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家有法的祖父曾玉屏
他年少时放荡不羁，沾染过不少此立志自责，苦心致力于农事。
‘游惰”习气，引起一些人的讥笑；从曾国藩兄弟的祖父曾玉屏又叫曾星冈，字兴陕，行三，清太学生。生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死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由于曾国藩拜相封侯的关系，诰封为宪政大夫、荣禄大夫；诰赠为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一等威毅伯。
配王氏，诰封为一品夫人，诰赠为一品侯太夫人、品伯太夫人。生有三个儿子：毓济、毓台、毓驷。曾国藩兄弟为其长子毓济所出。
曾星冈在其父亲曾竞希时，家道逐渐富裕，他虽从小接受过家训，稍知勤奋耕读才是根本，但他随着家庭经济的好转，沾染了不少“游惰”习气，有书不读却常常骑着马到当时比较繁华的湘潭市肆与一些“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从而引起一些年长之人的讥笑和指斥。最后一次，曾星冈听到别人讥笑他言行浮薄，“将覆其家者”，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自尊心促使他复发天良，“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回到家里，立志回头学好。从此“终身未明而起”，自三十五岁起“始讲求农事”。他居枕高嵋山下，见到“垄峻如梯，田小如瓦”，觉得很不利于耕作，便领着“耕夫”终年“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与此同时，他又精心钻研水稻和蔬菜的栽培技术及管理方法。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他“入而饲豕，出而养鱼”，一年四季，“彼此杂职”，无稍空闲。通过艰苦的劳动实践，使他深深体会到劳动果实来之不易，切须加以珍惜。他曾对曾国藩等孙辈说：“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这种坚持“亲耕”劳作的观点，对于曾国藩兄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曾氏兄弟五人，始终留下曾国潢一人在家乡管理家务，从未放弃过由曾星冈制订并流传下来的以耕读为本的家风。
他亲手制订“耕读”为本的家法，教导儿孙辈读书、做人、处世，影响着曾国藩兄弟的一生。
曾星冈从劳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家之法是“早、扫、考、宝、书、蔬、鱼、猪”。这有关治家的八个字，不仅被曾国藩兄弟继承，并且经过体会对之进行了具体的解释。据曾国藩在家书中说：“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曾国藩尽管转徙各地从政、治军，公务异常繁忙，但一有空闲即坚持在衙署后院辟地种些瓜果蔬菜，在锻炼筋骨的同时，体会体力劳动的滋味。如他曾在安庆军营、两江总督署和直隶总督署内置有菜地，时常干些轻微的体力活。在他的带动和要求下，曾家妇女也坚持纺纱、做衣、做鞋，以此遵守祖父定下之家法。
鉴于早年生活失于检点之痛，曾星冈自中年时起不仅治家有法，而且在做人方面处处力求为子孙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他经常训导自己的子孙说：“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对于周围那些“孤嫠衰疾无告者”，要尽自己的最大能力，“随时图之，无不小补”。因此，当他逝世之后，“远近感唏，或涕泣不能自休”。曾国藩曾在家书中回忆说，他的祖父“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犹为凛不可犯”。曾星冈曾反复教导他的子孙辈要以“儒弱无刚”四字为耻。人生在世，重要的在于“自立”。要自立，就“必须以屈强之气”自任。并且常用异常通俗的语言说道，“晓得下塘，须晓得上岸”，要时时以“怕临老打扫脚棍”自谨。这种言谈，无不对他的儿孙辈立志为学、为人处世、治事做官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曾国藩所说：“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
