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筹吹响了“新自由主义”
反对政府干预的新号角
——从经济学发展历史看众筹
众筹的解放，究其根源是来自于人的解放。而提起人的解放，就不得不从几百年前的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谈起。
现代欧洲是发达、文明、富裕的代名词，可几百年前的欧洲，则完全是一个“人间地狱”。公元476年，蛮族的入侵和定居引起了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代表的欧洲古典文明几乎完全被毁灭，欧洲大陆从此进入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时期。
在“黑暗中世纪”时期，基督教主宰了一切，基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原罪”），人来到世上是要赎罪、等待末日审判的，至于什么情感、智慧、自由、尊严……统统靠边站。在同时期的大明王朝，跟皇上唱反调是会被当众脱掉裤子打板子的。而在欧洲，与教皇观点不一致，甚至会被“点天灯”，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就是因为力挺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这种暗无天日的中世纪，与灿烂的现代文明自然是格格不入的。
谈起欧洲的近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一本奇书。1298年，马可·波罗在狱中创作了《马可·波罗游记》，书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描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马可·波罗游记》引来了大量“粉丝”，其中就包括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等众多的航海家。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新的曙光，带领欧洲迈进了大航海的新时代。
随着视野的开阔，人们的思想也变得开放起来。他们渐渐知道了地球是圆的，人是猿猴变的；他们也逐渐认识到，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天主教原有的禁欲主义那套说教已不能再“忽悠”大家了。在新型商品经济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要求变革，追求新生活，那些饱含着对人类现实生活强烈关怀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深深吸引着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乐于从古典文化的思想宝库中寻找自我解放的旗帜。于是，一场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形式，意在鼓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对人文精神的回归和对人性的解放。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从肯定人的欲望和歌颂自然的人性开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出现的“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都用自己的文学作品谱写、奏响了人性的赞歌。英国伟大的戏剧作家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高潮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莎翁的作品以优雅流畅的语言、丰富细腻的情感、隽永深刻的哲理刻画了复杂的人类内心世界，歌颂了人间的仁爱和友谊，提升了人性的高尚与尊严。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中国正处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其成名作《万历十五年》中所记述的那个时代，正是从那时起，东西方文明开始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两条发展道路：欧洲大踏步迈向自由民主与市场开放，古老的天朝上国却在封建专制与闭关锁国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它起源于西方民族对思想自由的新要求，是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如果说文艺复兴是对神权的挑战，那么，启蒙运动就是对封建君主的挑战和对专制制度的宣战。在启蒙思想的指引下，欧洲出现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欧洲近代国家，甚至催生了美国这个新兴国家。
就在大西洋东岸掀起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浪潮时，在太平洋西岸，顺治爷的子孙还在大兴“文字狱”。这边厢，文人雅士随便吟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都会被皇帝砍了脑袋；而那边厢，查理一世、路易十六这些专制暴君却被人民砍了脑袋。唉，这同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境遇咋就相差这么大呢？！
启蒙运动最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它给欧洲带来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更在于它是对人性本身的一种彻底解放。正是由于启蒙运动对人身体和思想的双重解放，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才得到了全面解放。
1776年，无论是对经济学史来说还是对人类革命史来说，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年。3月9日，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从而让经济学正式成为一门社会学科，也因此成就了他经济学开山鼻祖的地位。
亚当·斯密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是从弄清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这个复杂问题入手的，并获得重大发现，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也叫自由市场机制），也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
《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出版的1776年，也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亚当·斯密是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本书的，此时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从这个意义上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更像是一篇经济学上的《独立宣言》。
200年前的启蒙运动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础，它的核心是“人的解放”。作为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将经济自由视作解放人类的一个重要手段，他强调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以此对抗封建统治的等级观念，自由市场的前提，即是每位公民的地位平等。因此也可以说，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关注“人的解放”的启蒙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位伟大的市场预言者。
在其后的100多年里，正是在亚当·斯密所说的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下，世界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西方主要国家完成了工业化，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从此被奉为圭臬，直到1929年那个恐怖时刻的到来。
1929年10月24日的那个“黑色星期四”，在经历10年的大牛市后，美国金融市场崩溃了，股票市场一夜之间从巅峰跌入深渊，道琼斯工业指数从363点跌至1932年7月的4056点，缩水高达89%，美国的失业率从3%升至25%，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拉开了大幕，此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经济进入了长达10年的大萧条时期。
大萧条重创了世界经济，也动摇了人们对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念，于是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政策和理念应运而生。在国家干预政策方面，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即臭名昭著的“纳粹”）以及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通过“后门”交易登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从那时起，魏玛共和国正式灭亡，整个德国被绑到了希特勒的战车上。同样是在1933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3月4日在早春的寒风中，罗斯福总统发表了20分钟的讲演：“我相信，唯一让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个国家现在需要行动，现在就开始的行动。”一场被称为“罗斯福新政”的救赎开始了。
