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当场日）上午八点多钟，对昨夜的惨剧与险情全然不知的肖润泽与张大模准备去三队邀约万启超同去赶场，刚走到万启超家对面的一个山坡时，突然从旁边的树林中蹿出一大群村民，全是清一色的男人，有拿火铳的，有拿锄头锄把的，有拿刀棒的，为首者是九大队的周登科与邓弟星。周大叫道：“肖莽子，站倒！”肖见几十个村民杀气腾腾的狠样就知不妙，转身撒腿就朝去区上的路一阵狂跑，村民紧追不舍，只留下惊魂未定的张大模。肖没跑多远，前面又出现一群手持凶器的村民堵住了去路。肖掉头朝一山坳跑去（地名阴弯），后面追赶的村民不停地狂喊：“快，快抓住他，不要让他跑了，打死他，打死他！”肖本就跑不过常年走山路的村民，更何况在奔跑中，一双破胶鞋早就不知踪影，一双脚上扎满了草丛中的棘刺，血肉模糊，疼痛难忍。村民顺着血迹很快就发现了瘫在红苕地旁的肖润泽。周登科带人慢慢地围了过来，见肖手中有把三八式的烂刺刀，停住脚步，厉声叫喊：“把武器交出来！快点扔过来！”肖没办法只好顺从地把刺刀扔了过去。周见肖现在赤手空拳已无反抗余地了，这才嚣张地大喝一声：“给我打！给我往死里打！”带头扑向手无寸铁的肖。面对这群村民，肖双手无力地护着头部，哀求这群双眼赤红的村民别打了。转眼间一阵刀棍雨就将他放倒在地，浑身是血的他不停地在苕地里翻滚，惨痛的哀叫声在山谷中回荡。肖在生命已快走到尽头时，再次哀求：“叔叔……伯伯……求求你们，求你们别打我了，我家就我一个孩子，我是家里的独子呀！……求求你们啦！”谁知这群打手中有个一字不识的文盲、八大队三队的社员张培和，因头上无几根毛发，被人戏称为“张秃子”，他把肖哀求声中的“独子”误听成了“秃子”，他的怒火腾地一下就蹿了出来：“狗日的肖莽子，死到临头还敢骂我，老子整死你！”说完举起手中的锄头，反过来，用“锄脑壳”对着肖的头部恶狠狠地砸了下去。一连三下重击，肖的头就如同摔烂的柿子，脑浆四溢，死于非命。又一条冤魂留在了南江的土地上！
7月25日上午，对昨夜的惨剧同样毫无知晓的王远明和郑开忠去公社赶场，刚走到公社小学旁，就见路边厕所板缝中支出许多黑洞洞的枪管，厕所里人影幢幢，惨白的夏日照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可喧哗声却无处不在：“来了！来了！”两人一见黑洞洞的枪管已感不妙，转身就往回跑。“冲！别让他们跑了，打死他们！”一声叫喊，无数农民从旮旯处涌了出来，手中的火枪、大刀、木棒四处挥动着疯狂地追赶王、郑二人。二人见四面八方全是气势汹汹的农民，来路也给堵上了，只好顺着平坝狂奔到河边。河水虽退了些，可势头还是不小，二人不知在湿滑的石滩上摔了多少跟斗，鼻青脸肿的他们不顾一切地跃入河中扑河而过。后面的人群步步紧逼死命追赶，随着河中水花的渐渐消逝，疲备不堪的二人被围困在了大德公社塔子山上。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打手几棒就将瘫坐地上的郑开忠打翻，而后围着王远明就是一阵乱棒。人越集越多，棒如雨下，王远明甚至连一声哀号也没来得及就被打得晕死过去。这时，四大队社员马万发手持马刀大喊一声：“闪开，看老子的！”照着王的脖子一连就是三刀。血流如注的王皮肉外翻，惨白的骨头露了出来。据郑开忠讲，第三刀要不是被一根较粗的树枝挡了一下，王远明的头很可能就被砍掉了。正在危急关头，后面有人传话过来：“死了没得？莫要打了，书记和部长喊把王远明、郑开忠弄回去，开批判大会！”这时众人才住手，叫郑开忠背上王远明，下山回公社。
郑背着血人到公社球场放下，王已是毫无知觉奄奄一息，郑全身衣物已被王的鲜血浸透。
当天的太阳又凶又毒，一息仅存的王又这样被暴晒在球场上，郑束手无策地呆立一旁。
球场上站满黑压压的人群，许多善良的村民早就被这血腥一幕吓得面无人色，更多的是在暗自落泪。当场也有一些知青，绝大部分是女知青，他们的悲愤早已替代了恐惧，众人迅速集结在王、郑周围，知青刘桂伍找来急救包，同郑一起给王包扎伤口。
