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沉睡眠，浅浅睡人。我没听到她们的脚步声。醒来后，发现她们围在我床边。几个女的默默地吃着葡萄。她们是我的母亲、姐姐和她的女儿，还有妹妹。我没有移动身子，甚至没有呻吟。然后我的父亲进来了。姐姐给他让了座。父亲把葡萄吃了个精光，不知道要把籽儿放哪儿，于是将黏糊糊的一堆拿在手中。空气中似乎有股虐待狂的味道。但当我一个一个地轮流观察她们时，他们要么两眼看着自己的手，要么盯着毛毯。父亲在我左边，其他人在床的另一边，面对他站着。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清一清嗓子。周围嘶嘶作响，一片寂静，不过并非令人难受。然后他们离开了，父亲手中还拿着那堆葡萄籽。终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马上换了个睡姿。之后我从箱子里拿出小提琴，练习了起来。其实，也没什么好练的，只是出于习惯罢了。做了几个音阶练习，琶音练习，双音练习，指法练习，然后在上弦演奏了一长段轻轻的Bb。杰勒德走了进来，我叫他等我拉完Bb，一两分钟即可。他点了支烟，以示对我拉小提琴的漠视。他脱下外套，把它折叠好，放在双膝上。他问了我一些问题，那些反反复复的老问题，于是我又拉起了小提琴。看得出来杰勒德被我激怒了。他站到窗边来问我问题。他的语气平静，好使我能停下小提琴，听他说话。但我并没有停止。杰勒德将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以此来警告我，恐吓我。然后他拿了外套离开了。
我第一次公演是在十四岁的时候。在住院前，我一直与父母亲住一起，并在和弦四重奏组拉小提琴。我的小提琴是18世纪早期在意大利热那亚制作的，出自一个拥有法文名字的意大利人L.拉马丁之手。琴弓则制作于19世纪，很可能是在纽约，也可能是在波士顿。我把大部分青春年华都用在了练习小提琴上了。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懂音乐的人不多。我上阁楼练琴，楼下她们把门都关上，并且讲话时要更大声些，看电视时要离电视机更近些。有时我姐姐会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她站在那儿看着我喝。我知道她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但是我从不敢问她是什么东西。有时她会在那儿等，有时甚至我已经喝完牛奶了她还在等。我回到我的乐谱架，把琴放到下巴下，上好弓，等着听她离开关门的声音。但是她仍在等，我可以感觉到她在看着我的背。于是我们就这样默默地站着。然后正当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准备转向她时，她拿起杯子离开了。我想我的父母叫她上来的目的是来阻止我练琴的。一定是我妈妈给我倒的牛奶，这一点在我端起杯子的时候可以断定，但是她从不自己端上来。
我的小提琴是我七岁时爷爷给我的。父亲说这把小提琴太贵重了，不应该给一个小孩，而母亲说应该给我的姐姐。就小提琴一事，他们未曾原谅过我。我仍记得我九岁那年，父亲走进我的房间，当时我正在练琴。他叫我放下琴跟他下楼，然后递给我外衣，把我引向前门。他说，是时候我该呼吸点新鲜空气，认识一些其他孩子了。他轻轻地将我推出门外，关上了门。我把外衣丢在台阶上，绕过房子走进了黑暗的后院。我用手在潮湿的泥土里挖出了半块砖头，拿着它回到房子的前面。我透过起居室的窗户观看屋里的情况。透过蕾丝窗帘，借助电视机发出的光，我可以辨别出父母亲的轮廓。我轻轻叩了一下窗户，他们抬起头来，我抡起那半块砖，砸了进去。我知道父亲想把我的小提琴砸烂，但他们得等爷爷死后才行。爷爷是个有钱人，他们得罪不起他。爷爷又活了8年。而到了那时，我已经出息了。报纸刊登有关我的报道。父母都不懂音乐，但是他们都知道什么叫出息。他们的孩子出息了。他们梦见我出现在电视上了。我知道我在他们梦里的模样：一张年轻、受尽磨难而英勇的脸，汗水如河流般从眼角流下，正在全国的餐馆演奏帕格尼尼。他们为我在阁楼上安装了暖气装置和照明设备，还铺了地毯。圣诞节时他们给我买了一个新乐谱架，好像旧的那个不能再托起乐谱似的。他们还给我买了个新小提琴箱子，它产于日本，以深红色绒毛作里衬。他们不懂音乐，不能触摸到音乐的本质，但他们却在设法捕捉那些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箱子被我丢进了垃圾箱，乐谱架也送了人。他们希望得到什么呢？
