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读陶渊明《桃花源记》，说是一渔人从山口入洞，奇遇桃花源，后来的人按照他的复述再去寻找，从此再也无法寻找到它了。得而复失，扑朔迷离。彭泽令借题发挥，所谓“不足为外人道也”，是希望理想的桃花源永远没有人干扰的悠然自得。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桃花源还是消失了，就像地球上许多奇异的生物、植物，造化天工的自然风光的消失一样，让人们为之呼天吁地抱恨终天。我在国内旅游的时候，心里常常有个非常自私的想法，觉得天下许多独一无二的胜景，知道它的人越少越好，去的人也越少越好。因为我怕人一多便搅了那里的宁静，污染了那里的风光，破坏了那里的环境，许多自然意义上的奇景不是从此消失，就是大打了折扣。每个地方，每一处山水风景都有自己的命运，而这个命运的主宰者却又是人。奥克兰市郊萤火虫洞的被发现，也许是偶然的，现在却成了世界性的旅游热点，而是命里注定的。但是，尽管游客如云，没有一点人为的破坏与污染的痕迹，周围除了人口处旧木头搭建的几间管理平房、商场以外，再没有任何建筑，任何设施和标志，一任自然。我又记得，我们一入洞后，石灰岩溶洞固有的奇奇怪怪的石笋、石柱、石伞、石塔、石树，触目皆是，洞内却没有国内景点彩色变幻的灯光，也没有倒胃口的胡编乱造的传说、神话的解说，导游小姐用微弱的手电打在这些奇异的化石上，只告诉你石灰岩的水滴而成化石，一万年只长一寸。让人只觉得它的古老与神奇。此无他，人在自然之中，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以保护原始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原始。
世界上许多独一无二的景点，因为独一无二的人的构想而相得益彰。
站在萤火虫洞出口的山坡上，眺望眼前郁郁葱葱的绿色，凝视鹰击长空的自由，谛听鸟鸣于林的欢乐，回想一下，一进入洞口导游小姐与你不要发出声音，把脚步放轻，不要动手触摸的约法三章，以及带有警戒意义的轻轻的“嘘”声，你就会明白一切。那些生存于山林洞穴间的萤火虫有福了，它在人类的爱心与大自然的呵护下，繁衍生息，怡然自乐，“来此绝境，不复出焉”，可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矣。
我相信，萤火虫洞不会迷失，不用逃散的萤火虫之光永远美明。
2002年第5期
刘长春，生于1951年，浙江台州市人。作家。主要作品有散文《旅途》、《天台山笔记》、《墨海笔记》等，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等奖项。
宣纸上的话题
刘长春
这是一条奔流在纸上的大河。近两千年的时光穿凿河床，贯通古今。波光水影中，闪动种种令人难忘的线条造型和人物形象。河流有时舒缓，有时急湍，人的生命和艺术的许多过程，似乎都在重复中推进，也似乎不断被探索或者刷新。历史沉寂了，时间积淀起它的全部意义与精神典藏。不难明白，这里我说的是书法。
有时，我也会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进入电脑时代以后的古老的中国书法艺术，是不是还会保持它鲜活的生命力的疑问。历史地看，中国书法从实用的功能中剥离出来，已经经历了科举制的废止，自来水笔的广泛应用的两次巨大冲击。“文革”时期，它又被当作“四旧”破了、烧了。但是，它依然奇迹般地在灰烬中存活下来。毫无疑问，书法的应用的功能正在逐渐弱化，而作为艺术的功能，始终没有消亡。一个老中青结合庞大的书法爱好者的群体与现代收藏热的出现，将使这一艺术形式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后后现代。
在铺展开来的卷帙上，沿着这条大河溯源竟流，追寻关乎心灵和记忆的东西，我想，这也许是任何时代艺术性的必要内质。书法是纸上的造型艺术，是东方特有的创造，是一片整个民族都可以为之骄傲的时空。触摸着纸，也触摸着心灵，复活了记忆。
说不尽的王羲之
纸发明于东汉而普遍应用于两晋。然而“其纸止高一尺许，而长只有半。盖晋人所用，大率如此，验之《兰亭》狎缝可见。”（赵希鹄《洞天清录集》）——这也是晋代最有特色的尺牍、文稿流行的原因。
说中国书法，王羲之是绕不开的人物。
那是永和九年（353）的暮春，正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季节。初三那天，应该是上已日吧，按照当时的习俗，古人都要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这叫“修禊”。时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带领家人及子侄辈，同时又邀约了自己的一批朋友来到茂林修竹掩映着的兰亭。当其时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他们当中：谢安是东晋风流的主脑人物，这位在淝水之战中吟啸自若，一举击败苻坚百万之众于八公山下的传奇人物，此时正隐居于东山；孙绰当然也是众所周知的名士，他作《登天台山赋》，曾对友人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自负得有点可爱；还有一道一僧，许询和支道林，一个仙风道骨，另一个议论玄理“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徽之爱竹，“不可一日无此君”；王献之年龄最小，而谢安却十分器重，认为“小者最胜”；此外，还有谢万、李充、孙统、郗昙、袁峤之等，皆为当世名士。他们前呼后拥地来到了“曲水”，玩起了当时盛行的“流觞”游戏。这可能是东晋名士中最富文学意味的一次雅集。前不见古人，也后不见来者。面对春光烟景，大家开怀畅饮、放喉歌吟，在无拘无束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度过了极其难忘的一天。那一天，四十一人得诗三十七首，编为一卷，曰《兰亭集》。作为发起人，王羲之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为诗集作序的任务。
