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山风，把沙子吹进了我眼里，揉出了泪水。我真为知妹们担心，在这样原始愚昧落后的环境中，文明遭践踏，斯文被蹂躏，人哪还有尊严可言？
第二年的夏天，场长带领我们去偷砍了相邻九峰公社国有林的松树，在男生寝室旁修了一间五柱的土墙房，知妹们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这才结束了那段提心吊胆的日子。
1967年，“文革”期间，知青们造反满天飞，没找到出路的我们只好灰溜溜地回了林场。待在林场无事可干，无聊至极，我和余立两人便回城了。
小知妹韦素珍和向玲的故事是我的知哥们告诉我的。他们两个小知妹，从下乡后，便从来没再跨进过家门，即使在林场被砸烂之后，也没有回去过一次，可见她们处境的危艰。
老场员中那两个怪家伙──鼓眼叶四和大肚罗汉杨长路成天就打两个小知妹的主意，找不到地方出气的知青看出他们居心叵测，便故意寻衅把杨长路狠揍了一顿。
叶四蜷了脚，不敢对知妹伸脚动手。那个挺着罗汉肚的杨长路生性骄横，狂呼乱叫：
“老子是贫下中农，还怕你们这些狗崽子不成！”“老子今天就不信邪，我就是要和韦素珍结婚，关你几爷子事！”在那个年月，初小文化的韦素珍年幼无知，无依无靠，身体娇小瘦弱，哪是壮如大牯牛、心似饿虎狼的杨长路的对手。可恶的场长充好人，竟表示支持知青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后来，杨长路哄骗欺诈，威胁利诱，施用各种手段，居然得手，跟韦素珍在林场同居起来，给每个知哥都洗过衣服的小知妹就这样如羔羊般落入了虎口。知青们真为她惋惜了一阵子，但是又爱莫能助。
看见杨长路得了手，一直打了向玲几年主意的叶四也猖狂起来，更加死皮赖脸地纠缠向玲。向玲总是严词拒绝叶四的挑逗，气极了就大骂他一阵：“你个龟孙子流氓、无赖，今天我就不怕你！”每次遭到向玲的臭骂时，叶四总装出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儿。仗着他是贫农孤儿，色胆包天的叶四经常对向玲伸脚动手，向玲在林场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好在林场附近的生产队“到处流浪”，过着凄凉漂泊的日子，用她柔弱的身躯，以她坚强的个性和命运抗争。
没有了生活费，知青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在场的五个知哥把林场仅有的一头膘肥体壮的大水牛偷偷地牵到后山去卖了，把林场房子的屋梁、椽子、门窗等木料也全部变卖，彻底把林场砸烂，各自回了城。
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时代，生活是无情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一群“狗崽子”。无家可归的向玲倔强地坚守着自己的贞操，她没有向命运低头。她嘴巴子甜，博得了不少农村好心人的同情。她东家住一天，西家歇一晚；吃过众家饭，睡过百家床，从风垭公社流浪到了相邻的星火公社。
后来经人介绍，她终于认识了一个叫李德华的人。李德华是地主子女，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在邻水县九龙区中学任数学教员。像他这样出身的人，尽管当了教师，由于成分不好，在当地很难找到对象。向玲见他有知识有文化，是个可以托付终生的人，便嫁给了比自己长八岁的他。
小知妹向玲爱学习，丈夫便成了她的恩师，他们生活得和和睦睦。
改革开放后，向玲到李德华任教的九龙中学当了图书管理员，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四川大学毕业，一个职大毕业，都找到了自己满意的职业。
可怜的小知妹韦素珍和贫下中农杨长路离婚后只身回了城。一天，我在重庆的大街上偶然碰见她，谈起各自的经历和处境。她对我说：“好在还没得娃娃。”我想也是，对于这位当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小知妹，这就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作者简介
请见《天路迷茫》后的作者简介。
历练痛苦
黄欧平
我出生在一个三代教师之家。
我的祖父、外祖父、父母亲在解放前后都是教师，但解放后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父亲在1957年又被错误地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3年摘帽，1978年正式彻底平反）。十年“文革”动乱中，他又先后两次被打成“黑帮分子”。这一切不利的政治因素，一次又一次地影响了我的学业，使我多次失学。1965年高考落榜后，我听毛主席的话，毅然决然地选择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年轻的我，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选择一条革命的道路让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然而，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有一个右派的父亲这两道魔咒一直缠绕着我，让我一生历经坎坷，饱受磨难。
