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搭腔，对阶级斗争这些话题，我总是有些过敏，还是李为贵插进来用安徽话和他拉起了家常，我才轻松了一些。到了徐州，转乘汽车来到他家附近的马店镇。在镇上，为贵用茴香换了六七十元钱，有了本钱，心里也踏实了。
一到三黄寨村，他的叔叔带我们到了大队部，大队干部知道我们的来意，表示欢迎，但对我们能否制出肥皂却将信将疑，要我们先试一下再说，并把我们安置在荣誉军人李为相家里。李为相在朝鲜战场负了伤，一只眼睛失明了，因此每月能享受一份粮食补助。
1960年过苦日子时，他总是匀出一半补助粮食给弟弟，老婆不答应，他一气之下就把老婆打跑了，从此成了单身汉。李大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家的房子是土坯屋，墙是用泥巴垒的，很矮，房顶结构看来很别致，用杂木棒、向日葵秆、麦秆编织而成，外面糊上泥，颇像南方的茅屋。
李大哥带我们围着村子绕了一圈，矮小的土坯房排成一排，每家门口种着几棵白杨树和槐树，周围是队里的庄稼地。这里属淮北平原，放眼眺望，一马平川，火红的太阳炙灼着每一个角落，丝毫也不比南方的日头逊色。夕阳从远方的村庄后落下，家家屋顶冒出缕缕炊烟。因为没有山坡，没有树林，没有高大的建筑，也就没有阴凉，夏日的傍晚显得比南方还热。入夜，我们和村里的男人们都睡在村口的打麦场，老少爷们都将裤衩挂在树上，光着身子睡觉。看来，北方人比南方人还会乘凉。
第二天，我们在李为相家里架起两块石头，放上个大陶钵，用牛羊油和烧碱开始了土法制皂。熬了十几个小时，油和水总是不能相融，我和为贵汗流浃背。其实小样试验我在长沙做过，无非是油和烧碱进行皂化反应，然后加入填充料。牛羊油和固体烧碱是制皂极好的原料，可这次偏偏就是做不成。李大哥站在旁边也干着急，赶紧拉起风箱灶给我们煮小米粥喝。我们一边喝粥，一边听李大哥讲朝鲜战争的故事。有一次，他们部队被美国兵包围，苦战了两天一夜，终于胜利突围。我苦笑着对李大哥说：“如果肥皂做不出来，我和为贵就打道回府；如果肥皂厂能生产，是您思想工作做得好，我们请您当肥皂厂的政委。”
经过反复试验，调整配料的比例以后，肥皂终于制成了。我们三人一起边吃早饭，一边商量下一步工作。为贵建议用烧饭锅先做上一锅，给全村每家送上一小块。另外我们还得给肥皂起个“名号”，李为相建议叫“贫农牌”，为贵说叫“公社牌”好。商量来商量去，都觉得不妥。我突然想起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里提到“亦工亦农”，我们是农民办工厂，肥皂就取名“五七牌”吧。只是肥皂太少，村里每家分不到一块。李大哥建议，肥皂不够，就多加点水。这倒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们给每家送去一块像牛皮糖一样的“五七牌”肥皂。
第二天傍晚，村子里的孩子们在水渠对面大声问我和为贵：“喂！光脚鸭子，你们的肥皂为什么叫“五七牌”？”淮北人穷，但一般怎么都得穿双鞋，看到我们老是赤着脚，觉得特别，所以有时叫我们光脚鸭子。“小家伙，这还不懂，你们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都不知道？”““五七牌”的意思谁还不懂，就是每块肥皂只能洗五到七分钟！”一位小孩俏皮地说。
不管怎样，“五七”牌肥皂终于诞生了。
为了正式投产，我和为贵准备去蚌埠采购一些原料，单程有一百一十多华里。为了节约开支，我俩决定步行。我们走的是一条简易公路，当地叫“晴通雨阻”公路，这条窄窄的公路上稀稀落落地跑着几辆汽车和胶轮车。淮北平原虽然平坦，却没有钱修路，公路未铺砂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满地泥泞，就像沼泽地一样。
我和为贵将解放鞋背在背上，光着脚赶路，一图凉快，二图省鞋。开始，我们边走边欣赏平原的风光，不觉得累；而我们赤着脚赶路倒招来了不少好奇的眼光。走到七八十里地时，腿就酸痛起来。快到蚌埠已经很晚了，干脆在马路边草地上躺下来休息。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脸上和脚上满是蚊子咬的疙瘩。穿上鞋，在路边池塘里洗了个脸，拍打净满身的尘土就进了城。买好原料，赶紧去买回头车票。恰好那天天气好，车站挂出了“晴通雨阻”线的售票牌。买完票，口袋里只剩下了两分钱，肚子饿得咕咕叫。两分钱只好买一条菜瓜，为贵掂量了一下，从中分开，每人一半。虽说是随手分开，在我心中的天平上两块菜瓜重量绝对是相等的。