批判大会开始，书记首先讲话：“今天是一个大快人心的好日子，公社那些害人虫被我们广大的社员降服了，公社往后也就太平了！……”接着部长发言：“今天，我们齐心协力把一贯横行乡里的几颗毒瘤给铲除了，这些反革命分子已经被我们镇压了！……”“什么是害人虫？啥又是反革命？”在场的所有知青愤怒了，“说清楚，这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谁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你们残杀知青，破坏毛主席的上山下乡运动，你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面对知青们的责问，书记、部长愣在当场。知青们又要求道：“快去找医生救人，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的战友死去！”迫于无奈、害怕激怒众知青的公社头头们只有请来大德医院的郝医生给王远明缝合伤口，送往乡卫生院治疗，几天后伤情恶化，才被送往县医院，几周后才从死神手中把王拉了回来，王从此落下全身病根，终日与药罐为伴。后来也是在众知青的强烈要求下，公社才叫生产队找了几块破木板将那三名死者就近掩埋了事。
7月25日下午，太阳渐渐西沉，我心中疑惑怎么今天没见队上的社员赶场呢？河边路上也不见赶场的人回家，我家可是队里上公社的必经之路呀。平日赶场天我家可热闹了，村民歇脚的、讨水喝的、还有打牌的，人可多了。今天是怎么回事呀，一个人影也不见呢！正在我思绪不宁的时候，门外路上闪过一道人影，出门一看，原来是一小队的社员莆明珠，神情慌张地疾步而行。我就更纳闷了，这小子平时最爱上家里坐坐，讨几支烟抽，今儿怎么跑得这么快？转眼间他已到我家侧旁的一道山梁上，他停下脚步，四面望了望，然后很是神秘地向我招手，让我过去。“啥子事嘛，做得神神秘秘的。有啥子快点说。”我慢腾腾地走了过去。“杨二哥，不得了啦，今天王远明在赶场的时候遭砍了，不晓得活得过来不。郑开忠也遭打了。安部长（武装部长安怀和）让我给你捎个信儿，让你这几天提高警惕，注意自身的安全。”说完转身匆忙离开。这时我已感到不妙，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了。我忙与妻子商议，准备出去避避风头。我急忙出门找来一要好的社员安平德，把被盖与一些衣物交与他，寄放在他家中。夫妻二人又心急火燎地来到队长陈兆裕家中，请求借点队上的公款返回重庆。当队长了解到情况后，对我说：“别怕，你又没干坏事，怕啥，我看哪个龟孙子敢到老子队上打人！老子队上两百来号人又不是吃素的，要打，我们一起干，怕个呀！”为了安全起见，队长叫来副队长陈琪富，让他腾出房间，先把我们藏在他家。当晚十点多钟，我们就随着副队长翻山越岭，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匿在他家里。
7月27日，躲藏了两天的我妻子就待不住了，她嚷着要过河去找万启超老婆玩儿（她们是很要好的姊妹），顺便也打探一下情况，看看那边有啥事没有。（当时还不知万他们出事了。）我想这也对，就没拦她，她一人就下山了。妻子走后我就琢磨着王远明的事，可始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估计是不是他们在场上与人发生了纠纷，可为啥武装部长又派人来警示我呢？百思不得其解的我拿出我自制的两颗手雷（准备炸鱼用，点燃导火索五秒钟左右起爆），仔细地作了一番检查，以防万一。正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妻子满头大汗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惊魂未定地说：“糟了，糟了，快点跑！”“啥子事嘛，你说清楚噻。”
妻子带着哭腔说：“别人讲，万启超他们遭打死了！”“他们？还有谁呀？”“还有肖莽子和吴行成！”“啊！”这时我如雷击般愣住了。“快走吧！冯妈说那些人连我也要抓，说要逼你出来，各处埋伏了好些人！快点走吧！”我这才知晓情况比我想象的更加严重。当即我俩决定马上翻过后山到石矿公路，搭车离开南江。我将手雷插在腰间，直奔生产队会计家里准备借钱出逃。
正在打借条的时候，队长带着六七名公社干部走了进来：“杨二，莫慌，公社干部给你保驾来了。”我抬头一看，这几位平日里同我都挺要好，其中还有武装部长的侄子安星德。
“保驾？骗谁呀！是来抓我，还是来杀我的？”我怒气冲冲地说，一边警觉地拉着妻子缓缓退到门边。看到门外晒坝上空无一人，躁动的心情才慢慢地平息了一些。“万启超他们真的遭打了？”我问。他们很难过地点了点头，接着说：“杨二，我们平时的为人你是晓得的。何况有些事我们想管也管不了哇，这次的事也不是要整所有的知青，也没有针对你。今天我们就是代表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来的，主要就是让你们生产队保护你的……”
