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不兼容、不开放的心态。一个真正的成功者，一个心态开放的人，只会以公正的态度，在能力、品德、价值观等各方面去衡量人，很少以是否在海外留过学来判断人。就如大多数跨国公司挑选人才，更多的是看对方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有没有相应的职业道德，而不会问对方是“土鳖”还是“海归”。能力是任何讲究效率的公司都最看重的。
（3）有变通的做事
一个拥有学习式心态的人，通常也不会是一个特别固执的人。
不学习，便会意识不到形势的变化，只认一个理，只信奉一元的价值观，一条道走到黑，或者说一棵树上吊死。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战术是灵活的”“事情是可以变通的”，只要合理，就不拒绝改变，这才是开放者所应有的心态。《易经》里不是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吗？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在社会底线认可的前提之下，没有什么不可以调整，重要的是要能“活”。不要怕改变，更可怕的是成为生活的奴隶！毕竟是你要适应这个社会，而非这个社会来适应你。
20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当大多数人都还在迷恋机关“铁饭碗”时，不少人就因为敢于“下海”“出国”“创业”、调整自己的人生定位而取得成功。譬如王中军从物资出版社第一个辞职当个体户，这是从体制内跑到体制外，他后来创办了华谊兄弟。
（4）有榜样的向前
我曾经听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别人流血，自己得到教训，这是代价最小的教训；自己流血，自己得到教训，这是代价最大的教训；自己流血，别人得到了教训，自己还没有得到教训，这是最可悲的教训。
学习式心态的第四个基本构成是善于积极主动学习和借鉴成功者，能够与优秀者为伍，就如同与鹰共翱翔，避开失败者验证过的教训。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常常自称有个“病根”——“从小就喜欢学先进，在小学、中学、大学都好给中国最牛的人写信。”而1993年万通逐步成型时，他就曾把万科的王石当成榜样，若干年后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学习万科好榜样》，他说：“基本上我相当于做一个傻瓜董事长，凡是公司有什么事不清楚我说你们去万科看就完了。”
冯仑第一次见到王石是1993年，当时他们6个创业合伙人刚掘到第一桶金组建了万通集团，双方在王石的办公室谈了一个下午。冯仑后来回忆说：“我们是热血青年的谈法，不谈别的，就谈自己的理想。聊的过程中，王石就提了很多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两点：一是质疑我们的理想主义激情，建议我们想清楚，我们6个人合作，究竟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还是理想基础上。我们当时比较相信自己是建立在理想基础上的事业伙伴，但王石说：‘不可能，你们将来早晚会碰到利益冲突。’再就是多元化和专业化的问题，他主张我们专注于房地产。”
1996年，万通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合伙人离开了，公司的业务也遇到很大的危机和调整。这时，冯仑在北京再见王石，一起吃饭，由于这时遇到了问题，才回想起王石当年讲的有些话很对。冯仑这才意识到学习先进的真正作用——“我们便成了好朋友，他和万科成为我随时随地观察和学习的榜样。”
西方有句名言：“与优秀者为伍。”日本有位教授叫手岛佑郎，研究犹太人的财商，得出的结论是：“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他后来还以此作书名，写成了一本著名的畅销书。
不过，学习式心态强调的不是环境决定人生，而是我们应该摆脱不利环境，主动进入能使自己变得更好的环境。“孟母三迁”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事例，大多数人选择到更发达的国家留学和游学也是基于这样的心态。如果出国留学不能够得到更好的熏陶、教育、学习、锻炼，自然也就失去了出国的意义。
高校保安自学现象
1994年以来，先后有180多名北大、清华保安通过自学方式获得了大专、本科文凭，其他高校也不乏类似的例子。“到北京当保安，圆你大学梦”也成为了清华保安队在外省市招聘保安的广告语。《北京青年报》甚至不无夸张地评价说：以前，从北大、清华毕业的成功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往往说：“是北大、清华培养了我。”如今，一些曾经在北大、清华当过保安的人，也会自豪地说：“是北大、清华培养了我。”
高校为什么会出现保安自学现象？是因为高校的保安跟其他地方的保安有区别吗？当然不是！专家的分析普遍认为：这是因为环境与动力的原因：其一，高校的环境适合学习，如果是在酒店和市场，环境嘈杂，就不适合看书；其二，高校有好的学习风气，年轻的保安会以大学生为榜样；其三，高校提供学习的便利，高校有图书馆，有教材和书，有各个专业的专业教师，也有成人教育学院。
我在研究中发现，绝大多数有所成就的人都是善于学习者，这种方式可以体现为进名校、拜名师、出身名门；也可以体现在自学能力上，中学没有毕业可以自学成才，白手起家，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做人和做事都一样是种宝贵的学习。