序应当怎么写？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万物随季节变化而变化，人生赖宇宙旋转而旋转。看山，千岩竞秀；听水，万壑争流。晴岚使他沉醉于朦胧，鸟鸣使他留恋于幽深，山风牵衣，使他恍悟生命的短暂，杂花生树，让他回忆起已经消逝的时光……从自然界回到人类自身，他想到人的命运与一生，想到快乐与悲哀，想到死，也想到后人会怎么看待他们这些人……情思、哲思与文思互相激湍，有如春潮拍岸，卷起千堆雪。于是，他挥动大笔，一口气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兰亭集序》。
文妙，字更妙。一篇三百余字的美文，却有二十个不同形态的“之”字。“之字最多无一似”，它像一根五光十色的线索，把一颗颗珠玑串连起来，然后编成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让人爱不释手。
可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天下行书第一”的《兰亭序》墨迹，是唐人的勾摹本。原作早已作为唐太宗的陪葬品埋入昭陵，留一个永远的想象与遗憾。
行书以外，王羲之的真书也达到了“绝致”。“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孙过庭《书谱》纵说横说，只有二字可以概括：天然源于性情，“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
王羲之的草书刻本有《十七帖》等，而我看好的则是《行穰帖》，奔放如江河横溢，畅快似飞流直下，体势开张，姿态多变，开了王献之“尚奇”书风的先声。
王羲之之人，也颇堪玩味。他少时即有“骨鲠”之名，似乎一生都没有改变。他看不起没有多少才能的王述，后来王述任扬州刺史正好管着他，而且处处与他过不去。他深以为耻，在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仕，有他的《告誓文》为证。从此，他飘然于山水之间，以一颗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大自然的奥秘，把人世间的千般污浊，万种思虑都抛在了脑后，实现了他“吾为逸民之怀久矣”的夙愿。还有更早的一件事，也见出他的性情。有一次，太尉郗鉴派人去王家求婚，王家子弟都紧张得不得了，只有王羲之依然坦腹东床，躺在那里睡大觉。郗鉴得知以后大加赞赏，便将女儿嫁给了他。此种风范，使我联想起艾米莉·狄金森的几行诗：“美，不经造作，它自生——刻意追求，便消失——听任自然，它留存——”她说的是艺术，也说的是人。同样道理，只有大自在之人，才有大自在之作的《兰亭序》。这也是王羲之以后多次重写而难以达到第一本《兰亭序》的神韵的一个原因吧。
王羲之的书法“俱变古形”，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创新。说起来也真有意思，大王的创新却是由于小王的建议。想象，让我牵一匹四蹄生风的快马，风尘仆仆，从现在跑回到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晋代。
那可能是一次极其随便的闲谈。窗外，又是一个花烂映发的春天。在飘散着墨香的书斋里，父子两人喝着新茶，从自然说到人物，又从文学说到艺术，上下古今，信马由缰。话题转到了书法，儿子王献之突然进出一句话来：“大人宜改体。”话也许是有意无意之间说出来的，但却给王羲之造成了极大的心灵震撼。是“宁作我”，还是亦步亦趋做“家鸡”？时代把创新的命题摆到了王羲之面前。
晋代是一个智者复活的时代，鲁迅先生在谈到魏晋风度时曾经指出，这是一种“集体的觉醒”。觉醒于“越名教而任自然”。晤言一室之内，放浪形骸之外，追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尊重人生的自我价值，成了那个时代名士风流的一种理想。品藻人物，由此及彼，发现自然美和人格美，进而追求文学艺术美，在那个时代达到了高潮。陆机的《文赋》、谢赫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些中国文化史上的煌煌巨著都产生在这个热闹的品藻人物和文学觉醒的空气中。王羲之创新的书体，毫无疑问，既得益于他人的觉醒，也得益于他自己内心的觉醒。
元代的赵孟頫一生都在王羲之的书法里讨生活。他对“书圣”王羲之推崇备至，说王字“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其实，说到书法，何止一个赵孟頫，几乎是无法统计，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曾经得到王羲之的福泽，并以此作为自己笔墨生涯中的有力支撑。
说不尽的王羲之。
