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感受里，除了急速发展的经济和日益强盛的国家实力外，也伴生着诸多疑虑。比如，为什么地铁里永远挤满了面露倦容的上班族？为什么深夜写字楼里总是密密麻麻的灯光？为什么必须在没有尽头的堵车长龙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为什么电视里不停播放的总是那些大哭大笑的娱乐选秀节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宁愿人格分裂地沉溺在虚拟世界而不愿回到现实……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觉得自豪吗？你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满意吗？你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怎样的？
携着上述问题，由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童世骏主持的名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大型社会调查，给太多人带来了意外。这份报告所展示的，已不仅是一张问卷的答案，而是当代中国人不自觉的内心独白。
因身为中国人而自豪
在4568个有效回答中，认为作为中国人“非常自豪”的为52.3%，“比较自豪”的为30.5%，“一般”的为12.2%，“不太自豪”的为1.8%，“一点也不自豪”的为0.8%，“说不清楚”的为2.5%。
“这是让我和我的同事们普遍有些意外的一个结果，”童世骏说，“从分析结果来看，中国人的自豪感指数还是相当高的。”
在问卷备选的17条自豪的理由中，名列前三名的是“悠久的历史”、“辽阔的国土和美丽的山河”以及“灿烂的文化和艺术”，后三名则是“人民团结、奋进”、“社会治安良好”以及“这是我祖先生活过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0.8%的被访者提出了其他的原因，包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国人有敢闯敢干的精神：社会主义好、毛主席好、共产党好；国家和平；农民减负；交通好、生活条件好；男女平等；老人有保障；人民非常聪明；人们互相帮助；有人权有自由：人口多：有美好的未来。
“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原因大都是超越具体事物的宏观认识，或者说是来源于教育的结果。但从对一些‘微观事实’的回答来看，显然现实中的许多方面并没有得到被访者的认同，说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更应该强化处理微观事务的能力。”该调查报告的主要分析学者、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张文明说。
“另外，我们还从‘非常自豪’的角度，分别从地区分布、学历、年龄、收入四个方面做了一系列分析，发现几个有趣的现象。”张博士说。
年收入越高自豪感指数越低。在文化程度上，自豪感指数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态势。小学以下和大学以上毕业的人都低于10%，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更低于1%。与此相反，从年龄来看，自豪感则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
“20岁至3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的自豪感指数最低，特别是21岁至24岁，这个年龄段正是读大学或者进入社会的关键阶段，他们表现了对国家的‘无意识’状态。”张博士说。
城市人生活满意度低于农村人
对于“你对目前的生活是否满意”，张博士说，这个问题的设置是试图观察中国人对目前具体社会生活状况的“综合判断”。
调查结果显示，有44.9%的中国人对目前生活是满意的，即“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有55.1%的人表示了“一般”和“不满意”。
有意思的是，城市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低于农村人口，而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处于城乡的中间水平；同时，生活满意度呈现一种由南向北、由西向东的递减趋势，认为生活满意的华北最高，其次是西北、西南、华东、东北、中南。从极值的分布来看，西南地区生活满意度最高。东北地区最差。
与自豪感类似，学历越高的人生活满意度越低，分析者认为，对生活的高要求可能导致了他们满意度的下降。
在14种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中，受访者被要求用1分至5分来进行打分，分值越高，影响满意度的程度就越大。结果发现，影响中国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呈现一种从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硬”条件向与生活距离较远的“软”条件递减的趋势。
