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我出门时，嘴里还不停地谢我，好客气。我似乎受宠若惊，心想，我的一技之长在农村也还有用武之地。
我们林场，其实就只有一栋孤独的小青瓦土屋，其中两间七柱房，一抹水的厨房靠在左边，连着四柱八扦的猪圈。右边有一小土坝，坝边涓涓小溪，屋后山坡连着石岩，耸入云雾之中。青瓦屋檐滴着水滴，天阴沉沉，心阴沉沉。有的知青在看书，有的在吹牛，有的在睡觉，各干各的。
从给张书记画过一张老人像（后来听说是他父亲）得到大家的好评后，心情又好多了。我倒喜欢这种不出工的天气了，不是躺在床上读书，就是画速写，画头像。在初中时，我这个三好学生经常上课给老师画像，目不转睛地望着老师，老师还以为我在专心致志地听课呢。
老场员叶四请我帮他画像已好久了，雨班不出工，正是好时机。他背靠土墙侧身坐在床沿边，眼看窗外，四分之三侧面脸庞上，明暗分布优美，立体感强，我常爱取这角度画头像，“头别动，你看着窗外，好，就这样。”
第一印象在写生头像画中至关重要，五哥常对我说，应当把它保持到画完那一刻，才不至失神。在初中毕业时，我已具备了很强的写实功夫，素描基础打得牢，五哥说考中央美院附中没问题。不料高中一毕业，我就失学了。只能在这野山沟里自行修炼。心头之痛，无以言表！
叶四捧着画好的速写头像，笑眯了眼，“像！”都说抓住了特征，画出了精神。农村孤儿，没了爸妈，活得像没了主的狗，没了家的猫。从他们脸上能捕捉到失落与感伤、悲戚与苍凉人生的阴影。他们并没有“成分”重压的伤痛，却有着生死存亡的焦虑。
林场的“莽三”没姓没名，心地善良，傻得可爱，我们都很喜欢他。二十多岁的他，只有三四岁孩子的智力，矮笃笃活像大头娃娃，钱多一点就数不清。有时不如意，会像孩子一样怄气，要人哄哄，但也不是那种什么事也不会干的大傻瓜。脏活、粗活他从不推辞，又爱帮助人，尤其是女知青叫他帮忙，有求必应。衣无二件，鞋无一双的他，脚板如牛皮，不怕石子锥，不怕刺来扎。大风大雨中敞放的羊儿没回来，淋得似落汤鸡的他独自一人把它找了回来；没收的工具他会收，掉下的粮食他会捡，一般农活都会干，可怜他一字也不识。家境好一点的知青纷纷拿出自己的衣物送给他。
我们林场11个知青，余立、汤文诠、余眉父、张泽华、洪忠萍（女）是十七中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我是高中毕业生。在校时他们都认识我，离开家乡时，来送行的父母特地托咐我下乡后要带好他们。祝玉辉（女）是五中的高中毕业生，小女孩向玲和韦素珍是小学毕业生，陈昌吾是民办中学毕业生，只有苏辅琪是所谓的“社青”。其中祝玉辉与韦素珍是工人成分，其他都是黑五类子女。聪明好学的陈昌吾，因地主成分，l961年就没考上公办中学。成绩优秀的余立是独子，母亲是十七中数学教师，其父因历史问题被放逐内蒙改造。余立虽与离了婚的母亲相依为命，也逃不过失学的厄运。
我的知青朋友们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娃娃脸、学生味、浑身的稚气与清纯，老场员们的质朴、憨厚，风霜雨露、烈日暴晒，斑痕累累的形象，几个月来，利用闲暇，我把他们尽收画夹并保留在我心深处。
初到林场的几个月，心思一直放在了画画上，秋后农闲，又乍到林场，把带下乡的纸都画得差不多了。知哥知妹们虽然过着常吃白饭喝清炖氯化钠的日子，却成天嘻嘻哈哈，说说笑笑，歌声不绝于耳。从第二年的春天开始，我们才真正开始了农民生涯，那是今生今世决不会忘记的一段日子。
