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罗泽南等因太平军势盛，遂在湘乡募练乡团以图自保，李续宜与四兄李续宾奉父命前往协助。1853年初，罗泽南应曾国藩之约率湘乡团勇至长沙，改编为湘军。李续宜、李续宾随侍罗泽南左右，转战湘北、江西、湖北等地，“公遂参军事，以功累晋知县、同知，赏戴花翎，而名顾不显”。1856年春，罗泽南被太平军击毙于武昌城外，曾国藩和胡林翼均感悲伤不已。其所部由李续宜与兄续宾统率，将老弱裁汰不用，“所存一千三百二十名”。是年冬，湘军再度攻占武昌、汉阳，李续宜兄弟之功尤为突出，故胡林翼“奏公有劳，特为兄续宾所掩耳。有诏以知府选用，赏加道衔。既而随兄围攻九江”。1857年，遵曾国藩、胡林翼之命自瑞州率所部1700人回救湖北，“自巴河、蕲水、广济、黄梅，六战破贼垒无算，遂会克小池口。由是公之威名与忠武公差颜颃矣。”随后，李续宜所部占据九江重地，协助其兄李续宾分兵攻占湖口，连下彭泽、小孤、梅家洲等城隘。进而，李续宜派一支部队设防湖口，“忠武公乃得专力破灭九江，皆公之助也。”湖北形势基本稳定后，胡林翼与曾国藩合谋，奏请由李续宾部援赴皖北，而命李续宜留防湖北。由此可见，自罗泽南去世后，李续宜不仅独当一面领军，而且和李续宾已成为胡林翼赖以经营湖北的领先力量，成为曾国藩筹谋安徽的外围依赖对象。
他在四兄李续宾战死三河镇后，重振罗泽南之湘军，全力配合曾国藩、胡林翼合围安庆，先后被清政府任命为湖北、安徽巡抚。
1858年冬，李续宾与曾国华战死于安徽三河镇，所部被太平军击毙达六千多人，李续宜在悲痛之余奉胡林翼命统领李续宾残部。曾国藩痛失亲弟弟的同时甚感李续宾已死，实是湘军一重大损失。他忍痛含悲，去函李续宜希望其重振部旅，化悲痛为力量，“勉抑哀忱，好自保重，以慰高堂千里之望”；“收集溃军，重加整理，使李家军复能自固，仍称劲旅，以雪迪公九泉之愤，以安鄂省军民之心”。他细心叮嘱李续宜，“稳扎黄州，不赴下游，不轻出堵剿，不分兵调助他处，以息湘人之气”。同时，在形势稳定后最好回家乡一次，“戏彩堂前，抚循孤侄”，等到人心安定之后“再议出处大计”淤。曾国藩的细心开导与安排，做到了于情于理两相融合，使李续宜得到极大的安慰。胡林翼作为罗泽南的姻亲，李续宜、李续宾兄弟的直接上司加好朋友，在多方开导李续宜的同时，于是年底亲赴黄州与李谋划整顿李家军大计，“相与申儆简练，而湘军复振”。李续宜无负曾国藩、胡林翼之望，经过的半年时间的整顿，便使李家军重振雄风。在整顿溃军的过程中，他遵循曾国藩提出的在军制方面“仍照旧章办理，不必更改”的建议，“入则损食悲咽，出则拊循溃卒；思乡者遣归，愿留者编伍；哺粟赐衣，接以温语；差讨诸将之罪，而简用其良”。清政府则根据胡林翼等人的举荐，授以李续宜湖北荆宜施道道员的职务，以示激励并寄予厚望。
1859年夏，石达开部太平军西征湖南，围攻宝庆等地，以图荆州而进据四川。李续宜奉胡林翼之命统军五千人自黄州经武昌驰援宝庆，加上各路官军三万余人，与三十万太平军四次激战于资水西岸，最终迫使石达开部太平军避走广西，宝庆之围遂解，李续宜因功“赏加布政使衔”。此时，曾国藩与胡林翼着手商议全力合围安徽省城安庆的计划，李续宜应召挥师自湖南东返，屯兵于安庆与桐城之间的青草塥，会同多隆阿布奇阵，于1860年底大败陈玉成部太平军于挂车河，论功授安徽按察使之职。1861年，又被晋升为安徽巡抚。因陈玉成部太平军全力进攻武昌，沿途直取黄州、德安两府五县，湖北形势异常危急，李续宜于是奏报清廷阐明自己不能莅任安徽巡抚的理由：“湖北为众军根本，臣宜提师回援，不能遽任皖抚之事”。获准后，他率部驰抵武昌，会同湘军水师彭玉麟部，水陆夹击太平军，占孝感及德安、武昌、通城、咸宁、蒲圻等县。此时，胡林翼因病去世，清政府考虑到湖北地位十分重要，特调补李续宜为湖北巡抚，不久又因安庆克复，急需重臣坐镇，又将李续宜移抚安徽。履任后驻军六安，多次奉到密谕询问如何处置苗沛霖军的问题，李续宜上奏发表意见：苗沛霖反复无常，即使官至道员也是“匪”性不改，主张对其“宽其党羽，使为我用，彼势日孤，终成禽耳”淤。清政府采纳了李续宜的建议，全权由其处理苗沛霖的问题。由于李续宜采用了“绥抚各圩，阴散逆党，选任贤吏，安民垦田”等得力措施，苗沛霖军的处置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粉碎了胜保企图借重苗沛霖军牵制湘军的阴谋，为曾国藩全力筹划天京合围扫除了后顾之忧。随后，李续宜又派兵进击张乐行捻军，使皖境局势大定。1862年秋，李续宜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全权督办安徽全省军务，成为曾国藩手下独当一面的得力干将。