杰勒德每天都来，而且都在探望时间过后一小时来。首先，他当自己是在家一样，在我床边的椅子上坐下，花上一分钟时间将夹克仔细地折叠好，放在双膝上。他说病房里太暖和了。如果他想跟我谈话，他会先点支烟，吸完了再开口。杰勒德通常问那些问了又问的问题，譬如我的窗下响起了她的脚步声，或纽伯里音乐会。偶尔他会想出一个新问题，来吊我的胃口。有时呢，他也会尝试跟我闲聊，但他是事先演练过的。
“我想你想念四重奏组了吧。”我没有回答。然后他说：“他们说弗鲁德没有你好，在有些曲目上他还存在问题，特别是巴托克的曲目。”我还是没有回应。杰勒德的音乐知识仅相当于唱片盒背面那种水平。他第二次来时，告诉我他会长笛。他以为我的脑子里只有音乐，以为可以通过音乐来说服我。他谈论作品像是在讲新车一样。“你怎么看作品第135号？”他有一次问，“你不觉得人们对它的评价过高了吗？”他知道我看透了他谈音乐的目的，因此他讨厌我。我清楚地知道他讨厌我，就像我清晰地看见他吐向我的蓝色烟雾一样。我无视他抽烟，因为我知道他会我因此遭受的痛苦而感到快乐。
一旦我身体好些，能说话了，杰勒德就出现在了我的床边。我因整晚在街上等她而得了肺炎。我已经告诉杰勒德所有他应该知道的事情。但是他想让我下床，双膝跪地，怀疑自己清醒的神智。杰勒德理当帮助我找到她，而不是用问题和暗讽将我击垮。如果他对精神病有兴趣的话，那他应该找我父亲问一些问题。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海滩上那个炎热的下午。当时我11岁，我的妹妹还是个婴儿，黛安，也就是家里最大的孩子，13岁。我们全家坐在铺在沙滩上的大毯子上，面朝大海晒着太阳。我坐在父亲身旁，黛安背朝大海跪坐在我们面前。她的双手置于头后，正在弄一个塑料发卡。阳光照在我们的背上，也照进她的眼睛里，所以她眯着眼睛，但懒得动一动身子。看着黛安使劲摆弄她那湿漉漉的头发，我厌烦极了，于是我将目光移向了下面。我看到了一小股鲜红的血液正从她大腿内侧流下来，与阳光下苍白的肌肤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当我大声喊有血，并准备指给父亲看时，他也看到了。他身子向前一倾，一巴掌打在黛安的脸上。发卡飞了出去，落在沙子上。母亲拉开黛安，朝海边小屋走去，直到她们到了那儿，我才听到黛安的哭泣声。那时候这一切似乎很公正。父亲对某些可怕的女人秘密很恼火，对此无人质疑。我没有，母亲没有，黛安当然也没有。
是的，杰勒德应该与我父亲谈谈。可他却跟我谈。有一次，他问我为什么我不同意那个女中提琴手参加四重奏组。我没有回答。我倚靠在床上，将双手放进被褥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六年前我们组建四重奏组的时候。很明显，杰勒德已经和其他几位谈过话了，很可能是大提琴手豪斯曼。他知道我当时强烈反对。我想我都准备让豪斯曼脑袋开花了。另一个小提琴手达蒙也与我作对，尽管他说他理解我们双方。当时为了找一个优秀的中提琴手，我们已经找了良久。并且我们的中提琴手还必须是年轻人。然后我们在伯恩茅斯发现了她。她与达蒙一起演奏交响协奏曲，豪斯曼去听了他们的演出。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安排她与我们一起排练。她坐在豪斯曼和达蒙的中间，微笑着摆弄她的裙子，样子很迷人，对一切提议都表示赞同。我非常清楚豪斯曼脑子里想着什么。我在排练时突然停了下来，告诉了他们三位我的想法。我知道我应该再等等，等那个女孩离开了再说。一个四重奏组要想成功，四个人必须长期在一起，共同成长，与音乐亲近。我们没有时间让豪斯曼与那个女孩在演奏时眉来眼去。没时间给他们打情骂俏、卿卿我我、堕胎流产、意志消沉。一边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一边是音乐。鱼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而我们组建这个团队是为了创作音乐。是的，我是失去控制了，是很暴躁，但我所说的也无可争辩。我无意让那个女孩子哭鼻子。她把琴放进箱子里，开始哭了起来，这正好给豪斯曼一个搂她肩膀的机会。难道这不正是支持我的观点的另一证据吗？
昨天我醒来时，杰勒德已经在我床边上了，正对着我笑。
“睡得很沉？”他问。他的话激怒了我。我坐起身来，努力整理着思绪。杰勒德继续说：“你没有听见我的拍手声？就在你的耳旁？”
“我通常睡得很浅。”我说。杰勒德假装没听见。
“有时我也希望能像你那样熟睡，”他说，“特别是在巡回诊访病人劳累一天后。”我懒得作答。接下来的一两分钟我俩都没说话，然后我再一次告诉他我通常是个浅睡者。他笑了笑，掏出一支烟来。