德国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果，没有给德国带来安定与繁荣，反而给世界带来了战争与灾难。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帮助美国经济走上复苏之路的，恰恰是希特勒发动这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战争需求，而不是政府干预主义者所推崇的“罗斯福新政”。
在经济学理论领域，凯恩斯以革命者的姿态粉墨登场，他要革的自然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命。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中，当社会总需求不足时，市场自身是无法调节的，这时，只有政府出面干预，才能弥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使经济重新恢复增长。一时间，凯恩斯似乎已经找到了医治市场失灵的灵丹妙药，那就是政府干预。在世界经济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逐渐取代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了经济学的统治地位，那些曾经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亚当·斯密的忠实弟子，纷纷转投凯恩斯的门下，摇身一变成了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虔诚信徒。当年的“解放者”亚当·斯密，一下子被“造反派”凯恩斯“抢班夺权”了。
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经济自由主义者日渐式微，但他们仍未放弃对经济自由的坚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哈耶克。这位奥地利人的后裔，在国家干预主义大行其道的日子里，就像一位堂吉诃德式的孤独骑士，举着自由主义的长矛，只身对抗“凯恩斯主义”这架巨大的风车。
哈耶克相信市场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他坚决反对政府包揽一切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体制，他将对计划经济的深刻剖析，浓缩在其不朽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并预言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走向奴役与失败的历史宿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终究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世界经济在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幸福时光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就已疲态尽显了，而一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便一头扎进大滞胀的泥沼而无法自拔。经济运行的实践证明，凯恩斯所谓医治市场失灵的“灵丹妙药”，本质上不过是一粒治标不治本且有着巨大副作用的“伟哥”，想仅仅依靠国家干预让世界经济保持繁荣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在“凯恩斯主义”走入死胡同的同时，经济自由主义者又重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衣钵，并进一步发展了自由主义的思想与理论。新一代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高举“新自由主义”的大旗，以“货币主义”为武器，将被“凯恩斯主义”绑架了几十年的世界经济重新解放出来。
弗里德曼做好了“新自由主义”的曲谱，而在世界政治经济的舞台上，新自由主义的宏大交响乐，则是由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三位高超的艺术家联合演奏的。
被“新自由主义”解放出来的世界经济，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美国硅谷成了新一轮经济周期中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IT革命引领美国步入一个以高增长、低通胀为特征的梦幻般的“新经济时代”，使人类文明成功实现了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跨越。
新千年到来后，随着美国经济的萎靡不振，美联储的掌门人格林斯潘借尸还魂，重新举起“凯恩斯主义”的大旗，大开印钞机刺激经济。其继任者，那个绰号为“直升机本”的家伙，更是打开了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潘多拉魔盒，一时间，大量廉价美元被注入世界经济本已孱弱的机体，这非但没能使经济复苏，反而造成了世界经济的浮肿与虚胖，各种五光十色的资产泡沫充斥在世界经济体中，整个世界经济早已被以美联储为核心的各国货币当局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绑架了。当世界经济在大量廉价货币的海洋中迷茫与沉沦时，时代迫切呼唤新自由主义的归来，世界经济期待着新的解放者……
新的解放者是谁？恐怕我们现在还无法给出准确答案。直到我们欣喜地看到，2013年，众筹模式闪亮登场；2014年，众筹模式席卷全球。而众筹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它集消费、投资、体验、社交等众多功能于一身，将人们的生产、消费、投资等行为从诸多的政府管制与行政干预中解放出来，是新自由主义的一次重要实践，它将使人们重新思考自由与管制的关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现在我们还不敢断言，众筹模式是否能颠覆传统的金融体制，乃至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它至少是一次勇敢挑战和大胆尝试。
200多年前，当人们在哈得孙河边第一次看到蒸汽机轮船那庞大笨拙的躯体，并将之讥笑为“富尔顿的蠢货”时，谁又能想到，蒸汽机对后来人类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巨大颠覆性力量！
100多年前，当人们对闪电畏之如虎时，谁又能想到，电力会成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渗透到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每个角落！
现如今，当很多人还在对众筹模式表示犹豫和怀疑时，多年以后谁又能想到，可能我们今天正在亲身开创一段历史，缔造一个传奇呢？！
经营权众筹开辟了一片企业融资和
个人投资的新蓝海
——从金融业发展历史看众筹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金融业也不例外。
说起金融业的分分合合，这里面的跌宕起伏、曲折婉转、明枪暗箭、龙争虎斗，比起小说《三国演义》来，不知还要热闹和精彩多少倍！
提到金融业的发展历程，我们仍然绕不开发生在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由于交通工具和生产技术的限制，人类的活动范围只有周边的一亩三分地，商业贸易活动还处于十分初级的水平，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金融需求。而发生在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大大缩短了人们之间原有的时空距离，跨国贸易、债权债务清算以及资本转移等活动不仅演绎出了初始形态的金融现象，而且从一开始就包涵着有关国际金融纷争与协调的跌宕起伏。
新航线的开拓者，主要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但现代金融业者开创的桂冠却戴在了荷兰人的头顶上。荷兰的面积仅相当于两个半北京，直到今天，荷兰仍然有1/3的土地位于海平面以下。就是这样一个蛮荒之地，在400多年前，也就是17世纪的时候，却是整个世界的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区。一个人口仅有150万的国家，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几乎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被马克思称为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
大海总是在最平静的地方掀起波涛，历史像大海一样，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创造奇迹。荷兰人创造奇迹的故事，是从银白色的鲱鱼开始的。借助鲱鱼，荷兰人开始了他们的商旅生涯，由捕鱼的传统产生了海上贸易的传统。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也为荷兰提供了成就商业帝国的历史机遇。在利润丰厚的海上贸易中，荷兰商人为应对英格兰商人强有力的挑战，他们设计了一种造价更加低廉的船只。在距今500多年前的16世纪末，荷兰人几乎垄断了欧洲的海运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荷兰人就靠着这种船赢得了享誉世界的“海上马车夫”称号。
1602年，在共和国大会议长奥登巴恩威尔的主导下，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是第一个联合的股份公司，为了融资他们发行了股票（不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股票），人们来到公司的办公室在账本上记下自己借出的钱，公司承诺给这些钱分红，这就是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筹集资金的方法。他们筹集了650万的资金，用这些钱建立了公司，通过向全社会融资的方式，将社会分散的财富变成对外扩张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