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曾约农十六岁的时候赴英国伦敦入中学，毕业后考入伦敦大学，主修矿冶，兼及教育和文哲诸科。1916年夏，他毕业于伦敦大学皇家矿冶学院，随后又于伦敦大学军官训练班结业，获英国伦敦大学理科工程科学士学位。次年底，他与曾宝荪一同返归中国。1918年1月下旬，他们又回到湖南。此时，曾宝荪在巴路义女士的全力支持下拟在长沙创办艺芳女子学校，曾约农应约出任该校教务主任兼英文、算术、物理和化学老师。据曾宝荪在回忆录中说：早在1914年寒假期间，“我与约农弟除夕守岁，便立志贡献自己为国家、为世界致用，约定互相努力，互相帮助，以求达到这目的。所以后来他守了这个信约，一直爱护我帮助我，我办教育略有成就，靠他助力不少”。事实的确如此，在艺芳女校三次停办又三次复校的三十二年中，曾约农始终作为曾宝荪的重要助手，多方出谋划策，努力经营，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女性人才。
他于抗日战争期间蜜居家乡五年，尽力为全面抗战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良知。
1937年因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而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是抗日战争正式爆发的标志。在此之前的六月，曾约农应邀出席了由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商讨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心议题的国家大事。会后，他回到了长沙。当时的长沙是抗敌宣传和后援的重要城市，曾约农积极联络田汉、茅盾、徐特立、左舜生等人，组织成立了湖南抗敌总会宣传委员会，主动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在前线负伤将士退居长沙疗养期间，他和曾宝荪率领艺芳女校师生前往医院进行慰问和救护工作。据曾宝荪回忆说：“这时我校已经组织了红十字队，有担架，药品及护理人等。恰好长沙各女校要轮流值夜班去车站，义务招扶病兵伤兵。有些人怕车站正是目标不敢去，但我校师生，每逢轮值日必去，教职员连我在内，都去过。冶1938年8月17日，长沙遭日寇飞机第七次轰炸，损失异常惨重，总计被炸毁民房和商店三百余栋，死伤平民八百余人。艺芳女校中弹十五枚，校舍倒塌而全校师生却安然无恙。这是因为艺芳女校的校舍具有较为完备的防空设备的缘故。曾约农留学英国期间，除主修好理工科学业外，又在伦敦大学军官训练班学习军事，对防空知识有一定素养。他在主持设计女校防空壕时，匠心独运，构筑的工事呈马蹄形状，上面密排木板，再复沙袋，设置六个洞口，分别按六个班级固定，免除紧急事变时场面混乱。洞内设有饮水处、点心桌、医药箱，以应急需。平时组织师生演习，急时进退自如，所以在全市死伤八百余时艺芳女校师生无一人伤亡。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为了巩固武汉的后方门户，11月攻陷湖南岳阳。自此，长沙城内谣言四起，国民党湖南省当局张皇失措，不顾守土有责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危，唯恐逃之不快。负有维持长沙治安全责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执行蒋介石“焦土抗战”的指示，于11月12日夜间，命令军警纵火烧城，大火至14日才媳灭。长沙城内房屋三分之二被毁，财产损失巨大。居民被烧死三万余人。大火之后，日军并未立即进犯长沙。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民愤，推卸责任，只好把酆悌、徐昆、文重孚等人作为替罪羊枪毙，并将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革职。在这种情况下，曾约农与曾宝荪及其家人一道，携带着曾氏部分家藏手稿和抄本，绕道避难于香港。1941年，香港沦陷，曾约农等日夜提心吊胆，生怕家藏手稿和抄本遭到日军的捜毁。次年，香港发生严重的粮荒，曰军被迫允许寄居在港的内地居民回乡，以减轻荒乱带来的混乱。于是，曾约农、曾宝荪分别化名为曾仲、曾苹，乘机取道澳门，经广州湾至广西柳州，转湘桂铁路，乘火车抵达衡阳，回到老家荷叶。所携曾本，经好友余六铁转托廖傅亚、郑仲衡分别妥运湖南和广州湾保存。曾约农经千辛万苦回到湘乡老家后，一些乡亲对他们的生命安危，甚是放心不下。国曾约农却风趣地表示：“全面抗战，大后方常被轰炸，家乡如果沦陷了，安藩危也不亚于大后方。我佩带一只手枪，日不离身，夜不离枕，万一有变，拔、枪相斗，拼一个不亏本，拼两个就赚了！”由此可见，曾约农的爱国民族气节家是很明显的。