我说：“很可能是镇静剂起的作用。”他又笑了笑，对着我吹了一口烟。我轻轻地屏住呼吸。“镇静剂？什么镇静剂？”他还在假装说我的食物里没有镇静剂，这令我很尴尬。我还是懒得作答。我转过身，舒缓地呼着气。今天，杰勒德是想方设法惹我发火。我一直都是一个浅睡者。有些夜晚，长时间排练高难度曲目后，我根本就睡不着。几年前，我经常被母亲在我房间悄悄走动的声音吵醒。给我端杯水是她的托词。她会对我说谎。她说她听到我叫她了，或是我在睡梦中大喊大叫。之后她就不来我的房间了，也许是因为我对她的怒火越来越大了。因此，我当然可以听见街上的脚步声。从我的卧室窗户可俯瞰一条街道，晚上我会半开着窗户。我不可能听不到下面的脚步声。我从梦中醒来，立即就可以分辨出是谁的脚步声。昨天我即刻就看出了杰勒德想通过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来套我话。他想让我相信那天晚上我根本就没有醒来。他想让我躺在这儿，等着醒来的时候以为一切都是假的，并且无视那个女人和她的脚步声的存在。他想剪断我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那么什么是所谓的现实的东西呢？其中之一是，六个月之前，我意识到我正在被一个女人跟踪。那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豪斯曼家排练到深夜，我乘末班车回父母家。我当时正走在从车站到家的路上。走捷径—过几条两旁排列着带露台的房子的狭窄街道—需要20分钟。因为下着蒙蒙细雨，所以我走得有点快。当我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时，我正走在其中一条窄街上。当时我并没在意。我不是那种会在三更半夜随便惶恐不安的人。我只是继续往前走。我走的这条捷径需要转几个弯。转了几个弯后，我意识到那个脚步声还在跟着我。这次我停下脚步，转身看后面。因为街道里不是很亮，我什么都看不见。那个脚步声继续向我走来，然后也停了下来。我等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但这次是尽快地走。大约再往前走50码就是我住的那个街道。那是一条主道，而且照明很好。我转过街角，再走了大约100码。身处亮光中，我感到很高兴。我又停了下来，转过身来看。细雨中，我仅能看到的是一个人的轮廓。有一刻，我曾想向那个人走去，但我还是双手抱着我的小提琴箱，飞快地跑回了家。在打开前门前，我观察了一下街道，没发现任何人。
杰勒德将他发黄的手指交叉扣在一起。“你怎么知道是个女的？”他问我。
“那步伐短而快。”我说，“像女人的步伐。”
杰勒德说：“你比一般妇女要强壮两倍，为什么要跑？你怕什么？”我不知道应该跟杰勒德说什么。我跑是因为我害怕。
我说：“我不想跟女人扯上什么关系。不想在中提琴手之事后再发生什么。”
“但那已是五年前的事了。”杰勒德说，“你还一直想着那事吗？”
我告诉他说：“是豪斯曼老提起，那天晚上他又唠叨那事了。”这样说不完全对，豪斯曼从来没提过那个女孩，但我知道那事一直在他脑海里。我们最后找了一个年长一点的男中提琴手。在这件事上，豪斯曼从未原谅过我。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在想这事。在我们进驻曼彻斯特的一家酒吧前的几个月，我们在讨论海顿四重奏组还是什么其他组合。豪斯曼说什么中提琴部体现女性原则。我听出了他那拙劣的腔调，我也知道他在看着我。但我没有抬头，我不想让他得逞。然而，豪斯曼以及他迷恋的事物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两星期后，同样是深夜，我走在同样的道路上。当我走到离家还有一半路程时，我听到了那个敲击硬路面发出的脚步声，短促又刺耳。我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而她与我同路而行。这一次夜空清朗。偶尔我会转头往后看，但什么都没看见。我沿着明亮的大路走，在转弯处不时的往后观望，等她出现。然后我看到她了。她正绕过拐角处，看见我就止了步。由于距离远且在路灯下，我所能看到的不多。我很害怕，我的双腿不听使唤了。如果她是冲着我来的，我会怕得动弹不得。
她穿一件黑色外套，大概过膝七八公分，黑色的头发。我看不清她的脸，也看不清她是老是少。我们对视了一两分钟，然后我的腿恢复了力气，我再一次跑回了家。在一个转弯之前，我往后看了看，发现她还跟着我。回到家，我来到没有开灯的卧室的窗前。我想坐下来，但只是倚着窗户，默默地等。我不时地用袖口擦去玻璃窗上的水汽。没有人在房子这儿经过。我一定是倒卧在床上了。醒来时发现自己四肢展开，躺在上面，汗湿透了全身，而且发冷。当时才凌晨四点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