可是，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唐代的韩愈在《石鼓歌》中说：“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唐代还有一个张怀瓘，是个针对时弊大胆批评而无所避就的人，他说：“人之才能，各有长短。”在他列举的今草排行榜上，八人之中王羲之位居其末。在唐太宗称王书为“尽善尽美”的时代，韩愈和张怀瓘的公开异议是需要一种勇气和胆力的。我尊重这种勇气和胆力。艺术也同样，它不能只有一个声音。百家争鸣，然后再百花齐放，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现象。不然，书法艺术的发展也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否认王羲之的伟大，他当之无愧为古代书法的“集大成”者。面对他的书作，有庄严，也有飘逸；有情感，心有明智；有法则，也有自由……他的人格魅力与书写技巧是融为一体的。于是，各种倾向的书法家，无论你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浪漫的还是理性的，唯美的还是尚丑的，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典范，并从他的精神粮仓里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羲之是无法穷尽的。
酒神的舞蹈
狂草，是书法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限。汉字的起初功能是实用，加上艺术的成分就形成了书法。而书法要表现个性的自由，文字的辨读开始模糊，有点近似山水画家的泼彩泼墨了。
非常喜欢张旭的《古诗四帖》，它让我看到了变化无穷充分展现复杂的内心世界的艺术震撼力。
张旭生逢盛唐。
杜甫有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斑斑，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一幅何等强盛富庶的社会图景。其时，唐玄宗收复沦陷已久的辽西十二州，西域重镇碎叶重新回到唐朝的怀抱，漠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向唐称臣，安北都护府得以重建。“开元盛世”创造的太平安定局面，同时也培植了当时文化人一种要求自由、发展与解放的精神，“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坐标鼓舞起多少文士诗人的理想风帆。李白是“仰天大笑出门去，快马著鞭向长安”的满怀信心，杜甫则“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踌躇满志……时光恍如梦幻一样地飘过。三年以后，李白失望地走出了长安。杜甫科举落第以后，在长安到处流浪，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张旭似乎比李杜好不了多少。他的好友李颀在《赠张旭》中说：“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应该属于真实的写照。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做了相当“七品”之类的小官——太子左率府长史。从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的角度看，张旭显然是有着极大的失落感的。唐朝的文人有一个习气，不能做官积极用世，往往改换另一种方式，由儒而入道入佛，追求精神的自由。当张旭仕途不畅无法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时候，他的精神足迹却在酒和书法中找到了栖身之地。
杜甫在酒中发现了张旭：“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一个无视礼教不顾身份借酒挥毫的草圣。
唐代书法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书壁，从文人书斋的小天地中解放出来，直接在粉墙上或是贴了绢素的墙壁上书写，其难度远胜于在书桌上挥毫。开元年间，唐玄宗驾幸东都洛阳，正好大画家吴道之、大将军裴曼、大书家张旭都凑在了一起，兴会空前。皇帝一时高兴，命他们各陈其能。于是裴曼剑舞满堂势一曲，张书狂草一壁，吴画人物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获睹三绝，大饱眼福。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舞者、书者、画者与观赏者互动的热烈气氛，从此以后不复见到了，一时传为千古佳话。我猜想，张旭也是喝了点酒然后落笔走龙蛇。不然，又何来“张颠”之名，满城轰动，从文人圈子到下头百姓，穿过时间的隧道从唐代说到如今。
更有甚者，张旭每至酒酣，常常口出狂言并以头濡墨（古人蓄发），然后用手抓住饱蘸浓墨的长发，狂呼大叫，在粉壁和屏障上东涂西抹。那是酒与书的联袂狂欢，线条的舞动如风如龙如疾驰中的野马。一笔狂草，满壁纵横，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已经不重要了，人们欣赏的是一种惊世骇俗的表演——酒神的舞蹈——线的舞蹈肢体的舞蹈灵魂的舞蹈。
酒是好东西。天子赐酒，美人劝酒，曹操煮酒，刘伶醉酒，陶潜菊酒，贺知章金龟换酒……千般万种的人生滋味，也因了酒的滋润而芳香四溢。然而，酒之于张旭，又何为呢？酒，可以哭、可以笑、可以醉、可以醒、可以解忧、可以消愁……他借酒袒露自己的自由个性、怀才不遇的郁闷和牢骚，也借酒开创了醉中狂草的特有书风，掀起了中国书法史上浪漫主义的第一次浪潮。
《新唐书》里另有一段记载：张旭“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是啊，没有酒，哪来的张旭神奇的狂草？因为酒，潜意识中压抑的、积藏的，生命之原始的、本能的，都一古脑儿地抖了出来，再也没有顾忌，一切规律、偶像，平日必须遵循的法则都被踏倒、推翻，精神获得了大解放。你看，张旭举起了酒杯，喝着，然后跳着、喊着、舞着，把所有的生命力、创造力都灌注进去，这样的作品怎不泣鬼神而惊天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