“我们发现，影响中国人生活满意度的最主要的因素是现实因素，主要集中在收入、健康、家庭、居住、人际交往等具体事情之上。与现实生活相关的环境因素居于其次，个体意识因素的影响力最小。”张文明分析。
另外，也有少数其他影响因素被受访者提到，如中国的国际地位、教育问题、休闲娱乐、社会制度和社会安全。
中国人已有很强的自我认同意识
整个调查报告中，“社会风气”一栏显得很特别。张文明的解释是，课题组试图通过被访者的回答来观察当代中国人如何评价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并希望发现中国人“自我”精神状态存在的社会环境。
在被调查者中，认为目前社会风气“好”的只占被访者的四分之一，而认为社会风气“一般”或“不好”的却占了绝大多数。
与前面的调查方式相同，课题组也从学历、年龄、地域、收入四个方面做了分析，结果发现，文化程度越高认为社会风气越不好，这样的人群主要集中在高中以上到博士以下文化程度：年龄越大、个人收入越高，认为社会风气不好的比例也越高。
在认为“社会风气好的表现”中，“社会和平、稳定”、“社会治安较好”、“社会氛围轻松、自由”占到了前三位。其中，认为社会和平稳定的最多，占全部回答者的四分之三。“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发展快”和“观念进步了”也被认为是社会风气好的表现。
对于“社会风气不好的表现”，超过70%的受访者选择了“许多领导干部不为人民服务，不带头遵守党纪”，“社会治安不好”、“社会缺少诚信”位居其后。而认为社会氛围不自由的最少，只占全部回答者的9.3%。
张博士分析说：“中国人已经有了很强的自我认同意识，这种意识表现在对自身生活情境进行判断时的自主性。同时，我们发现中国人在追求精神自主时也表现了极其强烈的‘现实性’，即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具体的物质形态上表现了‘自主与理性’的统一。”
学历越高越期待公平竞争
涉及“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个问题时，课题组并没有急于求解，而是做了其他一些内容的铺垫，答案却再一次让他们惊诧。
首先，课题组请受访者对不同时代人的精神生活丰富与充实的状况作出评价，统计发现，被判断为精神充实的人群顺序为：第一代人（经历建党、新中国成立的那一代）；第六代人（八九十年代出生，对信用卡、无厘头、QQ习以为常）；第三代人（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年轻时参加过“学雷锋”、“红卫兵”、“上山下乡”）；第五代人（“文革”期间出生，“文革”以后读高中、上大学）；第二代人（新中国成立前后参加工作，“大跃进”的主力）；第四代人（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文革”时期读中小学）。
张文明和他的同事们发现，随着学历的增高，人们认为第一代人精神生活丰富、充实的比重也在增高，而对认为第六代人精神生活状况的判断正好与此相反。另外，课题组还发现，第一代人和第六代人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生活质量能够给出很高的评价，表现出了对自我的高度认同，而其他年龄段人群的相应评价却普遍不高。
课题组随后提出了“希望生活在哪种社会之中”的问题。“调查结果出乎我们预料，数据显示只有6.2%的人希望生活在目前这样的社会中，而更期待生活在前三种社会之中，即‘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竞争激烈，规则公平’以及‘社会不动荡，人人道德高尚’。”张文明说，“人们在判断什么样的社会更适合生存时，并没有表现出我们一贯想象和认定的对财富的要求，而更多地表现了对社会公平、道德高尚的期待。”
与我们的一般认知相符，将“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作为理想社会的人群，主要是从事农牧渔业者、家庭主妇和服务人员这些从事竞争性较低职业的人员；而希望生活在“竞争激烈.规则公平”的社会的，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学生和管理人员；认为“现在这样的社会”比较理想的则是从事农牧渔业者、管理人员、普通办事人员和营业人员，显示了这部分群体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满足并追求稳定的心态。
分析显示，学历越低的人越希望生活在“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中，相反，学历越高者对“竞争激烈，规则公平”社会的期望就越高。
九成以上的人认为明天会更好
与对现状的不满相反，课题组调查发现，中国人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期待。
受访者被要求将现在的生活与过去5年做一对比，42.3%的人认为“好多了”，42.2%的人认为“好一些”，认为没有变化的有十分之一，只有4.1%的人认为生活不如从前。
