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卡斯特罗所说，不发达国家为人才流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非洲国家。因为医生的缺位，塞拉利昂的婴幼儿死亡率在2003年为16.6%，妇女生产死亡率为2%，近30％婴幼儿会在5岁前夭折，人均寿命不足40岁。但是，美国芝加哥来自塞拉［1］2007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不发达国家报告2007：知识、科技学习和发展创新》。
［2］卡斯特罗：《总司令的思考》，《格拉玛报》2007年7月18日。
利昂的医生却比塞拉利昂全国的医生总数还多。这也不是特例，赞比亚1964年独立之后所培训的医生90%移民到了国外；肯尼亚卫生部统计显示每年在公立医院受训的医生只有10%留在国内；英国曼彻斯特来自马拉维的护士比马拉维本土护士总数还多……一位加拿大的经济学教授在《华尔街日报》所说：“掠夺最有才华的人，尤其是从小国、穷国吸引有智之士，可能会损及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出于最糟糕的考虑，可能会让这些国家一败涂地。”对人才流入国来说，从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而来的高技能移民，一般都还能提高城市人口素质，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例如人才流入创造出了芝加哥、达拉斯、休斯敦、洛杉矶、纽约、旧金山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等著名国际移民城市。在纽约，外国出生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28％上升到40％，只用了十年。在这些国家，真正需要忧虑的社会隐患是不在有序管理之内的非法移民，例如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已达到1100万。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许多研究并没有把“人才外流”与“人才流失”区别开来。“人才流失”是毫无疑义的损失，但“人才外流”带来的影响则不能确定。通常来说，“人才流失”是指人才永久性地离开祖籍国或者说彻底归化所在国，通常是以人才移民入籍为标志。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移民意味着全家一起移民海外，因此，这些海外人才通常不会把自己收获的收入、技术携带回祖籍国，更多的情况反而是把原来在祖籍国所拥有的资金、产业、技术、经验，携带到了海外的所在国。
“人才外流”则还应包括持工作签证、学生签证、商务签证等跨国流动者，可能是流失，也可能是“滞留”在海外、不确定是否回归或计划将来回归，还可能是本国企业在海外扩张的需要。因此，政府必须开放性地看待人才外流。
人才流入与流失当中，还包括“人才浪费”的情况。“人才浪费”是指那些高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流失到其他国家，新的正式工作却与所受的教育、培训以及所拥有的技能并不相关。对于接纳国，他们也没有创造出应有的价值和成就。一般做出这样利弊权衡的人，通常是为了到发达国家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从一定程度上，“宁当外国一棵草，不做祖国一个宝”的现象背后，常常有着令人失望的现状。
在美国有关移民的一项调查当中，就发现美国接纳的高等学历移民，最后相当比例的人都从事非技术性工作。其中，欧洲、加拿大和亚洲地区的移民，来到美国后从事非技术性工作的比例较低。而来自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移民比例相当高。这一情况出现的很大原因可能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教育水平和学历含金量要远远落后于欧洲和亚洲国家。不过，这一情况在适应美国生活很长时间后会得到改善。
人才回流与回归
过去半个世纪，世界格局最大的变化是亚洲的崛起。一个并非巧合和偶然的现象，几乎这些新兴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海归时代”的情况。这些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新经济领域、文化教育领域从人才回流中受益最多。日本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大部分都在美国学习和工作过。在中国大陆，科学院院士的81％、工程院院士的51％、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的72％、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的78%，博士生导师的63%，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的72%，都有留学经历。中国大多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经济或高科技企业，其创始人都有海归人士。
当新兴国家从制造业开始产业升级时，从这些国家出去的留学人员和族裔人才多半会大量回流。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的日本，以及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的韩国，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都曾迎来大量的人才回归。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具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和理工留学人员中超过一半都会选择回归。21世纪的中国、印度也有大量的人才回流。