就在湘军合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重要时刻，李续宜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于是数次上奏朝廷，不能应命全力督办安徽军务，坚决要求回籍治丧守制，推荐唐训方为接任人选，“三疏陈谢，举唐训方自代，允假百日”。1863年9月，李续宜回到湘乡老家处理母亲丧事。因他从军十余载，积劳成疾，咯血之症时好时坏，回籍后可能因母丧悲伤过度，咯血症加剧。尽管清政府下达谕旨促其夺情速赴安徽前线，但他终因病入膏肓，医治无效，于是年11月去世。李续宜病逝后，清政府照总督例给予优恤。
曾国藩对此感到悲伤不已。正当合围金陵的重要时刻，失去李续宜这样一位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不仅是湘军的一大损失，也使他失去了一个好帮手。联想起李续宾、李续宜兄弟自从入了湘军以后出生入死立下显赫战功，一个战死疆场，一个积劳成疾终以英年早逝，不禁对李氏兄弟敬佩有加，于是先后为李续宜、李续宾兄弟分别撰写神道碑铭以示追念而慰忠魂。在碑铭中，曾国藩对李氏兄弟生平行谊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李续宾和李续宜兄弟“皆负重名，淡于荣利”。这是兄弟俩的共同点。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各自具有其特点：“忠武好盖覆人过，公则嫉恶稍严；忠武战必身先，骁果缜密，公则规画大计，而不甚校一战之利。至其临阵，百审一发，发无不捷，成功一也。”这就是说，李续宾喜好宽容他人的过错，李续宜则对人要求过于严格；李续宾每次上战场一定是身先士卒，勇敢果断又不失谨慎机智，李续宜则擅于筹荷叶纪事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245页。
谋战守方略，不计较一时之得失。临阵前胸有成竹，一旦开战很少失误，几乎是每战必胜，这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所在。
也许是因李续宜、李续宾兄弟与曾国藩、曾国华兄弟关系异常密切的缘故，同时战死于安徽三河镇的李续宾与曾国华在后来成为了儿女亲家。而湘军统帅曾国藩的后裔中，重孙女曾宝荀成为了李续宜的玄孙李进崧的妻子；重孙曾昭权则成为了李续宜重孙女李懿康的丈夫。
李进崧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一直暗地里为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湖南省粮食局、湖南省财政厅科长，以及湖南省轻工专科学校副校长和湖南省政协委员等职。妻子曾宝荀是曾纪鸿的第四子曾广铨的女儿，与着名教育家曾约农是同父异母兄妹。她早年就读于沪江大学，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长沙艺芳小学校长，此后相继担任过长沙古道巷小学校长、茅亭子小学校长和长沙市第十六中学教师等职。因患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不到五十岁便坐上了轮椅。但她身残志不残，始终对生活充满乐观情绪，利用英语基础好的自身条件为社会作贡献。