回到村里，生产队腾出间房子，“五七”厂挂牌开张了。我们先用铁锅熬制好肥皂，像做豆腐一样倒在一个四面能拆开的木箱中，冷却后用钢丝切成块，然后用模具给每块肥皂压上“五七牌”大印，肥皂正式出厂了。
村里人轮番来参观“五七”厂，三十来岁的大嫂们全都光着膀子，两个奶子一甩一甩的，赤膊走到我们面前和我们聊天。起初我们很不自在，后来细想起来，她们和我们光脚走路一样，图的是凉快。
李为相的工作是担水、烧火，还管煮饭。烧火用的是省柴的风箱灶。风箱一拉起就腾起火苗，一停火焰就下去了，这样可以节省柴禾。经过反复琢磨，肥皂质量倒还不错，拉到集市上去卖，很快销售一空。小肥皂厂开始赚钱了。那一天我们为李为相添置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几张凳子。李为相还特意请队长、会计吃了顿饭，商议结果是这个厂由生产队来办，我们拿工资，于是皆大欢喜。
工厂越办越红火，来订货的人也不少，不到一个月，赚了几百元钱。队上给每家发了两条肥皂、两块钱，剩下的钱全部买了原料准备大干。队长跑来为我们打气，他说：“小周，你别回去了，在村里跟我们一起干吧，我们全村都是贫下中农，现在是我们贫下中农说了算。不过你们吃惯了南方的大米饭，这儿的窝窝头你吃得下吗？”“好，干就干，只要能当贫农，窝窝头我爱吃。”
那天早晨，李大哥刚将缸担满，准备开工，突然闯进来一伙戴红袖章拿长枪的人，自称是“马店贫下中农造反军”。有个领头的高个子宣称，肥皂厂是地下黑工厂，是搞投机倒把，全部财产要没收上交。李大哥怕我吃亏，一手揪住大个子，一手抓他背上的枪气呼呼地往外推，边推边喊：“肥皂厂是我办的，你把老子怎么办？他妈的，你的枪口对准谁，朝鲜战场上美国鬼子的枪我都不怕，还怕你的吹火筒吗？”来人知道李大哥是打过美国鬼子的荣誉军人，而且有股连老婆都能打跑的傻劲，吓得向后退了几步。乡亲们趁机跑上来将我们团团围住，在老乡们的掩护下我们溜出了大门。那伙造反派最后还是把我们苦心经营积累下来的全部家当，作为他们的战利品用大车拉走了，临走时还狠心砸了我们的锅灶，在门上贴了封条。
回到李为相家，三个人呆呆地坐在凳子上，一筹莫展。肥皂厂完蛋了，我们的希望成了肥皂泡，贫农没有当成，还差一点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抓走……真是祸不单行，这时为贵突然喊冷，紧接着哆嗦起来。我连忙将他扶到床上，给他盖上被子，他嘴唇发乌，牙齿叩得直响，脸上显出痛苦的神情。片刻又推开被子喊热，大汗淋漓。发烧过后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
病急乱投医，李为相在村东找到膀大腰圆的李四卿，要他想法治。李四卿赶紧回绝：
“俺大叔，您好糊涂，这些年靠队上分给我两担地瓜干能活得下去吗？在外地跑码头卖的药都是牛粪晒干碾碎做的。牛吃百草，百草都是药；我的药是什么病都治，什么病都治不好。”
村上派人骑车到镇上请来医生，医生诊断为疟疾，给了些药片。药片倒挺灵，服下后为贵再没有发作过。
已是11月底，家家都缝好棉袄准备过冬。冬天是这里最难熬的日子，吃的、烧的都成问题，去年大雪封锁了交通，家家户户锅内煮的、灶里烧的都是地瓜干。为了不加重乡亲们的负担，我们决定在寒潮到来之前赶紧离开，天一变想走也难了。村里人听说我们要走都来送行，我们含着泪告别了乡亲们。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徒步走出了漫长的“晴通雨阻”公路，来到京广线上的滦河车站，搭上了南下的火车。这时寒风凛冽，下起鹅毛大雪，窗外已是白茫茫的一片。我穿着一件单薄的学生服，冷得紧缩着身子。回想起淮北平原几个月的生活竟像是一场梦，回去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火车在原野上飞驰，离长沙愈来愈近了，我却是有家归不得，我真不知道，何处是归途……
1979年，大学的年级主任通知我，我那毕业于北京大学、满怀报国志向、在1958年被打成漏网右派的父亲终于平反了。
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连续剧《于方舟》中，当时的河北省地下党书记“于方周”说出了我祖父作为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当时华北新闻的总编辑，在白色恐怖中，冒着生命危险，多次营救地下党员的事实，其中有不少是中央领导同志。
2004年4月16日央视国际播放的《五四运动在天津》的历史回顾中，报道了我祖父为天津“五四运动各界联合会”新闻界代表的历史事实。