正在谈话间我隐约听到屋外传来阵阵叫喊声，急忙转身出门来到院坝，吼叫声更加清晰地从山谷中传来，只见山下有许多农民手中提着东西，沿着河岸直扑我所在的小队而去。
“走呀！快点呀！听说杨二在山儿岩，快点去打哟，别让他跑了呀！”这群农民直朝我家所在方向奔去。见着这一切，我心里一横，反而坦然了，心想：这些农民沿河而上到达我家起码也得走一两个钟头，况且我腰间插的那两个东西也不是吃素的，要是这是公社几爷子搞的鬼，老子先炸翻他几个再跑，整死一个够本，整翻两个赚一个！我转身点了一支香烟，望着随之而出的几位干部说：“听到了噻，狗日的，喊到我的名字打，这就是你们革委的决定？”安星德连忙说：“杨二，你不要冲动，这绝对不是我们搞的，真的不是呀。你要是不信，我们就在这儿陪你，等到晚上一起回公社，这总行了吧！”我说：“那好嘛，我暂时就相信你们几爷子，要是扯拐噻，老子是不得认黄的哟！喂！有烟没得？给一包噻。”
“有，有。”区食品公司的老李摸出一包“朝阳桥”递给了我（以防万一呀！）。就这样我夫妻二人在惶恐中熬到了太阳落坡。傍晚，趁着天空中那丝微光，踏上了去公社的小径。
前面三个干部领头，后面是另四人，我夫妻二人居中，一路无语，异常沉寂。天渐渐地黑了，清冷的月光洒满山谷，盛夏的燥热被这凄冷的月光所替代。虽说早已准备以死抗争，我还是感到一丝战栗。当我们一行人下到山脚河边，快踏出本生产队时，我点燃了香烟，在到公社之前让这拼命之火始终不离手中，我担心在平坝中遇到埋伏。
快到公社时，安星德就带着我们去武装部长二哥家吃饭，离公社也就一千多米。饭后才又向公社走去，刚到公社医院旁，一条黑影从路边蹿出，冷冷地喝道：“口令！”“消灭害人虫！”走在前面的干部答道。听到这口令我的手就悄悄地插入怀中（与我一起的这几个干部当时也猜到我身上有东西，他们也是一样的胆寒，事后全都骂我），没过多会儿书记和部长都来了。
到公社后我同书记和部长展开长达三四个小时的详谈，他们在谈话中提到7月23日知青在筒车坝铁匠铺打刀打凶器、要杀公社干部的报告。这时我才知道事情的起因。
我说：“糟了，你们上当了！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码事，7月23、24号河里涨那么大的水，哪个知青不要命敢过河到筒车坝去。部长你敢不敢过河嘛？是哪个狗日的说的，把他娃揪出来问就晓得了！”这时书记和部长才大梦初醒，哭丧着脸相互望望，又摇了摇头。看来他们感到事情的棘手了。谈话完后，部长让社长带我到一王姓社员家中休息，妻就留在公社。社长一夜一直陪着我。我悬着的心这时才稍稍安定下来。
就在这夜，社长详细地把整个事件全告诉了我。他说他对此事早就产生了怀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道理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呀。所以他在这问题上只好选择沉默（因无实权）。这事将来谁也脱不了干系。翌日，天还没亮，部长就匆匆来到王家，单独给我讲述了事件的经过。他懊丧说：“都怪我自己太冲动了，虽说请示了区武装部长，可事发后才感到事态的严重，后悔也晚了。我只好极力地保护好你同方大哥（方明仲），事已经错了，不能再错下去了！唉！”我冷冷地看着他那可怜样儿一言不发。当天又是赶场的日子，他们怕发生意外，早早地书记也来了，而后就让社长护送我们夫妻到远离公社的十大队山中一社员家暂避，直到8月2日。就在这几日里，公社领导不时来劝慰我，让我留下，可我坚决要求离开南江。
1969年8月2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这天他们终于妥协了。我们夫妻二人在治安员安星德等几位公社干部的护送下，离开了团结公社，再搭乘上南江至广元的班车，离开了南江。
公社怕出逃的众知青回来报复，于是调集全公社各大队的公积金，购买了许多钢管、火药，造了大量的土枪、土炮，日夜防守。一时间弄得全公社鸡犬不宁，村民们惶惶不可终日，很多村民逃避外地。其实当时也真有此事，如不是种种因素使复仇计划流产，可能南江真的会死很多人。当我们夫妻二人到达广元时，广元已聚集了从南江县各处逃出的知青七八十号人，他们正在计划如何打回去。这时已经有人联系上了群众的派别组织广元铁路局兵团，铁路局有很多重庆籍职工，听说我们知青的惨况后，当即表示支持我们的行动，支援我们武器弹药。虽是“文革”中的武斗刚结束，可他们的武器还没上缴完，居然还有几门迫击炮。由于种种因素使复仇计划流产，一场灾难再一次与我们擦肩而过！
