪的家吗?猪凶起来会咬人的。我听见一声尖利的嚎叫,是猪。然后传来哐当的关木门的声音。
有人在门外骂我家的猪。
门外的月光忽然暗了下来,闪过一片微暗的云朵。但月光还在门外,比屋里的灯光还要亮。我望见那棵泡桐的树冠上有风,摇着微暗的夜色。
我很想出去。屋里吵人。我宁愿去听水鸟的“姑恶姑恶”的叫声。
那个化成水鸟的媳妇让我伤心。
铁器互相撞击着,农具,铁叉,菜刀都丢在一起,在堂屋的地上,横七竖八。我滚铁环的铁圈,独轮小木车也在那里躺着。我要蹿下去了,这是我的东西。但父亲用力搂着我,怕我丢了似的。
如豆的灯光让我睁不开眼,我几乎要睡过去了。我能感觉月光轻柔的照抚,我可能真睡过去了。煤油灯还是像黄豆一样,跳来跳去。有人提着很亮的马灯,还有打手电筒的人。他们在房子里四处寻找,挖地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咚,咚,咚!
“他们挖地干什么?”
“他们要挖地。你爷爷可能埋着金子银子或者炸弹手枪。”父亲嘴角上带着一种奇怪的笑。
那个坐在桌边的人,是一个不戴袖章的人,但戴着帽子。我怀疑他是癞瘌头。他手上拿着一支圆珠笔,在一个小本子上写字,一点也不好看,歪歪斜斜的,总共写了五行。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目光有些发白。他在抽纸烟。
当他把头伸到煤油灯上点火的时候,他的头就印在山墙上,忽然大了起来。开始凑过去的时候,像我坐的蒲团,像挑谷的箩筐,像簸箕,像大晒筐,后来整个山墙上就只有他一个头了。我笑起来。他每抽一次烟,我就笑一次。
没有人大声说话,我笑的时候,许多人都看着我发愣。我一点睡意都没有。我家里从未来过这么多人。我母亲一锅一锅地烧茶。我笑的时候,有个人忽然吼起来,像那只“姑恶姑恶”的水鸟。他不许我笑。我看这个人的时候,就笑得更厉害了……
他只有半边脸,声音尖得像一只猫。
我认识他,是前屋的,汽油烧了他另一边脸,他偷过公社的汽油,孩子们都知道。我平时跟其他孩子一起在背后起哄,把他叫狗面狐狸。他的脸很像一只狗的下巴。
另一个人跑前跑后,扯着一副公鸭嗓子,叫人挖地,上楼,掀瓦,移米瓮,掀床上的被子,摸门楣下的洞,移动碗柜,移尿桶,报农具和铁器的名字、数量,父亲的五块钱,三尺布票,八两粮票,我奶奶的纺线车,榆木拐杖,我哥的泥刀,尺子,一只香炉,我的砚台,毛笔,书……
这个人也是前村的,我也认识,他女儿常跟我们一起玩,一个好玩的胖丫头,还有鼻涕,但一吸,就回去了。
父亲抱着我整整一夜了。我的屁股上粘着父亲的汗。他时常换姿势,肯定坐难了。我想下地,去门外的稻场。那里多凉快啊,月光如水,萤火在远处闪烁,水鸟唱着“姑恶姑恶”的歌。
父亲止住我。他不怎么说话,只连连请人喝茶。有人一趟一趟地出去,我听见他们在稻场边撒尿的浙沥声。还有人把哈欠打得“喔嗬嗬”
地响。
我哥哥在给人倒水,他一夜都抱个热水瓶。他给人倒水的时候,就盯着这些人手臂上的红袖章。我听见他一个个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他的手有些发抖,但鼓着的腮帮子,就像一只田头的大青蛙。不,像菜园里的癞蛤蟆,鼓着一腮帮子气。
我奶奶住在灶台后的木床上。她八十多岁了,耳朵很有些聋。她一夜都在骂人,但也没人去理会她。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去翻了她的床,她床头有一罐冰糖,奶奶自己吃的时候,每天都会给我一小块。
我看见那个抽纸烟的人打了三个哈欠,他的头又在墙上放皮影戏。他对父亲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知道,你从来就不是个好人……”
父亲点着头,一脸的微笑。他愈来愈紧地搂着我,仿佛只有我是一个宝贝,还忽左忽右地晃,好让我舒服。
“我没出过村子,天天跟大家在一起。你们要我的农具吗?”
这些人终于要走了。没有人说话,门外的狗也不叫了,只有远处的水鸟还在“姑恶姑恶”地倾诉。抽纸烟的人一样样点着该带走的东西。他说,“我们要深人彻底地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又说:“农具留下吧。”
我听见叮叮当当的声音。这些人蜂拥而出,退到了月亮地里。
我看见一个人带走了铁叉、砍刀;他低着头,很迅速地出了门。一个人带走了那只银灰的香炉,还用上衣摆遮着。两个人抬走了一只木箱,他们背对着我的母亲。
抽纸烟的人特别叮嘱,“把那只歙砚还有毛笔带走,读了几天破书,有什么了不起!社员同志们,他可能写反标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看见半边脸的狗面狐狸,拿走了我的字帖和书。他一脸的阴气,像故事里的鬼怪。一个堂兄拿走了我滚铁环的铁圈和小木车,他先把东西移到门外,又空手回来了一次,他扫了我一眼,又空着手出去,但很快一闪,就进了月亮地。他儿子白天还借着玩。
人走光了的时候,我父亲说:“都去睡吧,门还开着,门有什么用呢?”
门外的月光如水,像潮湿的笑容。
父亲送这些人走的时候,脸上也是这样潮湿的笑容。母亲还在灶房里哭泣。她的眼睛有些肿,像两只紫色的小茄子。我奶奶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在骂人。我听出来了,是骂我父亲,跟今晚的抄家不是一码事。
但我一直挂念她的冰糖。
“睡什么呢?床都拆了!地上翻得可以种菜了!”我哥在收拾倒在地上的东西。
“哎,抄什么家呢?我早就已经家徒四壁了!”这是父亲的叹息。
父亲把我抱到竹凉床上,在我的肚子上搭了一件破衬衫。
母亲在找她的菜刀,有人把她的菜刀也抄走了,“我还能杀人?”
“真能杀人,就没有人敢抄你的家了!”这依旧是父亲的安慰声。
我在朦朦胧胧中感觉到一丝战栗,一只蚊子叮在我的后背上,有些痒,但我挠不上。
而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很急的狗吠声。
“又回来了吗?”我问我哥。
“不会,菜刀都没有了!”
我问我父亲:“这就是抄家吗?都是些同村的人啊。”
父亲没有回答我,他把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背后,轻轻地拍。那节奏,跟一只水鸟的叫唤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