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匮之盟后世学者多有存疑,譬如宋史学家邓广铭、张荫麟等论证金匮之盟为虚构的产物,即便有,也存在诸多漏洞。按照金匮之盟的说法,不要传位给幼主,赵匡胤驾崩时,燕王赵德昭春秋正盛,年富力强,二十多岁了,完全有能力继承帝位。金匮之盟的真伪不是重点,重点是赵光义通过这场政治秀达到了平衡舆论的目的,解释了继承帝位的合法性。赵普因此立一等功一次,不久后再次拜相。这则小故事说明赵光义从最开始就深谙演戏的强大作用,当然他最擅长的演技是假装糊涂。宋太宗赵光义在提拔吕端为相时,同僚说吕端糊涂不可胜任,赵光义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足见“糊涂”
是官场重要处事准则,也是领导高官必须具备的演技之一,这方面宋太宗做得技高一筹。
宋太宗初嗣位,就想该通过什么让朝野内外震服,这种服气不单纯是利益关系,而是那种打心眼里明白新上来的领导不好糊弄。正巧开封街头有一恶丐,非常讨人厌的那种,要钱不给就站人家门前破口大骂,啥难听骂啥。某天恶丐出来工作,站在一店前开展要钱业务。店老板态度非常好,笑脸相迎,也服软了,说店小利薄,今天还没开张呢,没有先往外送钱的道理,不吉利。恶丐不依不饶,不给老子钱就骂,摆出一副臭无赖的嘴脸,不拿钱了事甭想开张。恶丐这一闹腾,引得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前来围观,正当这时人群中闪出一条大汉,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寒光一闪,恶丐人头落地。就在大家惊诧间,大汉扔下刀,转瞬消失。发生了命案,开封府开始抓捕,由于行动缓慢,没抓到。赵光义询问抓捕犯罪嫌疑人之事,开封府尹只得说正在追查。由于皇帝给的压力,案件很快破获,开封府上报称“案犯已擒,实为店主怒杀恶丐”。赵光义就问真的审完了吗?府尹非常肯定地说案件已然破获。赵光义把刀鞘往地上一扔,当着府尹的面把凶器往刀鞘里一插,严丝合缝。开封府尹顿时慌了,敢情这是皇帝自导自演的一场戏。赵光义沉声说,就你们这么办案,岂非要枉杀无辜(《铁围山丛谈》)。
皇帝导演的杀恶丐,旨在警告群臣不要欺上瞒下。这场戏有着很深的政治目的,一来让群臣认识到了新帝的洞察秋毫,二来传递给文武百官一个信号,新上来的皇帝不糊涂,以后做事别玩手段。这幕街头剧与赵光义金匮之盟的政治秀相比,无论在难度、技术、参演人员等诸多方面相去甚远,但是达到了敲山震虎的政治目的。作为领导者必须懂得如何去导演一场戏,明白演技的重要性。有时候需要亲力亲为,有时候甚至要扮演客串,哪怕演个冤大头,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演什么无所谓。
《丁晋公谈录》记载,宋太宗执政时后宫管理较为混乱,宫女经常私自翻墙外出,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有个倒霉的宫女翻墙外出时被逮住了,宋太宗犹豫不决,到底杀还是不杀?皇宫门卫一个叫刘承规的说此人不可留,官家若放了她,便是纵容宫女,所以必杀之,容臣取其心肝来。赵光义深以为然。不一会儿,刘承规取来了一副心肝,众宫女见状吓得大哭,自此宫内纪律肃然。刘承规因此升为皇城司,宫廷保安队大队长。刘承规在太祖朝为黄门小底,一名普通的皇宫门卫,宫里人都管他叫刘七,地位低下,身份卑微,他们经常有杂活,比如数珍珠,由侍帝的高级宫女看着,别的黄门小底趁宫女如厕的工夫顺一颗藏于衣带间,但是刘承规没干过。他心眼比较好使,太宗时宫廷纪律出现了问题,恰好有这么个机会,于是他演了一把。刘承规取的是一副猪的心肝,把那名犯错宫女安排在尼姑庵,事后送出,远嫁他乡。