1957年，我父亲在反右运动中被他任教的学校湖南省石门县一中错划为右派分子，正值高小毕业的我，因为这个原因就险遭失学。那一年也是解放后教育界的子弟受政治影响失学最多的一年。湘乡县教育工会竟然有“不识时务”者，为这些幼年失学的孩子们开办了一个仅仅两个班的职工子弟中学，我也幸运地进去了。可是好景不长，子弟中学开办不到一年就夭折了。再次面临失学的我，在当年秋季幸运地进了一所民办初中-城关初中学习。我们学校的老师教学水平还是很不错的，只因为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有的是亲人在解放后被“关、管、杀”，还有的则是因为个人历史有污点，或者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有致命的政治问题而离开了原来的重要工作岗位。他们因不能安排正式工作却要养家糊口，就一起创办了这所民中-师生后来戏称它为“饭铺”。我在“饭铺”里完成了三年的初中学业，学校的教学质量还是挺不错的。
三年初中顺利毕业，我当时报考的是县直第二中学，升学考试成绩是甲等，二中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班主任吴老师手里，他还让同学通知我去学校收取。然而，我的录取通知书却被录取学校收回去了，我再次被拒于学校大门之外。听说被无理收回去的还有七八个与我一样出身“黑五类”的同学。
1961年，湖南省农垦局某些领导脑子发热，在洞庭湖区一下子开办了五所半工半读农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那个暑假里，招生的老师满天飞。我得到消息后，到湘潭市通过简单的入学考试，现场就拿到了去湖南省农业技术学校沅江茶盘洲分校学习的入学通知书。1961年秋天入学，我被分配在农作二班。第一学期，我得到了劳动模范和甲等学习成绩的奖状。可是在第二学期快结束时，我和另外一些同学被迫离开了学校。当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学校要精兵简政，但是，我不幸听到了我们农场的张书记在食堂里作报告时的一段话。
那是一个月明星疏的晚上，班团支部书记贺某为我申请入团一事找我谈话，我们俩在食堂前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坐下来。谁知道身后的礼堂里正在召开（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人参加的）会议，听到声音，我俩都好奇地从窗户外看进去，只见农场的张书记正披着外衣半蹲在讲台后面的椅子上作报告，我们俩听到的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对河的大蒋介石没有打过来前，我们要先强制管好大陆上各种各样的小蒋介石，学校里也不能留下他们……”这是自从我懂事以来，第一次听到人家用“小蒋介石”称呼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孩子！记得当时我拉上团支书就跑，她一边跟着我跑一边说：“不要紧，不是说你们呢。”
不久湖区发大水，我连行李也没有带就离开了学校，到家后不久，就接到了遣散通知书。
这是我第三次失学。
1962年中考过后，我因找工作无望，参加了“饭铺”（当时民办学校是不能与正式学校同时招生）的升学考试后，再一次回到了课堂，进入它新开办的高一年级学习。在“饭铺”的特殊环境中，我竟然当上了学生会的副主席、班上的学习委员，读书的热情再一次高涨。但“饭铺”并不具备高中教学的条件，不久，我放弃了它，插班到父亲所在的学校湖南省石门县第一中学高三八班。高三八班当年录取的是全县各所初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且绝大部分是出身贫苦农家的子弟，只有极少数几个城镇学生，也多是贫民阶层的孩子。班上的另一部分学生（约十人）则是上届的留级生，也多是出身没问题家庭的孩子。
在这个班级里，高一快结束时，班主任竟让我替补当上了学习委员。1963年学校宣布我父亲摘掉右派帽子，这两件事让我这个政治上不成熟的人再次做起了大学梦。
1963年中国农村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上学期开学时，学校统一撤换了所有的出身不好的学生干部，同时开始对学习成绩突出的出身不好的学生扣上“只专不红”的帽子，并进行无形的重点监控，让我亲身体验到了政治的无情，我感到彷徨，也很伤心。
一天，一位姓池的女同学在排队去吃中饭的路上，悄悄地塞给我一张字条，纸已经揉皱，看来她是在找机会交给我。条子上写道：“小心你周围的人！不要随便向人交心。”虽然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相信她的为人不会无事生非。后来的两件事，证明她的提醒是有根据的。
