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曾国藩在《致刘蓉》一书中，初步阐发了他“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他在这封信中首先指出：“去岁辱惠书，所以讲明学术者，甚正且详，而于仆多宽假之词，意欲诱而进之，且使具述为学大指，良厚良厚！”也就是说，我曾国藩今天论述学术的见解主要是受了你刘蓉的启发。进而，他向刘蓉明确表示要调和汉学与宋学之争，兼取二者之长，将文以载道、文道并重之学发扬光大，“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在寄给刘蓉的诗作中，则集苏轼句为联以赠：“此外知心更谁是？与君到处合相亲”。且希望他能在科途上奋进一番。1844年秋天，当曾国藩得知其弟曾国荃想随刘蓉一起做伴读书的消息后，认为刘蓉有真才实学，“直以为师可也，岂特友之哉！”进而，又提醒弟弟们不要急求于科名一途，重点应放在人品才学方面的修炼：“如霞仙今曰之身分，贝儿比等闲之秀才高矣。若学问愈进，身分愈高，则等闲之举人、进士又不足论矣。”虞在这里，曾国藩以才学高深为标准对刘蓉给予了评价和肯定。由于这时期刘蓉对汉学的不足之处提出批评，侧重于对宋学的肯定，曾国藩则主张汉、宋二学兼容调和，所以两人在此时期的学术交流是比较多的。1845年，曾国藩又在《答刘蓉》的书信中进一步阐发了程朱理学之义，批驳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
在这一封信中，曾国藩首先说明在两年之内收到刘蓉三封来信，一直未做回复的原因是由于性本懒怠，对学问研究不深，怕见笑于好友。进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在你刘蓉的启发之下，我就“敢略陈大凡，吾子取证而裁焉”。毫无疑问，曾国藩学业的长进，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两人之间的关系在共同志趣的推进之下愈益深化。曾国藩对刘蓉的敬重之情常在诗文中反映出来：“夜夜梦魂何处绕？大湖南北两刘生。”“我思竟何属？四海一刘蓉。”1852年，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是在好友刘容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官，不专任事，不求保举。”1855年秋，刘蓉独领一军配合罗泽南先后攻占湖北崇阳、通城等重镇，曾国藩想据此举荐刘蓉，当即遭到刘蓉的反对。曾国藩说：“此亦古人之常，且幕客皆叙劳，君何得独不尔邪？”刘蓉却说：“汉代萧、朱、王、贡，以转相汲引为贤，盖踵战国余习，非友道之正。士各有志，奚必以此相强？”曾国藩只好尊重刘蓉出山相助之约，此后再也没有出面保荐过刘蓉。1855年11月，刘蓉的弟弟刘蕃战死在湖北蒲圻后，刘蓉离开军营回到老家湘乡，无意复出。
曾国藩作《刘君季霞墓志铭》寄以哀思的同时，就刘蓉给予自己的诸多支持、帮助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情。他在书信中指出：你刘蓉真是正人君子，坚守出山之约，不领军中一文钱，不受我对你的保举，相反“艰难相从，寒暑局蹐于拖罟暗舱之中，又以力战陨丧爱弟”。你刘蓉的人品和学识，怎能不令我钦佩敬仰呢？他殷切希望刘蓉能够重新回到前线辅助一切：“吾弟应诏而出，万不可以少缓。……塍望台旆，悠悠我思。”尽管刘蓉出面辅助曾国藩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但其深明大义，念朋友之情，应约相助，且不图报酬，不求保举，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刘蓉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甚至超过兄弟之情。刘蓉后来将自己的诗文辑录成册，取名为《养晦堂诗文集》，请曾国藩写篇序跋之类的文字。曾国藩欣然应允，并在其中明确指出：“吾友刘君孟蓉，湛然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曾氏在这里对刘蓉的道德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两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之后，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想把刘蓉的女儿继配给曾纪泽为妻。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满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够成功。再过了一年多时间即1859年11月，在曾国潢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举行。至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
他抱负非凡，优于谋略而短于专将；晚年被革职回乡杜门讲学十余年，且着述不断。
《清史稿》对刘蓉的评语是：“抱负非常，……优于谋略而短于专将”。平心而论，这一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刘蓉虽然是一个县学生员，最终未能跻身封建科举的最高阶梯，但他的学识功底较为深厚。从“优于谋略”这一点说，刘蓉表现得很充分。当曾国藩奉命出山之际，刘蓉致书恳词告诫说：“若规永叔、子赡之节概以自多，采退之、鲁直之词华以自豪，此承平无事之世，所为优游以养大臣之望者，而非当今之所急，以无救于治乱之数也。”进而，他明确指出：“颂执事之贤者，曰‘其廉可师爷曰明执事之志者，曰‘以身殉国爷。……虽然，以此二者明执事自待之志，可矣；若以慰天下贤豪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则岂但已哉！”正确的处世治事的态度应当是：“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这就是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仅在于自身做到“其廉可师”、“以身殉国”，而应站在更高更远处考虑问题，也就是做到将程朱理学那套大道理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于世，扭转一代风气，创造出丰功伟业。曾国藩对于刘蓉的忠告，对于刘蓉有关治军、治国谋略之论，表示接受采纳，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864年，刘蓉因御史蔡寿祺疏劾恭亲王奕诉而受牵连。在即将去官之前，他听到左宗棠奉旨以陕甘总督督师剿捻的消息后，立即致书左宗棠，从六个方面阐述了有关经略陕甘的大政方针：一是应当尽力解决粮饷运输的困难；二是先在陕境立定脚根，辟地屯田，然后再出兵西征新疆；三是“办贼当以陕西为根本”曰四是用兵须“严阵坚持”，不要四面出击；五是进剿甘肃回民，必“先清陇东，次捣河狄”；六是“广罗艰贞坚苦、仗义相从之侣，以资襄助”。应当说这是刘蓉通过对陕甘实际情形进行具体考察之后做出的整体方略，是很有见地的。所以，左宗棠后来在进军陕甘时，基本上采纳了刘蓉的意见。然而，由于文人固有的自负和刘蓉本人性格的执拗，往往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使得他不能扮演独当一面的角色，只能起副手或幕僚之类的作用。