族1944年6月21日，湘乡沦于日寇之手。在此之前，曾约农被一个叫彭位族仁的抗日司令邀请任幕僚之类的职务，但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湘乡老家一带的抗日工作上。有天下午，荷塘本地一部分具有民族气节的人在麻兴庵召开了一次“应变会”，研讨如何组织自卫队的问题。会议由曾踽主持，参加者大多是一些乡保长和绅士，曾约农应邀入会，并做了简短的发言。他说：“敌人对广大沦陷区有鞭长莫及之感，大家务必镇定，不要害怕、惊慌，我们决定和大家一道保卫家乡。而自卫队应以防止汉奸破坏和散兵游勇骚扰为主，兼顾游击，但应该注意防止‘维持会那一类组织的出现”。随后，活跃在湘乡和衡阳边境地区的各类游击武装相继出现，诸如温应冰的“正义军”、徐洞的“潭宝永突击指挥部”、湘潭张碧村的“游击司令部”、衡阳王伟能的“衡清司令部”、衡山唐辟衡的“第一支队”等等。这些武装尽管不属于共产党领导的正规抗日力量，但它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矛头主要指向日本帝国主义。然而，正因为它们具有这种特定的属性，所以如何协调彼此间的关系，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约农为之采取了两条具体的措施，尽自己的力量使各派武装间携手合作。一是委派专人帮助进行游击队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工作，借以了解敌情，掌握游击队伍的活动情况。二是对驻地抗日武装或过境部队，每逢过年过节设丰宴犒赏，或赠送锦旗，激励其爱国抗日之情。如在1944年8月，湘衡交界百数十里地内，各路游击司令齐集曾约农老家富厚堂开会，商讨抗日到底的问题。曾约农、曾宝荪等人不但设宴款待，而且从中多方协调，消除了各路抗日武装间的误会，使其一致对敌。当时，衡山、湘乡、湘潭三县毗邻相处的游击队常常因防地问题发生纠纷，当地老百姓害怕打仗，一致请求曾约农出面从中斡旋一番。他以抗日大义为重，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邀同从弟曾昭柯、“正义军”副司令屈能伸出面约集各路游击司令在湘潭龙虎拗会谈，劝导双方以民族利益为重，共赴国难。据曾宝荪在回忆录中详细叙述这一过程说：“这是三接界——衡山、湘潭、湘乡，三处游击队，因争地盘，大有火并之势。由当地人民再三恳求不要打仗，免得人民受苦，要求约农出来作调人，立定和约，在湘潭某处开会。约农带了昭柯弟同去赴会，由别动队的副司令同去。”与这三方面的头头当面谈妥防地之后，曾约农他们在湘潭龙虎拗停留了一天，在晚上才赶回老家。对于这件事，曾宝荪评论说：“约农、昭柯，轻身入虎穴，居然能使那些互相猜忌的游击队，化干戈为玉帛，减少人民许多牺牲和痛苦，真是不容易的事。这是上帝的保佑，也可说这些游击队将军究竟还是爱国爱民的，所以只要有人斡旋，便能消弭争斗之气，同心向外御敌了。”1945年春夏之交，湘乡一带因战乱频仍，天灾不断，老百姓生活更加艰难。为了挽救濒临死亡的穷苦人，曾约农毅然在富厚堂开仓平粜，在一定程度上为帮助当地老百姓渡过难关做了好事。
1945年8月10日，日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曾约农在家乡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即组织部分群众擎着上书“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高脚牌，锣鼓、鞭炮导前，向各处宣传抗日的胜利。进而，他又在曾竹亭公祠主持召开了有2000余人参加的荷塘乡人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他在会上致词说：“这个庆祝会显示了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是不容侮的！”曾约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显示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爱国民族意识，是应当肯定的。
1946年春天，艺芳女校的老学生张纯士、李琬、王恂来等专程到湘乡力劝曾约农和姐姐曾宝荪去长沙重新开办艺芳女校，于是在是年5月下旬，他们一同返归长沙。经过多方努力，他们把原校收回修整一新，实现了艺芳女校第三次复校。但此时的曾约农因受湖南省长王东原之邀，负责筹备省立克强学院不能分身，只兼任艺芳女校顾问之职，“但是开教务会议，或是学友会，仍然出席，照样有他的建议和帮助”。