尚诺集团（我爱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涂志云接受采访时，就曾谈到去世界名校学习的收获：“1997年，我去了斯坦福商学院，斯坦福给了我一场彻底的创业洗脑。斯坦福的创业精神非常根深蒂固。那是个创业大本营，人人拿着计划书，不是在找投资，就是已找到投资，要不就在创业投资公司工作。受环境影响，我先在美国的网络营销公司DigitalImpact做兼职，后来从学校休学全职工作，成为公司的营销科学家。”
（5）有格局的开放
著名的励志大师卡耐基先生说：“一个人的成功85%靠人际关系。”中国相关的流行语则更多，如：“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也就是说善于与人精诚合作才能顺利地取得成果。
我们如何积累人脉资源？如何保持人际关系的资源？一个创业者如何招揽人才建立忠诚的团队？一个雇员如何融入一个团队，如何在这个团队中受欢迎？……
在处理人际关系，与人沟通方面，我始终信奉儒家是了不起的专家。《论语》里，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话真真说到了与人沟通、合作的大智慧和根本原则。将自己接受和不接受的都“推己及人”，而非以自己一时的狭隘心态与人相处。以学习式心态体会他人内心，替他人先想到，别人自然也会从心底接受你。
我在加拿大留学时，暑假曾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项目贷款部实习。对一个在大公司的实习生来说，最重要的是接触人，接触上级、同事以及来来往往的客户。因为实习生大多做协助性的事，通过接触人才能感受到大公司特有的企业文化熏陶，学会如何与上级和同事交往，如何在部门和部门之间沟通，以及如何对待客户等；另外要学到更多的东西，也必须得到那些正式员工的帮助。
但是，实习生往往实习完就离开，将来未必共事，因此，不少同事会忽视实习生的存在。这就需要实习生以学习式心态和姿态主动与人打交道，才能达到实习的目的。我在帝国商业银行实习结识同事的方法，就是每天在员工餐厅午餐会时去认识人，主动跟人聊天，并了解银行的工作。当时负责指导我工作的是一位肖姓加籍华人经理，我们的关系就处理得非常好，他精通银行业务，待人热情，也因此给了我不少的帮助。
我们生活当中常有的误区，就是把宽容当成利人损己，不愿意理解别人的难言之处。实际上，这是一种寻求长期利人利己的双赢战略。就算不能达成协议，不能进行合作，因为理解和了解，也可以为下次合作保留机会。
3.无围墙，无禁区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到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读书时的惊讶。当时惊讶的是一个很普通的细节，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被称为“加拿大的哈佛”，MBA教育排名加拿大第一、全球第十，但这所名校居然没有围墙，一座座古老的房子隐身于道路、树木、社区之间。
在国内，校门和门牌向来是竞比“硬实力”的重点。国内从中学到大学，鲜有不设围墙的学校，许多大专、中专、中学甚至采取封闭式管理。
后来，我游学欧美，发现不只是加拿大，美国、欧洲绝大部分学校都没有围墙，学校通常与社区融为一体，“哈佛园”可算是特例。美国的国会和白宫，也只用灌木或者铁艺间隔，并不阻挡建筑与社区的融合以及游人的参观留影。这也让我常常想起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许多人常常问：中国学生为什么比西方学生普遍要听话、内向、被动、循规蹈矩、个性意识差、缺乏创造力？换句话说，为什么西方学生总要显得开放一些？
“围墙”就是回答。
中国从封建时代到计划经济时代所积蓄的“围墙”文化，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有客观的体制原因，也有许多主观原因：譬如基于私利，许多个人、部门、企业希望通过“围墙”形成自己的垄断利益。
当年为中国加入WTO经历唇枪舌剑的中方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就曾举例说：行政审批和行业垄断中存在的问题是国家开放意识成为主流的最大阻碍，很多人反对开放常常是为了自己个人、部门、小集团的利益：“我自己做过那么多年的谈判，我感到在谈判当中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掌握着审批权的那部分人，他们往往是反对派。”
我在中国侨联华商会的会长会上，经常与燕京华侨大学的校长华生见面。他甚至把中国经济学的问题都归于我所称的“围墙”文化，他认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主流，即缺乏标准和规范，缺乏什么是好什么是差的比较和评价。”原因是：“从老一代经济学家开始，大家都有小圈子。”并且，“如果只是搞小圈子，自己关起门来弹冠相庆，不同门派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中国就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主流经济学”。
逝世多年的傅斯年先生，学生时代是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教师时代曾做过北大代理校长和台大校长，他对大陆的大学与美国名校、台大的区别曾有过一些偏激却不失一些道理的比较，也可算是一家之言：
“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培养的也是螺丝钉；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人才。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也比较像职业学校或技术学院；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领袖人才。大陆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很像是在开店开公司；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则把自己看得很重，看作是学术殿堂。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大部分的社会变革和进步都是由学校和民间的知识分子推动；在上海，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幸福，一切事情都只需要等着上海市政府做，知识分子读书只不过是为了赚钱、结婚、传宗接代而已。这也不奇怪，丛林里的猩猩、猴子也是这样呢。”