刘承规与宋太宗两人其实都在演戏,彼此心照不宣罢了,刘承规假戏真做明着演,赵光义真戏假作虚着演。刘承规通过“欺骗”皇帝和众宫女,以不伤人为原则,彻底整肃宫廷纪律问题。无论出发点和目的都是好的,这种方法达到了比较满意的效果。要知道赵光义行伍出身,上过战场杀过人的主儿,如果连人与猪的心肝脾肺都分不清楚,这些年的刀光剑影算是白混了。另外,在刘承规建议的时候,赵光义完全可以把那名犯错的宫女当着所有宫女的面当众尸解,那样效果将会更为震撼,则不需要刘承规多此一举了。之所以赵光义不点透,甘当冤大头,全因为他与刘承规君臣配合演了双簧,目的是解决宫廷纪律的实质性问题。由此可见,领导演什么不重要,配合演出能否解决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
宋太宗在与大臣相处时,体现的领导艺术特征也是装糊涂。看来每位皇帝的领导方式皆有独门绝技,并且做得到位,演得逼真。宋太祖好吓唬人,宋太宗好装糊涂,宋真宗和宋仁宗好哭,动不动就哭一场。且说宋太宗有一次与孔守正、王荣两位大臣在御花园饮酒。孔、王两人陪着陪着喝多了,一喝高嘴巴没把门的,这是很多嗜酒如命的人的通病。喝多了的二人因为争谁的功劳大,专注这件事,忘了皇帝在身边,把老板冷落一旁。赵光义独自吃酒,看着两个醉鬼一争高低,直到两人喝醉了才把他们送回府邸。
当时有人看不惯,对赵光义建言,两人大不敬,太不像话了,当治其罪。赵光义笑而不答。孔、王两人醒酒后怕,也不知道喝多了说了什么话,酒后失态是肯定的了。哥俩一合计赶紧去请罪吧,甭等着领导发话,届时可就被动了。两位一喝高装大爷的主儿前来请罪,吓得脸色铁青,冷汗噼里啪啦往下淌。赵光义故作惊讶,你们两个莫名其妙地请什么罪?孔、王两人说昨天酒壮怂人胆,酒后失德,对不起皇上的招待。赵光义恍然大悟地说,昨晚我也喝多了,到底发生了啥事儿?
孔、王两人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既惊又怕又欣慰,以他们两人的聪明程度能不明白赵光义在演戏吗?当然清楚。赵光义这么演的高明之处在于,喝酒人谁没有五马长枪的时候,那不算数,跟酒鬼掰扯根本掰扯不清楚。虽是君臣,酒桌上就是朋友,朋友之间喝点小酒,谁吼两嗓子骂两句无关痛痒,没必要深究。酒醒后他们才是君臣,这时候则需要体现出领导艺术。赵光义的处理恰到好处,这事就算过去了,咱们心照不宣,下次你们长点记性就行了,话没必要说得那么透彻,点到为止,君臣欢乐。有了这么一次经验教训,相信孔、王两位大臣在下次宴会上必然多长个心眼,换谁也不会冒冒失失的了。毕竟只有脑袋在,才会有酒喝。
3.“同喜同悲”、“喜怒有度”的神奇力量
两宋国祚319年,历18帝,平均年龄44.8岁,平均执政时间为18.5年。宋仁宗不是最长寿的,但他是两宋执政时间最长的,42年,当然这其中大概10年是垂帘听政。《宋史》对宋仁宗评价非常高,赞曰:“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庭,或跣立殿下。”宋仁宗是个勤劳仁德之君,他执政阶段被称为“仁宗盛治”,在宋人眼里它是两宋的黄金阶段,甚至远远超过了唐代的“贞观之治”。在经济、民生、文化、国力等诸多方面,国土面积仅仅拥有之前盛世王朝一部分的宋朝,的确远远超过拥有一千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唐王朝,唯独在军事上疲软。相对其他君主,宋仁宗是难得一见的好领导,他执政时期国际上事儿很多,但国内和谐无事,没有发生过宫廷政变及大规模民间起义等情况。