天快亮时，山雨骤来，将我从噩梦中惊醒。我双腿一伸，翻过身来，心想：今天该睡睡懒觉给筋骨松松绑了。噩梦的惊吓过后续来了美梦，飘然若仙归故里，母慈父爱，好似堕入温柔乡。忽听得一阵敲门声，“起来，起来！”又是场长那敲二锤似闷顿的声音。我翻身下床，开门让场长进屋。此时天微明，淅淅沥沥下着雨。“今天还要出工？”望着阴霾的天，场长背过身去：“趁下雨上山一趟，去砍点树！”
阵雨忽大忽小，小溪水浑黄起来，春末雨晨寒气袭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七个男知青和几个老场员，拿着横料大锯，在手握板斧的场长的率领下，消失在环山堰沟道上。
转过两道弯，根本没有路，穿过没过头顶的茅草和杂树林，爬过一面坡，来到一山垭。
这是风垭公社与相邻的九峰公社交界处，唯有一片密密的国有松林。在雨雾中，苍葱迷蒙，其色幽冥，凄神寒骨。我屏息而立，四下环顾，木痴痴不知所以，心里空荡荡直发虚。
只听一声：“专门找长得直的砍，动作利麻点！”又是场长闷锤似的声音。无人言语，一片死寂中只听见呼呼响的锯木声。我和余立刚悄声议论起来，场长立即嘘声制止道：
“不要开腔！”
我们已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林场就有看管山林的职责，居然我们敢去盗伐国有林木！尽管我们先前不明真相，昏昏噩噩上了山，而身为副场长的我，此时却不敢道一个“不”字。
不一会，十多根碗口粗丈五有余的小松树直挺挺躺在了地上，被场长用板斧劈得光溜溜没了手足。场长让我们知青捡细一点的搬。活湿的树重如铁石，好在返回之路是下坡，连扛带拽搬回了林场，忐忑之心踏踏实实落了地。真似一场激战呀！过后，才发现湿透的衣裤被野棘划破，手足也挂彩出了血。
“人家发现了找来啷个办？”
“啷个办？又不要你负责。有场长，有公社，关我们屁事！”
端起饭碗，和着盐米汤，把饿得巴了背的肚皮吃得胀鼓鼓。我和余立倒躺在叠好的被盖上，他看着我忧心忡忡的样子道：“你又起得了啥子作用？又不该你负责！何况场长选了好日子，大雨天，恁个早，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鬼才晓得！”“我们公社的山，1958年大炼钢铁前，水桶粗的松树满山，遮天蔽日，落下的丫枝也烧不完。现在像啥样？满山遍坡找不出一根碗大的树！”老场员刘甲金用惋惜的口吻常对我们说。“现在这些小松树林，还是前些年飞机播种才长起来的，不得行，做不了啥事。”他的话，让我想起俄罗斯着名风景油画大师希什金笔下那长满参天大树的森林，那是一个民族宝贵的财富，那是一个民族千秋万代的福气。
百年千年，祖祖辈辈留下的青山绿水，毁在那狂热的年代，是为了一句“超英赶美”。
而今为了给我们修一间女生宿舍，我们这些“林场工人”竟然去盗伐仅有的一点点碗口粗的林木。古人“十年之计，莫若树木”之说，恐谬以千里。唯以斯人而教化，“百年树人”将适得其反矣！大自然要恢复元气，数载千年也恐难实现，这是我中华民族之大悲哀！
1966年春公社决定搬迁林场，由原来的山沟底迁到山坳上，图谋发展。为此，公社还淘神费力到县林业局批了点木料，指定到我们林场背后的九峰公社去砍伐。啥都得靠自己，“打青山”也得靠我们自己。
林场组织了“打青山”小组，成员主要是知青，只请了个木匠昌师傅，工具全由他带来。我们已相识，原来林场的猪圈就是他做的。四十开外的人，说话诙谐，知识不少，经验丰富，农村有“木秀才”之称，可见其在农民心中的地位。场长办好手续，联系好住地后，由我带队上山。
来到目的地，那是一片松柏混交林，松树已所剩无几了，拳头粗的柏树还不少，郁郁葱葱，在初夏的阳光里，透着勃勃生机。昌师傅早知我们几个知青眼尖手快，会“偷师学艺”，半年多的劳动又练得浑身是劲，没有拿不下的活。不过，“拉改锯”这活得使巧，不能蛮干。虽见别人做过，也曾偷摸过几下，但像这样真枪实弹干个十天半月，啥滋味心中终究没有底。昌师傅调侃道：“要不了三天，叫你几个崽儿屙屎都蹲不下去！”