大界曾氏家族自元明迁居衡阳数百年间无专祠。曾星冈于此时为首倡建了曾氏祠堂。关于建立祠堂的目的，曾星冈的用意在于，世人都相信神灵，而他认为“神之陟降，莫亲于祖考”。所以他主张“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阙焉”。他的理由是，后世虽穷，而礼不可不讲；子孙虽愚，而家祭不可从简。
曾星冈所创立的以“耕读”为本的家法，除了重视农作之外，本身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内容，即主张子孙必须读书明理。他“早岁失学”，故“壮而引为深耻”。到了四十七岁时，他已是儿孙满堂，因而对于儿孙辈的读书受教育看得非常重要。他在重视家教的同时，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常常将一些饱学之士请到自己家里来做客，以直接督教的方式或借助他们的言谈来影响曾家子弟。曾星冈认为读书是为了明理、为了做人，而不单纯是为了做官，同时“耕读”二者不可偏废。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曾国藩通过寒窗苦读金榜题名，跻入翰林之列，曾星冈立即冷静地告诫其子曾麟书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星冈本人则每天坚持下地种菜、拾粪，仍不丢弃“勤俭”之家风。同年底，曾国藩奉命启行北上进京入教馆。临行前，特向祖父请示教训，曾星冈于是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曾国藩对祖父的叮嘱时刻铭记在心，至死尚未忘怀。他后来反复告诫其子弟说：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唯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因此，尽管曾国藩后来形成的家训理论和方法体系主要是其独创发展的结果，但其来源可以从曾星冈家训框架中窥见深深的痕迹，受曾星冈家训启发是不可低估的。
曾麟书自幼受到其父曾星冈的严格家训，指望他读书以猎取功名，“穷年磨厉，期于有成”，但他天资愚钝，“平生劬劳于学，课徒传业者盖二十有余年”，考过十六次童试，都是名落孙山，直至四十三岁那年，“始得补县学生员”，仅比他的长子曾国藩早一年入县学。因此，他常常受到父亲的责骂，“往往稠人广坐，壮声诃斥”。曾麟书对于父亲的指斥，总是默默承受，“起敬起孝，屏气负墙，淑踣徐进，愉色如初”。他自知才短，无望跻身仕途的更高阶梯，遂“发愤教督诸子”，将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兄弟的身上。
曾麟书很重视对其子弟的基础教育，并且督课非常耐心细致。他常对曾国藩等人说院“吾固钝拙，训告尔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曾国藩兄弟五人，从小就在其父的严格训导之下刻苦读书，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家学根底。据曾国藩回忆说，他自八岁起就在父亲执教的家塾里读书，直至二十岁那年才离开家乡，到衡阳唐氏家塾去求学。儿时父亲循循诱教的情景，他无时不铭记在心：“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下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其视他学僮亦然。其后教诸少子亦然。”
曾麟书反复告诫其子弟，要明白读书是为了光大曾家门弟，是为了尽忠报国，是为了做一个明理君子他在四十三岁那年“始得补县学生员”，自知智短，遂在家乡办起“利见斋”，发愤教子，把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儿孙辈上。
曾麟书，字竹亭，派名毓济，是曾星冈之长子。他生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死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原葬湘乡荷塘二十四都蛤背周壁冲（今双峰荷叶镇)，后改葬于湘乡二十九都台洲道士峡（今双峰石牛乡）。因曾国藩兄弟扶持清廷有功，诰封为光禄大夫，诰赠为建威将军、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一等威勇伯等。