宋仁宗刚上位时,给朝臣们烙下了一位仁德之君的形象,主要表现在孝道上。《孙公谈圃》记载,宋仁宗每次到了先皇真宗祭日时,总要痛哭流涕,愈到晚年愈发严重。群臣一劝说,宋仁宗更来劲了,当着大伙的面毫无忌讳地恸哭,到了“其声甚哀”能够感染到他人的境界。自从汉代确立儒家思想为主流地位以来,中国诸多道德观源自儒家,排在第一位的是“孝”,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孝道在汉代特别受官方及民间的重视,是考察官员道德水平的重要一条。汉代皇帝的庙号最能说明问题,每位皇帝庙号前面都有个“孝”字,如世宗刘彻,庙号孝武皇帝,习惯上叫汉武帝。到了晋代也如此,李密在《陈情表》中有“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晋武帝准许李密辞免太子洗马一职。孝道是我们的传统美德,直到现在也是,这条专属于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将会一直延续下去。它也是考察公务员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何况作为帝国最高领导的皇帝,必须以身作则。
宋仁宗睹物思人也好,或者真情所致也罢,这里面不能够排除演戏的成分,盖因他是一位政治家。进行一场道德秀,谁也挑不出毛病,即便在演戏也没有人敢揭穿,除非你跟阎王爷耍大刀,嫌命长。一年如此尚且可以理解,年年如此,就难免引人怀疑,因为时间是把杀猪刀,可以抹平一切的伤痛。更何况皇帝虽是最高领导,但毕竟孤家寡人,他们的亲情关系极其淡薄。三姑六婆四舅二大爷众多亲戚里掺杂着很深的政治关系,很难像普通家庭那样逢年过节亲戚朋友好好聚一聚。正因为他缺少,才会极力渲染,或者正因为宋仁宗执政多年,感受到了亲情的重要,才每逢先皇祭日必痛哭流涕吧!
同喜同悲、喜怒有度等,属于领导必备演技之一。尤其是喜怒这方面,皇帝再伟大他也是人不是机器,人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思,这是无法避免的。然而,身为领导应控制自己的情绪,喜怒有度,而非无常,否则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通常情况下,喜怒的夸张表现可以让皇帝达到某种目的。宋仁宗在这方面最为明显,研究史料发现宋仁宗很少发怒,通常表现“同悲”的一面,一怒起来事半功倍。最著名的故事莫过于张贵妃求他给伯父张尧佐升官。
《曲洧旧闻》载,当时宋仁宗说:“得得。”翻译过来意思是说,你放心吧,保准给你办了。于是降旨,遭到了包拯的强烈反对,喷仁宗一脸唾沫星子。宋仁宗只得作罢,问题来了,群臣这面交代了,张贵妃那面怎么交代?这事办不成虽不影响夫妻感情,可面子上说不过去。毕竟你答应人家了,现在搞成这个结果,进退两难。宋仁宗演了一把,见到张贵妃后,以袖擦脸,就算洗把脸,从办公室走到后宫,脸上的水也该干了。宋仁宗这么做,旨在酝酿情绪。如果他去好言安慰张贵妃,一是丢份儿,二是太丢份儿,堂堂大宋天子这么点儿事都办不了!所以只能采取“震怒”的方法挽回颜面,还能够让张贵妃消停点儿,以更大的风力兼并她的“枕边风”。张贵妃来了,问了伯父升官的事儿,宋仁宗正好擦完脸,顺势怒道:“殿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
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为御史乎?”张贵妃见状无话可说了,不是领导不行,是那个包拯太狠毒,要怨只能怨包拯。宋仁宗这么演,既震慑了张贵妃,同时也转移了张贵妃的怨恨对象,此事遂摆平。
还有一次在庆历年间,中原地区大旱,旱灾从陕西起来,蔓延到了河南、河北等地。朝廷一方面进行赈济,另一方面宋仁宗也没闲着,经常求雨。宰相王旦的儿子王素时任谏官,见宋仁宗求雨不得,进言道,之所以不下雨是因为皇帝您老人家不够诚心,所以没有感天动地。宋仁宗说那就继续求雨,明天去醴泉观求雨。醴泉观在开封附近,行程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王素就说,那儿太近了吧!陛下是不是害怕天热不愿意远行?