第一件事：一位贫民出身的女生李某正好和我睡相邻上铺，她受命与我拉关系，想诱导我说班上另一位侯姓团员（她是留级生，高二时通过石门的某上层关系从常德某女中转学来的。因匿名送过一件旧花棉袄给初一沙姓男生而被学校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转学来不久她就以患急性肝炎为理由，长期住进校医务室，并且不参加班上的任何劳动。）的坏话。我平时就很少与侯同学接近，且又不喜搬弄是非，但经不起李同学几个晚上的唠叨，就回复了她一句话：“既然大家都说她是装病住医务室，何不告诉老师让她搬出来？”谁知道到周六，班主任孙老师（也是一位出身不好的政治老师，虽然他平时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很革命，但不久他就被学校派往社教工作队，离开了学校）就组织全班女生在女生寝室开会。开始是不点名地批评出身不好的学生对学习雷锋积极分子不满，散布流言蜚语打击侯同学的积极性，话越说越明朗，矛头显然对准了我。我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在逼向我，觉得很委屈，却没想到过要给自己辩白，更没有和盘端出那个李同学说的话。好在大多数女同学和我关系不错，那次短会也似乎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波。一位姓廖的女同学说了几句为我开脱的话，事后被班主任在15分钟的写字课里公开辱骂为：“又当巫婆又做鬼，两面出头当好人。”记得这14个字成了我们当天写（大）字的内容。课后她与班主任针锋相对地顶起来后，我才知道是因为我。
另一件事发生在高三年级二期。有天我到班主任宿舍去交作业，无意中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写满了字的纸条，字迹太熟悉了，这是自从学校开展学雷锋后，我和我的同桌（姓刘）共同帮助的一位姓伍的男同学写的。这位同学在班上年龄最小，1964年他的父亲因肝癌去世，家里经济很困难，差点失学。他的姐姐曾专门找到我，代表她的母亲，当面感谢我两年来对她弟弟的帮助。可是，那张纸上他却保证从此再不和我来往，坚决跟我划清界限，把我两年来对他的帮助，说成是拉拢腐蚀贫下中农子弟。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若不是后来中央改变了政策，决定不在高中学生中打右派，以我的政治条件当时就是个准右派了。此话并非空穴来风。1968年秋天，我在园艺场接受批斗时，当时的革委会副主任杨某在发言中披露了这些事，此人的表妹就是那个想诱导我说别人坏话的李同学，他可能认为我自己应该知道，所以他说我“对（园艺场）组织隐瞒历史”。
1965年高考后，我们这个年级将近八十名毕业生，也是石门县当年的全部高中毕业学生，被录取了近七十名，其中包括十个留级生中的政治条件好的几位，侯同学和那位李同学也进了师专。而我和另外几个家庭成员有政治问题的学生则被排除在大学校门之外。实际上，我们这类学生的命运早就由学校按当时的上级文件精神安排了。在我的档案材料里学校意见一栏中写着“该生不宜录取”几个字，而且还盖上了学校的大印。“文革”初期，一个参与抄学校毕业生档案的学生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我的父亲。1966年高考前夕，我曾经去看望过我的高三班主任张老师（现还健在），他问我还想参加一次高考不，我坚定地告诉他我不想了。他叹了一口气说：“你是双料地主（父母两家都是地主成分）出身，不考也罢。”班主任的无奈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让我想起了在农校里听到的“小蒋介石”这个判词。14年来，就是这些人为的政治包袱让无辜的我在无望的求学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到了终点。
1965年9月10日，我挑着小小的行李，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离开了学校，来到了位于荒顶山的石门县园艺示范场。我按毛主席的指示到农村去，是想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求得新生，指望靠勤奋劳动来洗刷自己政治上先天的阶级烙印，却不料走上了另一条更辛酸的人生路。
1965年9月9日上午，父亲陪我去了石门县知青安置办，一位姓李的办事员接待了我。也许是因为我的诚意和热情感动了他，他大笔一挥，把我分到了当时条件最好的县园艺场。园艺场离城最近，或者说就在城郊，一月还有14元的工资。我很乐意地签字接受了。当时发的证件，我怕丢失就放在父亲处保管，结果丢得更快。“文革”初期，红卫兵抄了我父亲的宿舍，把我的《下乡光荣证》和一切他们认为的“四旧”一起横扫了。
我被分配在石门县园艺场第二工区第二知青组。虽然身体瘦弱但认真学习园艺技术，我的努力得到了老职工和知青们的认可。那年冬天我和为数不多的几个知青通过了考核，参加了第一年的果树嫁接工作。年底被评为1965年度知青积极分子，与另外的六个男女知青一道参加了在1966年春节后举行的全县农业生产先进分子表彰大会。到会的还有从石门各个知青点上来的知青积极分子。分组讨论会上，我听到了他们热烈的发言，记得有一个1963年下放到石门文化山区的常德女知青欧阳珊泰，她的事迹的确让我感动。她曾经长期护理生产队一位无人护理的“五保户”老人，这个老人烧伤后因无人照顾，烧伤面几乎全部溃烂，全身发出一股浓臭。这让我对“接受再教育”有了较明确的思路：人家不乐意去做的事，我应该去做，有了荣誉我不要去争，随时想到自己是一个政治上先天不足的人，这样才能自觉地接受再教育，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