头天下来，腰酸膀痛，呼呼大睡一夜，第二天大天亮了也不想起床。三天下来真还有点如师傅所言，腰又酸臂又胀，效率也慢了下来。我们都有个经验：筋骨之劳三天是道坎，坚持下来就好了。果不其然，十多天完成任务后，陈昌吾、苏辅琪和我已是熟练的“改锯手”了，全部的椽子、板子都出自我们之手。
新屋土墙是请了匠人来筑的，那一套技术非实践不能掌握，如若塌了下来，那可不像拉改锯“走了墨”那么简单。新屋“断水”迁入以后，胆大的我们自己动手筑起猪圈厕所的土墙来。老场员叶四在生产队帮人干过，把他当了师傅，借来墙板，乒乒乓乓顺顺当当山墙也上了巅。大家欢欢喜喜吃午饭，场长还派人上街割肉打酒以示庆贺。笑谈间，忽听一声巨响，大家哑然相视。回过神来时，异口同声“糟了！”争相夺门而出，只见最后筑的那壁山墙，已轰然倒下。“还好，还好！如果人还没下墙就遭了！”师傅叶四脱口而出，说来真还有点后怕。来到倒墙前细究其因，不是墙未筑正气，是第二轮处泥土含水量过大，承载不住上部墙重，竟从该处崩裂开来。
“你以为土墙就那么好筑！”场长教训起叶四来了，“你冲壳子得行，当师傅还差得远！”叶四听了一脸的不了然：“又不是我一个人充行事硬要筑，还不是你们说要自己筑！”叶四竟赌起气来。“不要怪哪个人了，失败是成功他妈，来过不就成了。”知青们七嘴八舌总结了经验。本来很简单的事，对没有灵性的人来说自然就难了；虽然有灵性，不经实践，也有错谬之时。那顿未吃完的庆贺饭也早冷了，已变得索然无味了。
新场比旧场高了许多，新房坐落在山凹的底部，坐西向东，三面临坡，东边是陡坎，小路依次曲折而下。山下远处是九龙平坝，日出东山，开门即见，坝上铺一层轻烟薄雾，山丘顶若隐若现，恍若天上人间。
包谷苗已半尺许，绿黄黄的，早该浇肥了。行间还留有麦桩，土也早该翻了，粪水肥料还需到下面旧场去挑，理所当然是我们男人的事了。下去挑一趟粪水，要四十来分钟，下坡一溜烟，轻松愉快，上来就恼火了。八九十斤的担子上了肩就不能落地，坎窄路陡，桶也只能装九成，不能太满。每次爬上了沟顶，长吁粗气一口，步履也轻快起来。一次，不知是抬头看天，忘乎了所以，还是“黑晕症”突发，我竟一脚踏空，扑跌下尺余高的路坎，恰好带倒一桶粪水，从头上冲浇而下，爬起来满面臭水弥漫。急忙跳到溪中“牛滚凼”，顾不了冷热，滚了个头遍。见者无不善意地微笑道：“今天你背了时，也没得啥子，粪淋了还长得快些！”炊事员赶忙烧热水，抹了肥皂，从头顶到脚板心都洗了个遍。
或许这就叫爬一身泥巴，滚一身粪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难道这就是我的脱胎换骨？当我每天睡在那80公分宽的木床上时总要质疑现实与理想的矛盾。
开初，握了锄把的手，几乎握不紧拳，吃饭拿筷都不听使唤。拿起铅笔，木然似断了神经，笔尖竟然没了方向。真心痛起自己的手来。问自己：我还能画画么？
请钢琴家用弹奏美妙乐曲的双手来握握坚木的锄把，让舞蹈家赤着脚走走这满是碎石的山路，那会是啥滋味呢？
我不是画家，更不是舞蹈家，但我从小就梦想当个大画家。
遥望蓝天上雄鹰翱翔，近看苍翠的青松耸翠，凝视山边的危岩矗立，聆听小溪的流水潺潺，我一阵茫然。
金色，是富贵的象征。自从有了统治阶级，自从有了三皇五帝，金色就是他们至高至尊的象征。然而在广袤的山乡农家，金色象征收获，象征着劳动结出的果实。
1966年金秋的林场，满目金灿灿：收完黄澄澄的谷穗，收完金黄黄的包谷，再挖完遍坡的红苕，扯回10月黄金豆，囤满仓盈，我们林场被点染成了金色，满屋充溢着稻菽的香气。特别是红苕，多得没处放，在西坡岩边看好点儿，专挖了两个大窖，似备战备荒般存好。