张博士说：“中国的社会分层正在逐步加剧，处于各个不同阶层的人对生活变化的判断显然不会相同，因此，对不同人群进行观察就显得更有意义。”
从地区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者发现，人们对生活变化的判断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趋势，这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趋势相吻合。而东北地区由于艰难的国企改革等因素，人们觉得状况好转的程度最低。
让整个课题组感到震撼的是，拥有大学和硕士学历的人认为生活“好多了”的判断指数最低，而军人和从事农牧渔业者两个群体的这一指数最高。这一判断，与军队待遇提高和农牧渔业税收的减免相吻合。
研究者提到，受访者判断生活变化程度大多基于与物质相关的因素，很少涉及精神方面，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条件和居住问题占据相当的比重，而国家政策好、子女成才、休闲途径增多、自然环境改善、社会自由、交通通讯设施改善等，也被作为影响生活变化的因素而列举出来。
对于“将来生活状况会怎样变化”，90.4%的人认为一定会变好，这个结果验证了课题组的一个猜想——“中国人对目前生活不十分满意可能源于对未来生活更大的期待”。另外，课题组还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对未来生活变化的这种积极心态与地域、学历、收入、年龄等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相关性，说明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是为当代中国人所共有的。
住房条件和医疗条件、社会保障、教育投入、货币投入、就业环境，被认为是最急需改善的五个方面，而这正是目前中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通过对这组问题的解读，我想我们还是能够松口气。因为不管现实如何，当代中国人从内心深处对未来生活仍然充满了信心。”花费整整三年主持这项调查工作的童世骏说。
活人真是难事
贾平凹/文
我做人最失败的地方就是不会交际，能多认识上几个人就已经很不容易，却又常常把所认识的人看不清。
我爷说，做人要善良，能宽容。我老记着这话，所以谁在诽谤我，我不回应，还想着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可以没有朋友却一定得找个敌人，魔是法之侣嘛。
谁向我借钱，狮子大张口，明知道他借了就不会再还，便耍小聪明，不借他，偏送他三分之一或半数，过后又后悔了；我凭什么给他呀？便自己安慰自己，权当做好事了，做好事利于健康，要不，就是前世欠了人家的吧？谁在戏谑我，戏谑就戏谑吧，惹得大伙乐一乐也好。谁又在利用我去获名取利，那说明我有用啊，算我养活他了，皇帝都养活了一国人，我能养活几个？社会上有关我的流言甚多，我还解释道：做车子的盼别人富贵，做刀子的盼别人受到伤害，这不关道德问题，是职业本身的要求。
我老婆骂我傻，说：“怎么着，活到半百了，该你吃的时候，碗被别人先端了：该你睡的时候，枕头被别人抽走了？”但我死不承认我是傻子，因为我爱我的写作，生怕谁坏了我写作的环境，一心做自己的转化，想把虫子变成蝴蝶，想把种子变成树林。柳青当年为了成全他做事的环境，就曾说过他是挑着鸡蛋筐子过街，不怕他撞了别人，就怕别人撞了他。
柳青怕别人撞了他，到底别人还是撞了他，虽还留下了《创业史》，人却在悲苦中死了。古书上有一个故事，说一只兔子在前边跑，后面又有成百人追逐，不是一只兔子可以分为百只，而是名分未定。想想我自己，也是在追兔之列，没有跑得最快，跑得最快了后边的人就会停止，还会给你鼓掌，既然仍在队列之中，那就必然地允许被拉被扯被伸出的脚勾绊。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比如：
一、有一位熟人，见我言必称老师，好话给我说过几箩筐，动不动还给我送吃货：在他挪了个地方后，突然开始攻击我。他是以“杀”我引人注意。或许他“杀”得太突然，虽一时博得“好汉”的名声，但不足几年，世人倒怀疑我在炒作，雇了他做托儿。可能是他也不适应了吧，据有人告诉我，他现在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二、有一位熟人，形状宽厚，我们曾经很友好，他甚至把我的照片放大挂在他的房子里。当时社会上到处有我的盗版书、假字假画，我也就信任了他，托他办理书画用的纸张、笔墨和书画袋。但我没有想到他也做我的假字画。他做假字画容易骗人，也最伤我心。我现在只好不用专用纸了，也换了专用袋，在字画上按起指印了。
三、有一位熟人，他贫困时我资助过他，他艰难时我力撑过他，处处为他执言仗义，但他稍一好过，则不容我之长，偏行事又面有君手态，能掩人耳目，让我有苦竟不能说。
唉，我现在才明白，活人真是难事。怎么办呢？既不可能当个大官，又不可能遁入寺院，更非身有大翮。还要活着，还想做自己的事，我思前想后，自闲桃源称太古那是不行的，只要心境浩渺无涯，人境再逼仄，还得在人境里走，那就多经些怪事，怪事经多了也就不会惊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