宋仁宗怒了,他一发怒有个特点,“帝每意动,则耳赤”。每次发怒前夕耳朵发红,似乎每位领导人都有怒的征兆,须留心观察,作为参考。宋仁宗怒道,去太乙宫祈雨行了吧?太乙宫在今天的西安,距离开封的确很远。王素说请传旨吧!于是宋仁宗冒着苍穹流毒的天气去太乙宫祈雨。祈雨的过程中,宋仁宗表现得相当卖力气,大热天的磕了一百多个头,焚香十七斤,通体尽湿,染上了足疾。王素听说后安慰宋仁宗说,陛下事天当恭畏。然阴气足致疾,宜慎,注意点儿身体啊!宋仁宗正色道,如果能求来雨,牺牲我也无所谓,何慎也?这次卖力气的表演果然感动天地,遭受旱灾地区普降甘露。
在这则故事中,宋仁宗之怒主要表现了他的一个态度问题。先是谏官王素抓住了他的“把柄”,按照“天子无德上苍降怒于百姓”的古老经验来看,全国遭遇旱灾,身为皇帝的难逃责难,所以你必须出来做个表率。宋仁宗已经尽力了,大小求雨数场,天气持续干旱,还要朕怎么样?君臣二人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宋仁宗索性一怒,老子给你来个以身作则,堵住你们这帮谏官的嘴,或者也为自己做得不到位找个托词。人的能力有限,面对自然灾害很多时候束手无策,它不在人的可控范围之内。无论人类科技如何发达,都必须遵守自然规律。中国幅员辽阔,灾难不断,地震、干旱、洪涝等年年发生。比如哺育了中华文明的母亲河,经常翻脸,动不动就发洪水。有文献记载以来,黄河决口1500余次,大的改道26次,每一次都会带走她大量的儿女。大宋建国以来,黄河澶州段屡次决口。澶州距离京城开封直线距离120公里,为朝廷防洪重点地段,不知什么原因总也治理不好,人力、物力投入较大,收效甚微。为此朝廷采取了行动,立斩澶州长官姚恕。当时宋太祖赵匡胤尤觉得不够过瘾,于是怒了一把,将姚恕的尸体扔进了黄河,以示震慑。
我们清楚地知道发怒其实是无能的表现,如果有能耐绝不会发怒骂人,就好像微博上有人骂得难听,当事人非常震怒,如果你有封杀他的能力,完全没必要发怒。领导者通常在事情超出了预计范围或者属下没有领会精神,为了挽回败局或者敲打下面的人,而采取适当的“发怒”。当然这是一种表演,它有“度”的限制,超过了“度”可能会变成真的,那样很可能不知不觉伤害了别人的感情,给自己埋下一颗官场定时炸弹。
4.懂得如何处理身边的“小事”
领导,顾名思义起到了一个导向作用。领导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和群体内,为实现组织预定目标,领导者运用其法定权力和自身影响力影响被领导者的行为,并将其导向组织目标的过程。整个过程中,作为领导者没必要身体力行,什么事你都亲自干,要下面的人干啥?领导的主要工作是传达精神、指出工作目标、检验工作进度等等,当然偶尔的亲力亲为是表现领导良好形象的机会,譬如挖坑种树、扫个大街什么的,无关紧要的工作,完全可以定位为“秀场”。官场中有些事情需要领导者去做一做,哪怕做个样子,透露的信息积极且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