曾约农负责筹组省立克强学院的原委是这样的：薛岳当湖南省长期间，于1941年在南岳创办了省立农业、工业、商业三个专科学校。1944年6月，曰寇南犯，长沙、衡阳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这三所学校被迫停办。1946年春，商专和工、农专科学校分别在衡阳和长沙复校。湖南地方当局为节支教育经费，以“集中人力物力和纪念黄克强先生革命功勋”为由，决定将三所专科学校合并，改办省立克强学院，具体合并事宜则由曾约农负责进行。至1947年2月，筹备工作完毕，这三所专科学校正式合并成立省立克强学院，曾约农被委任为该院院长之职。是年秋，克强学院招收本科农艺学、建筑工程和会计统计学三系新生各一个班，连原三所专科学校的肄业生共258人，分十个科系。院址仍设于长沙市稻谷仓、荷花池、藩正街等处原三个专校旧舍。与此同时，曾约农还担任过湖南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湖南大学教授的职务，为湖南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鉴于曾约农在文化教育界的声望和地位，他还被国民党中央和湖南地方政府分别任命了许多专门性的职务院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教育专门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军事委员会庐山暑期训练团教官、考试院湖南第一届高等检定考试委员会委员兼系主任试官、湖南资送留学考试委员会委员兼试官、湖南初高中毕业会考委员会委员兼系主任试官等。
新中国成立前夕，曾约农应邀参加在印度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会后回到香港，于1951年冬应蒋介石电邀及专使孙沂芳之请，离开香港定居台湾。
他定居台湾后出任东海大学第一任校长，办学卓有成就，深受师生钦敬。
曾约农自1951年冬定居台湾之初，受聘担任台湾大学教授，专教英文。1955年，曾约农出任东海大学首任校长之职。
东海大学是一所由美国人捐资开办的私立大学。关于校长人选问题，董事会原已聘请美国南加州大学东方文化系主任陈锡恩担任，因为他与教会的关系极其密切，而且是美方请来筹设东海大学的负责人，当初东海创校的模式与校址都是在他手里策划决定的。然而，他因假期已满，必须返回原校，所以关于该校校长的人选问题，久悬未决，而学校又等着开学。于是，“当鲁斯(Mr.H.Luce时代杂志创办人)先生的姐姐穆尔夫人(Mrs.Moore)捐款要开办东海大学时，未有适当的校长。于是校董会，邀集了几位对中国教会学校有关系，同时也是基督的人士与穆尔夫人相见，意思就是要她选一个适当的东海大学校长”。参加的人，每人都发表自己对于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意见。曾约农尽管不是基督教徒，但“他的政策意见，居然受穆尔夫人嘉许，就认为他可以做校长。董事会就请他出来，约农再三辞谢，最后他应许做两年，做开办创业的苦工”。曾约农受命出任东海大学校长之后，在校舍的建筑规划、教师的聘任、课程的安排、专业的设置、学校的管理等方面都尽心尽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
曾约农虽然留学英国较久，但对美国教会学校一贯的作风不太了解，所以他所主持下的东海大学，与中国内地的西方教会学校有所不同。在该校开学之始，他就揭举出立校的宗旨是：“以基督教的精神，遵循国策，实现三民主义的教育，并注重发扬我国固有的文化。”这一办学宗旨，是曾约农根据当时世界潮流以及台湾现状而提出的。但当时该校的大多数校董却不太赞同。他们认为，东海大学无非是燕京、金陵、齐鲁等大学之类的模式，就连美国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主持人也持同样的看法。所以，当曾约农主张东海大学应增设工学院时，董事会表示反对。其理由是：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大学没有一所学校是有工学院的。尽管曾约农据理力争也无济于事。但曾约农顾全大局，尽力为实现自己的教育主张而勇于任事：“他创始通才教育制度，并创设劳作助学方法，使清寒学生可以用工作来换取学膳杂费。约农本人也每礼拜一同做工数小时，表示劳工并不卑贱，深得教职员、学生与工友们的佩服，一堂融洽。”劳作教育和通才教育，这是曾约农出任东海大学校长期间两项最重要的办学措施。据李尔康在《敬悼曾约农先生》一文中评价说：前者因曾约农深感中国的士大夫不事劳动的积习，已经由来很久，必须予以纠正。“这是一种开风气于先的改革，须先培养学生们具有新的观念，不鄙视劳动，不以劳动为苦”。所以，东海大学不设校工，一切劳动都由学生自己操作，诸如清理环境、打扫厕所、传递公文、缮写打字、泡茶抹桌椅等活，都由学生亲手进行。当然，学生的劳动并非白干。而是根据各自工作量，酌给报酬。这既锻炼了学生的劳动观念，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至于后者，则是当时对教育制度改革的一种尝试。通才制度虽发端于美国，但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它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实行这种综合性的教育，去培养专门与通才相互补充的人才。这种教育，实际是把“专门”和“通才”并为整体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