曾昭权是曾纪鸿第五子曾广钟的长子，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电机工程学专业毕业后，曾任北平电灯公司西山新厂主任工程师、湖南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教授兼系主任。妻子李懿康早年随曾宝荪等入读上海西门务本女学校和冯氏女校，后入美国本雪佛尼亚州威尔逊大学肄业，生有六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女曾宪源带病数考大学，成为兄弟姐妹中的佼佼者。她从小体弱多病，但学习刻苦用功。1949年考取湖南大学电机系，次年因病休学；1954年考取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带病学习六年，终于1962年毕业；先后任北京函授学校物理、数学教师，1978年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先后参加全日制学校中学数学课本和六年制重点中学高中数学课本的编写，还与他人合编《高中数学教学指导书》、《高中综合练习丛书·数学》等书，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扎实的专业功底。
陶澍（1779-1839年），字子霖，号云汀，晚年自号桃花渔者，湖南安化县小淹乡人。父亲陶必铨，字士升，曾就学于长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寒窗苦读数十年，最终只获得秀才功名，应省试十余次皆不中，此后开馆授徒，讲求实学，着有《易经抉微》《书经抉微》《批点杜少陵集》《批点韩昌黎集》等书。其思想和治学精神，对陶澍的影响较为深远。陶澍的弟弟陶潜，县学生员，三十一岁去世；妹妹陶姗英因四岁时母亲病逝，嫁予湘潭周光垧，二十三岁时病逝。由于母亲黄氏三十多岁就离开了人世，陶澍在十一岁时就成了没有亲娘的孩子，加上陶家在父亲陶必铨时已经破产，故陶澍青少年时期是在清苦的生活中度过的。不过，父亲陶必铨对陶澍的读书学习是抓得很紧的。在他边授徒边应考的过程中，总是把陶澍带在身边，父子同时读书学习。据陶用舒作《陶澍年表》可知，陶澍在1784年至1800年中举前这十六年间，随父亲先后就读于长沙、安化、益阳等地，不仅得到父亲的家学督教，而且周游各地，见识广闻。塾师或官学老师有好几位，对于他学业的长进是大有裨益的。1798年冬，陶澍与黄德芬结婚后，仍随父亲就读于“石井刘静园家”。1800年，即陶澍二十二岁的时候通过乡试考中举人；不到两年，他又于1802年春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终于跻身读书做官的行列淤。有趣的是，其父陶必铨积三十余年之功终未能考中举人，而陶澍则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就考上了进士。这除了他本人的刻苦用功之外，还与父亲的精心培养，与多位老师的用心督教有极大关系。
陶澍自考中进士后于1804年供职翰林院至1839年去世这三十多年间，先后担任过国史馆纂修、四川乡试副考官、翰林院庶吉士、詹事府詹事、记名御史、五开近代经世致用之学先河的陶澍他自幼随父读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二十四岁中进士。
江南道监察御史、陕西道监察御史、户科给事中、四川兵备道、福建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职。这其中在1818年前，担任的基本上是闲职或不重要的职务，但为他后来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打下了基础。自1818年之后，他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时间最长，其政绩也最突出。下文，笔者拟据《陶澍评传》等材料对陶澍一生最重要的思想言行做些概括性介绍。
晚清两江总督衙门他在弘发经世致用之学的过程中，善于发现和任用人才，对时人和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