“围墙”所防范的最大敌人，正是独立、自由、公平。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张维迎认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就是独立和超越：“做事从个人利益考虑，作为普通人是可以的，但作为学者却不能这样。比如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不能只想自己的村子怎么致富，不能说你在北大，就只想着怎么让北大致富。学者要看得更远，超越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媚俗和媚上都不是严肃学者的态度。”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则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个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一个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互为弥补。
这其实也正是我们个人对学习式心态打破围墙的核心追求。
作为一个较早回来的“海归”，我个人认为中、西方的教育之所以区别很大，不在于体制、文化，不在于人口众多等国情，更不在于个体的素质、天赋的差距，关键在于教育体制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心态，并不适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时代变化，进而才有不合适的教育体制，最后导致了一个全方位的恶性循环。
拥有学习式心态者面对学生，会用疏导、引导、辅导的方式来使学生成才，因为这是个个性成长、多元成功的社会；心态保守者，则会使用堵、封、灌输的教育方法，这正是计划体制教育的表现。
心态保守者会喜欢建围墙，设“禁区”，使学生孤立在社会之外。因为担心学生遭遇“黄毒”，干脆没有性教育；怕教师和学生价值观出现问题，干脆行政支配专业和教学；怕学生不“长进”，干脆用一元化价值观灌输，甚至要求他们循规蹈矩，上课“认真听讲”，埋头笔记，下课“刻苦钻研”“消化吸收”，不需要独立思考……
开放就要解放教育围墙中的自己
哈佛大学医学硕士、曾创立e龙公司并任首席执行官、现为爱康国宾集团董事长的张黎刚曾回忆：“我已经离开学校10年了，但是每次做噩梦都是在做考试题。我在哈佛的三年学习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天上课时，老师说，从今天开始，就不要为了成绩而上课了，因为到时只有10%的人拿A，10%的人拿C，其他人全部是B，哈佛从没有说过，这样就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
“在我爸爸妈妈看来，我是中国教育制度成功的模范。我爸爸是小学校长，我妈妈是幼儿园的园长，他们以我为榜样来教育小朋友应该如何学习。但是为了不打击我爸爸妈妈的自尊心，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我认为自己是中国教育制度失败的典型模范。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一直不明白我读的那些课程的意义，数理化每门成绩都很好，但是除了读书之外，没有任何兴趣爱好，对于地理人文也知之甚少，经常成语只能讲出一半。当初创立e龙网时，需要经常面对记者，但我的普通话太差、文法太差，所以还专门从北大请了一个获得演讲比赛冠军的学生给我上了一个学期的课。”
作为一个过来人，现在张黎刚对自己的女儿有三个期望：第一是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第二是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第三是成为一个卓越的人。
传统的教育方法正如我们驯养飞鸟成为笼中“玩物”的方法。十几年寒窗被“锁”，等到大学毕业再放向蓝天，这时大多数人内心已经有了一个“鸟笼子”。正如著名画家陈丹青所说：这种教育培养了大批“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的纸上谈兵分子、温室里的花朵以及书呆子。
每个人一生下来，都会被套上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笼子。从文化传统、时代氛围再到家庭背景，随后各种教育又会对我们进行洗脑，各种规则、文明、礼仪、道德则将我们进行驯化，久而久之，我们会形成固有的思维和学习规则。最终，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时代、环境、文化的奴仆，成为命运的奴隶。
所以，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感慨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很多人思考的逻辑都是自己设定的，上帝嘲笑的正是人们画地为牢的无知。
思维的围墙：凡事可不可以一分为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