南江县打死五知青的惨案发生后，县、地区的有关部门都没处理，但死伤知青们的亲友悲痛欲绝，不依不服，他们向县、地、省的有关部门层层反映、告状，但都没有结果。在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情况下，他们想到了告御状。原来，在被打死的知青中，有三人是重庆天府煤矿的子弟，而天府煤矿有一个矿工吴金全，是全国劳模，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又作为产业工人的代表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于是，死难知青的亲属便多次到吴金全家中哭诉，要求申冤；天府煤矿的很多其他职工也要求吴候补委员出来伸张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吴金全用了极大的勇气，向中央反映了南江知青惨案的情况。中央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重视，因为就在几个月前，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今后还有以千万计的知青上山下乡，若残害知青之风不刹，“最高指示”何以贯彻。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国务院下发文件，出台了保护知青、惩办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罪犯的政策，并敦促四川省革委、省法院认真处理残害知青事件。
1969年秋，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章的亲自督促下，成都军区派出部队，撇开达县军分区、达县地革委，将残害知青的罪犯绳之以法。
事件中主要人物及其结局
万启超，死难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八大队三队。
吴行成，死难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八大队一队。
肖润泽，死难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八大队二队。
王远明，重伤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二大队一队。
郑开忠，受伤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二大队一队。
杨兴全，笔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一大队。
何碧忠，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革委会主任，公社书记，死刑。
安怀和，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会副主任，死缓。
周登科，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九大队村民，死刑。
殷仕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二大队村民，无期徒刑。
岳安德，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八大队村民，有期徒刑十五年。
安云德，南江县沙河区武装部长，有期徒刑八年。
邓弟星，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财粮干事，有期徒刑七年。
作者简介
请见《不应忘记的少年沉冤》后的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