在学术上，刘蓉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在以讲理学为主的同时，又不株守一途，重在创新。曾国藩在谈论经学时，往往表示出他对汉学的推崇。对此，刘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汉学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学则吾学也，行则吾不知也”。汉学家们只知考证，“不当以道义相苛。泯泯棼棼，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曾国藩对这位老朋友的观点无法加以辩驳，只好表示默认。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刘蓉对做学问有着深厚的情趣。尽管他在晚年仕途不顺，甚至革职为民回归故里，但他并不为自己在宦海的沉浮而忧伤，坦然处之，“杜门讲学者十年”，兢兢业业，发愤着书立说，行道传人，表现出一种入境界的治学精神：“及罢官归里，筑绎礼堂、玩易阁，日穷经其中。”他曾致书曾国藩，丝毫没有流露出对自身遭遇的忧郁之情，“所居疑在蓬岛之间，置身若在周秦以前”，表现出一位学者谈笑面对现实的广阔胸怀。所以，曾国藩称颂他：“研究‘三礼（笔者按：即中国古代祭天、地、宗庙之礼），洞澈先王经世宰物之本，达于义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觉后世之昏昏。”又对他的学问做了高度赞扬：“文章欲近欧阳修辈而与之齐，而志愿有大于此者。”后世学者对他的学术评价是：“观其持论不徇风气，知制行不为诡随矣。论文不持宗派之说，而为文章条达疏畅，如己意之所欲出”。这正是刘蓉在晚清学术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原因所在。
湖南湘阴县人（今属汨罗县)。他十八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问学相切剧”。如前所述，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但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他一心要做一个真正的学者。故刘蓉在一封信中以曾国藩为榜样对他进行规劝说：“涤兄迩日进学可畏，顼寄书论为学之方，体认殊深；他日建树，殆非科名之士所及。……吾弟词翰之美，将为文苑传人；顾某所以期于吾弟者，不在是也。”大意是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你郭嵩焘尽管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但我对你所期望者不仅仅于此。刘蓉的规劝之美，并未能改变郭嵩焘的个人志趣所向，他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
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的仕途生涯充满着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也了解得清清楚楚，认为他只能当一个学者，而不能胜任封疆大吏之责。二十二年之后的1861年，当李鸿章着意保奏郭嵩焘到江苏做官时，曾国藩明确指出：“筠公芬芳悱恻，然着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这就是说，郭嵩焘是屈原之类人才，他的气质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的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之任的材料。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1844年和1845年，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1847年3月，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曾在《送郭筠仙南归序》一文中说：“郭君筠仙与余友九年矣，即之也温，挹之常不尽。道光甲辰、乙巳两试于礼部，留京师，主于余。促膝而语者四百余日，乃得尽窥其藏。……将别，于是为道其深，附于回路赠言之义，而以吾之忠效焉。”两人朝夕相处，互相探讨学术之情跃然于字里行间。曾国藩从内心为有郭嵩焘这样一位好朋友而感到自豪，“我有执友，翰林郭君。至交金石，天下莫不闻”。
正因为他们俩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友苦劝的结果。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绌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则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1853年下半年，郭嵩焘与湘乡知县朱孙贻奉曾国藩之命先期防剿江西时，曾建议江忠源赶造战船，编练水师，奏准实行。随后，郭从江西返回衡州与曾国藩商定营制，“立水陆各十营”，曾任命黄冕为编练湘军水师总指挥。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由于有着上述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做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的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劾参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人品虽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后来，曾国藩还为失去这个贤婿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他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积极拥护者，而其浓厚的爱国思想又是他极力推崇《海国图志》的重要动机。
湖南邵阳人魏源比郭嵩焘年长二十四岁，但却同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又是前后科进士，他们两人之间的交情也是极其深厚的。
1840年至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正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府中。此时，魏源也在两江总督裕谦身边当幕僚。他们俩都怀着爱国热忱，在线实地参加了抗英斗争。战争的失败，都使他们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刺激，开始反省中国内政外交的得失，并把眼光投向。远的西方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