‘且将艰巨付儿曹”的父亲曾耆子稀宾贫闺策轧决请啤位以箕承极泽且叙命付无备甘亨不的不饲有恒。他说，“有志进取，亦是圣贤”，如果有志，就能读好书，就能做到“代圣贤之言，孝弟之心，仁义之理，皆能透彻”。他特别嘱咐曾国藩等人，只管专心读书，其他事情一概不要去考虑。他曾分别给应考的曾国葆、曾国荃、曾国华兄弟去信，要他们“临切揣摩墨卷，一心读书，切莫分心外务”。因为心志不专则业不精，“心驰于外，则业荒于内。此不可不知所戒也”。他甚至要求已经在京城做官的曾国藩，在祖父去世后不必回归，家中一切不必挂牵，“嗣后尔写信，只教诸弟读书而已，不必别有议论也”。对于子弟们在学业上的每一个进步，每一点收获，曾麟书总是因势利导，给予鼓励。曾国葆在其兄曾国华的帮助曾下文章大有进步，曾麟书立即写信给曾国藩说：“读者专斋发愤，教者亦善于引导，可谓兄友弟恭，相与国有成。”只要曾国藩兄弟专心于学，并且学有长进，藩曾麟书总是为他们多方创造一切条件，从不吝惜钱财。
在当时，曾麟书两兄弟继承了父亲曾星冈艰苦创业得家来的较为富裕的家产，但他要负担五个儿子读书所需族的费用，经济并不十分充裕。但只要是儿辈读书所需，天他都尽力资助。有这么一件事，足见曾麟书送子读书的苦心。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进京会试及第二年的恩科都未考中，此时他因“囊中告罄”只好南归返乡，再作努力。途经金陵（今南京）时，他向同乡人睢宁知县易作梅借银一百两，擅自做主购买了一部二十三史，回到家里后起初还不敢向父亲禀报。不久，曾麟书得知事情原委，不仅没有责怪儿子，还对曾国藩说：你借钱买书，我不惜为你弥缝，但望你能“悉心读书”，学业有成，才不负我的一片苦心矣。曾国藩“闻而悚息”，从此闭门不出户，早起晨读，直至中夜而休，泛览诸子百家，用功较前特勤。一年后再次赴京会试，终于以第三十八名中考，殿试又取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后来，曾国藩还把其父“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的话语写在自己的日记里，并自订计划：“嗣后每日点十叶，间断不孝。”
曾麟书从自己多次应试的实践中认识到，要光大门第，金榜题名，不可不讲求读《四书》《五经》，不可不讲究制艺文字，不可不讲究作八股文或时文。他的道理。他认为，读书要有收获在家书中反复训导曾国藩兄弟，一定要把这一层道理弄明白，刻记在心。否则就是不务正业，就会白费苦心，徒劳无益。他说：“朝廷立法数百不易者，唯制艺耳。”(笔者按：制艺，即根据儒家经典之意应付科举考试）他不仅要求儿辈重视制艺之作，而且谕嘱曾国藩，“此后教纪泽读书，定要作八股”，（笔者按：八股即制艺文章。明清科举考试的文体之一，因题目取自于四书，所以又称为四书文）“本朝以文章诗赋考言，以字迹端方取士，实属不易之良法。尔教子宜急教做文章、学小楷，慎勿以予言为非，鄙而勿听也”。这就是说，要实现金榜高中，做好文章，写好字，是必经之要途；而要做好文章，就必须熟读《四书》和《五经》，它不仅可以使人明理达礼，更重要的是可以应付严格的科举考试。曾麟书曾语重心长地对曾国藩说：“《四书》文章亦宜讲究，代圣贤立言，正可以发其孝弟之心，仁义之理，所关正大，不可忽略。”(笔者按：孝弟，又作孝悌，弟同悌，意即孝顺父母，友爱兄长）对于曾麟书的苦心教导，曾国藩兄弟均是谨守不一。尤其是作为长子的曾国藩，在教育子孙辈读书做人等问题上，总结了祖父和父亲所制订的一整套方法，而且加以继承和发展，在家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曾麟书在督教曾国藩兄弟读书的过程中，逐渐总结出了一条现实可行的经验，就是对其教育须循循善诱，不重在求速效，而在于教之有常，学之有心。“教之有常，自然有效”；学之有心，业必有成。在他的晚年，由于曾国藩兄弟大都取得了功名，从而他表示要把教导孙辈和管理农事的责任继续担当起来，“仍杜门不出，课孙子，检点农事，守吾之拙而已”。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他先后送出四个儿子参军赴前线与太平军为敌，并勉励其尽忠报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