2001年天津市政协出版了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祖父作为“不平常的报人”入选，原书指出：“他终身从事新闻事业，而且与马千里、于方周等人一道参加五四运动；亲聆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得到冯玉祥的信任和资助；由两名共产党人介绍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数次参与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并与《新天津报》的刘髯公、《大公报》的张季鸾两度开展论战；在军阀混战下苦苦挣扎……天津报人中有这样传奇经历的人实不多见，故本书选他作为近代天津十二报人之一。”
这就是我家几代人背着的历史原罪，它压在我家身上几十年，这公平吗？不，不说这些了。
作者简介
周永生，男。湖南省长沙市三中毕业，1964年插队下放到湖南省江永县红旗公社，1969年转点到浏阳县洞阳分社，在农村劳动13年。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湖南医科大学学习，后在医院及研究所工作。现在长沙市医学会工作，任内科主任医师。
回家
刘天立
在20世纪60年代，成都到原西昌专区会理县的公路里程大约为七百五十公里，成昆铁路未通车前，坐长途客车回成都需要四天，票价为36元。这对于从成都到会理县插队落户的知青来讲，相当于一个全劳动力五个月左右的劳动收入。要买车票乘车回家，是极不容易实现的奢望。因此，尽管我们这一伙1964年4月下乡时才十六岁左右的小青年天天想家，但一直到1966年初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回家，只能在宁静的夜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了。朝思暮想的回家梦让小知青们演绎出许多悲壮的回家故事。
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攀枝花市（原渡口市）开始建设时，成昆铁路尚未通车。中央有关部门从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等全国部分省市抽调人员组建了五大汽车运输公司，每天通过公路从成都拉运各种建筑物资到攀枝花市，返回成都时全是放空车，这就让知青们找到了免费搭车回家的一条通道。但是，要顺利地免费搭上放空车也不是一件易事，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换取”驾驶员的同意。通过摸底调查，知青们找到了打通关节的“润滑剂”：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又正处“文革”时期，日用品非常紧缺，成都市按工资额为每个职工发放工资券，凭券购买紧缺日用品。外地来川的驾驶员很希望在成都买些紧缺日用品回家孝敬父母，工资券就成了知青们向驾驶员申请免费搭车的“介绍信”。
远在成都的知青家长们为了早日见到久别的亲人，千方百计地八方搜集工资券，才让许多知青巧妙地打通了免费搭车的关节，得以实现回家的愿望。这条免费回家之路一直延续了五年左右，直到1971年7月1日成昆铁路通车以后，知青们才开始选择更快捷的实现回家愿望的交通工具-火车。更有意思的是，由于当时来川支援建设的驾驶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未婚男青年，不少还是从部队转业的复员军人，又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在当年是非常吃香的汽车驾驶员职业，对于下乡六七年、因出身不好被招工单位拒之门外的大龄女知青来说，能与出身好又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驾驶员攀上亲，也不失为一种跳出农村、曲线回家的途径。所以，原本只是想免费搭车回家看望父母的知青中，又有一些人只好有意无意地在搭车回家过程中，与那些有意找媳妇的驾驶员们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跟随完成任务返家的驾驶员们回到其异省他乡去安家落户了，她们最终也没能回到自己的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