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2007年联合调查发布了《知识产权、移民积压与人才逆流：美国的新移民创业者》的报告，就称美国已经开始了“人才逆流”。主持者维韦克·瓦德华（Vivek Wadhwa）在考夫曼基金会支持下还与笔者在2011年一起进行了《对归国企业家来说，印度和中国确实更令人神往》的课题研究。我们对153位从美国返回印度或中国创建企业的专业人士展开调查发现，72%的印度归国人员和81%的中国归国人员认为，在自己的祖国创建公司的机会比在美国的机会“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瓦德华就坚持认为：“这不是人才外流，而是’脑出血‘（brain hemorr hage）。”
就中国来说，从2008年12月出台“千人计划”开始，再到2010年发布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将国际人才竞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科技人才回流的趋势也明显得到了加强。仅仅“千人计划”到2012年10月就已经吸引了近2800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许多研究认为：“人才回流”是一种经济学现象。依据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以上、产业技术资本密集达到60％以上、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64％以上的时候，人才将大幅度回归。另外还有一些指标调查显示：当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5%以上、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1.9%以上、科学家工程师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每年6万美元以上、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每百万人口有1500人以上时，归国的海外人才也会大幅度增加。
这能说明一些根本事实：一般在人才输出国的境况改善到足够有吸引力之前，大规模已经移民的人才返回现象极少发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一定跟经济发达程度成正比，滞留在海外的科技人才都可能大量回国。例如在国籍、绿卡、签证方面实施开放型的政策，包括承认双重国籍，不是要求离开的人才必须做出“二选一”，不影响其海外利益的基础上争取回流，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人才也会大规模回流。
一项针对决心留在美国的亚洲科学工程学博士的调查表明：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1990~1993年经济腾飞阶段，决心留在美国的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比例分别只有24.4%与33.8%；而当已经完成工业化、经济指标更有利留学生回归的1998年到2001年，决心留在美国的本土高层次人才反而更多，分别是45.1%与42.2%。
人才环流与共享
随着全球分工协作、国际产业转移以及跨国公司的崛起，“人才环流”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群体。美国每年接纳100多万移民的同时，平均每年还有1.7亿外国人持临时入境和居留签证的短期流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也需要一批人才留在最发达或技术最领先的国家学习最新技术与经验，然后将其传递回国内。发达国家则需要一批人才滞留在海外引导企业从产品到技术的出口。
对企业来说，当跨国企业为了使业务接近重要的消费市场，或者为了生产基地转移，或在海外建立分公司，同样需要人才流向工作所在地。多伦多大学2007年发布的华裔移民跨国创业与经营的研究报告就发现，在加拿大的华裔移民企业家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在加拿大与他们的原居地之间循环流动。以开展跨国经营为主的企业家有42%是这样循环的。他们的企业年收入30%以上来自国际贸易，其中有接近75%的华裔企业家曾协助过加拿大企业到中国拓展市场，或者协助过中国企业去加拿大发展。
日渐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国际化素质当作人才的重要指标，并越来越重视全球招聘人才。即使在相对保守的东方国家，外籍CEO也越来越多。日本日产汽车公司的CEO卡洛斯·戈恩就是法国人，黎巴嫩后裔，出生于巴西。日本的索尼公司还于2005年3月7日任命了具有英、美双重国籍的霍华德·斯金格出任董事长，使索尼“掌门人”交椅上59年来第一次出现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
在过去五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企业（S P500）中拥有国际经验人数的比例，也从26%增加到34%。同时，企业的人才培养也开始习惯将一些骨干雇员派往海外拓展经验，甚至将跨国外派当作晋升高级管理层的必要程序。
“人才环流”是一种循环流动，与人才单向流动相比，人才环流对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不再那么挑剔。因此，即使最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都能非常有效地推动“人才环流”的发生。英国公众政策研究协会（IPPR）的研究就认为：“人口流动的门槛越低，永久移民的人就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