我们林场丰收了，就红苕平均每人一千多斤！做“红苕泡”，熬红苕糖，缸盛碗装，新鲜时喝半碗，就“伤”得来闻都不想闻了。串门的知青们来了，它们就成了招待客人的礼物。人吃猪吃，天天吃，蒸、煮、炒，搅包谷羹羹吃，吃得我一辈子都不想吃了。三个月光吃红苕，有哪个招架得了？知妹们更是吵着要吃白米饭。话又说回来，吃久了虽“伤”人，但知姐知妹们一个个长得胖乎乎的。俗话说“无娘儿天照顾”，酷日暴晒，大雨骤淋，不记得有过什么病痛，吃过什么中药西药，最多不过喝点姜汤而已。当然啰，也仗着人年轻，体力劳动也能强身健体，一个二个都被整成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傻家伙了。
一天，场里开会，传达县里派到公社的社教工作队的文件，说什么要抓紧阶级斗争，搞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场长还神秘秘地说“林场也不是真空”，也有阶级斗争的表现，要求大家努力学《毛选》，勇于“斗私批修”，大搞“人人下楼”，搞“背靠背揭发”。
场长私下叫我写入党申请，背地里却找成分好的知青收集材料，说我要“篡党夺权”。
“知青们不听他的话而听你的话”，团支部书记祝玉辉对我说，这就是场长的根据。我只是一笑而罢，嗤之以鼻：“太低能了，平常看起正正派派的人，居然也搞这一套。”
“听他说这恐怕也是工作组的意思。”祝玉辉也挺心细的，她出身工人家庭，心地善良，正直温顺。她虽然劳动有点“温”，动作又慢，加之眼睛又近视，做事自然就有点“笨”。
但她人品好，在林场同样赢得大家的尊敬，就像大姐姐样。
11月份深秋的山边梯田，水冷扎骨。我犁完最后一铧把牛索解下，牛儿在坡上吃草，我坐在田边歇气。这小块块一坡梯田，是生产队划给林场的，不知哪朝哪代这儿是个窑罐厂，稀泥里暗藏着硬利的瓦片。不下田哪里知道厉害，当赤脚踏进柔软软的淤泥时，顿感有硬棱在小腿上刮过。待爬上田坎，洗去腿泥，细皮嫩肉的小腿顺水渗出条条细丝丝鲜红的血道，才显出了惨状，血渗了好一阵才凝止了。犹如茅草划破皮，或许久而久之便会习以为常，或许如农民皮粗肉厚就划不破了。这点皮肉之疼筋骨之劳我不怕，还是那心志之苦教人难受。
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这些夹着尾巴做人，生怕惹是生非，甚至是谨言慎行，在野山沟里老老实实埋头改造世界观两年未回过一次家的人，哪点又出了问题？我们这些听话的知哥知妹们又何罪之有？又何错之有！我有了不祥之兆：为什么要加之虚有的罪名？
篡党夺权如此之大帽，冠之以匹夫，谁又经受得了？越想越气，心头之痛更甚于那破瓦片划破小腿。好在我还不是那圈内之徒，哪来篡夺之说！君子之心明如镜，静以观之，看你把我又其奈何哉！
我的朋友蔡铁昌同学突如其来的一封书信，化解了我的一切疑团。蔡铁昌也是1964年下乡的老知青，他在信中传递了关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消息，我顿时振奋不已。
是夜，我把朋友的来信的内容告诉了知哥知妹，大家都兴奋得通宵达旦合不了眼，满以为劳其筋骨的日子该结束了，幻想着山外的世界该有几多精彩属于自己。我即决定次日先到县城窥探形势再作计议。尽管听说“大革命”已经近半年了，大城市都闹翻了，在那闭塞的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我们仍然不敢轻举妄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