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一些文件邓菲认为是机密的。一个是上一年任命书中的几页。另一个是让汤米·戴维斯“调查服务”的一些票据。还有一个是“生意方面交际娱乐”
的票据汇总，包括他与柯里常规见面，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代表，以及与美国药品管理局负责在英国协调任务的统筹人吃饭的消费收据。散落在文件柜四个抽屉里的敏感文件都是可以轻易快速处理的，因为这些都是带有蓝色标签没有任何拷贝的文件。
他一件接一件地拿出几本夹满书签的详尽档案资料，摞成一摞有五六英寸厚。随后，他把这些文件搬到壁炉旁边，蹲在陈旧的古董壁炉台底下，把文件放在地板上。当他把供摆设用的假的烧火圆木挪出来，他突然想到三十多年内可能没人会把柴火放在炉栅里——自从净化空气法案的实施使城市上空的黄色浓雾消散殆尽后就不再有了。
但是事情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也许不久自己就会因窃听而被起诉，也许会作为谋杀的从犯而被起诉。还存在间谍情报行为——更别提洗钱了。那么，即使因空气污染而被抓，和这些事情比较也只是小巫见大巫。
邓菲把手伸进烟囱，四处摸索着然后摸到一个把手，用力一扭，猛一拉，把通烟管打开。他把那些文件聚拢过来，又把牛皮纸质的文件夹相互堆靠在炉栅上，摆成印第安帐篷形状，然后从一角点燃这个“帐篷”。房间顿时亮堂起来。火，邓菲心想，就是大自然销毁证据的一种手段。
他烤了一会儿手，就站起身来。返回书桌后，把最上层的抽屉拿到地上来，伸手进去摸索着，取出来一个牛皮纸颜色的信封。打开封口，从里面取出一盒用过的微型磁带。
汤米前一天把磁带给了他。这是十一盘窃听器录制的磁带中的最后一盘，是从长达五周的电子监控中得来的东西。邓菲原打算下次见面时交给柯里，但是现在……怎么办？他可以把磁带投进火里焚毁，把它邮寄给柯里，或者带到兰利淤由局里人决定。
做出决定很困难，因为此次监视并没有得到任何书面命令，也没有得到局长的许可。邓菲自己并没有听过这些磁带，所以不知道上面有什么内容，也不知道有什么利害关系。但他并不想知道。在他的想法中，自己只是一个中间人，仅此而已：他雇了汤米在教授的公寓里装了窃听器，他每周两次把录得的磁带交给柯里。这是为了局长的利益，没别的了。
还有……邓菲感觉杰西·柯里并不是一个靠得住的人。并不真正是。事实上，一点都靠不住。确实，自己有点多疑，邓菲心想，柯里是个有了麻烦尽量把责任推给别人的混蛋。
这并不是邓菲妈妈要把儿子培养成的那种人。
所以邓菲把磁带扔进一个袋子，用订书机订住，写上自己的地址：
由F.博伊兰转交
给K.索恩利
布罗肯农庄
美洲沙滩
特内里费，加那利群岛
西班牙
他在信封上随意地贴上一张两英镑的邮票，环视了一下房间。
柯里不知道的那些东西不会伤害到我自己。
大约，至少，邓菲形成这样一个理论。
乘火车到机场，准确地说邓菲只需要一点五英镑。几个月了，他在桌子下面的抽屉里陆陆续续地投进些一便士、五便士、十便士的硬币。他心想应该也有二十镑，不过多余的钱也没什么用处，因为跑步出来穿的运动裤没有裤兜。他考虑是不是把这些零钱放进他的公文包，可转念一想，不行，这个想法太过愚蠢。
随身只带了必需的东西，然后他就匆匆来到了利物浦大街的地铁站。一身破旧的耐克装扮让他觉得自己像个扎眼的美国佬，周围的环境衬得他不合时宜，甚至有点神经质。
火车在隆隆声中驶出地下车站，十五分钟后穿过城市来到了西部荒凉的郊外。一路正想得出神，邓菲没有注意到火车的行进，突然，不知是什么原因，火车在霍斯洛附近意外停车，天空下着柔和的细雨，火车吱吱嘎嘎一动不动地在轨道上停了八分钟。
邓菲觉得自己就像玩偶盒里的小人儿，蜷缩在一起，遇到情况随时会弹出盖子。
盯着玻璃窗外的一个被雨水浸透的足球场，他想这会儿警察一定在搜查各个车厢找寻他的踪影。就在这时，火车突然向前拽了一下，又开始行进了。几分钟后，他就消失在第三站台出站大厅的人流中。
二十码开外，他远远看到了给他送信的信差。一个个子高大，体格健壮的年轻人，身着廉价黑色西装，脚上穿着摩托靴，一看就是卡那比街上的小混混，一脸的坑坑洼洼，漆黑的短发就像一抹阴影裹着头皮。就像柯里说的一样，他站在旅客和司机的人流中，一动也没动。只有他的眼睛骨碌碌不停地扫视两边，这让邓菲想起了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篇《十三种看乌鸦的方式》里的一句诗：唯一移动的是乌鸦的眼睛。
邓菲走近了些。看到信差胸前拿着一个小型的蜡印模板，上面写着：托比特先生。露在外面的两只手腕露出了粗糙的深蓝色纹线，一定是哪个业余刺身者的杰作（是他自己也说不准）。他知道若是再走近就能看到手腕里刻着“在此刻下”的字样。这个信差绝对是最佳人选，一个扔到人堆里就没人会注意的普通伦敦仔。
邓菲笑了笑，上帝啊，柯里这家伙从哪里找到了他们，他很想知道。就比如眼前的这个信差，普通得让人可以对他视而不见。
“杰西说你有东西要拿给我？”
年轻人微笑着转过头，露出一排灰色的牙。国民健康着实不敢恭维。
“喔，长官本人交代的，你的箱子就在那儿，还有这个东西。”他说着递过来了一个马尼拉信封，邓菲心想里面应该是他急需的钱、机票和护照。
“谢了。”
年轻人弹着脚底板，咧着满嘴的灰牙，“祝你他妈的今天过得愉快。”笑着说完走掉了，只见他的脑袋犹如八个不旋转的圆球在人群中上下攒动。
打开信封，邓菲看了看机票上的航班号和候机大厅。还有一小时可以打发，他找了份报纸，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切尔西谋杀案！国王学院教授被杀！
这条新闻是头版头条，旁边占四栏宽大小的照片上警察和路人正伸着脖子围观一台正被送上救护车的担架。担架上的东西出奇的小，只有一条狗那么大，上面搭着一条浸满血迹的白色单子。
根据报道，希德洛夫教授是在下午4点一家叫考特的酒馆里被一名醉酒的法律系学生发现的。
他的尸首（这个词着实让邓菲咯噔了一下）当时就躺在内殿律师院附近的一处草坪上。
邓菲抬起头，他记起了这个内殿律师院，他甚至还到过那块草坪。那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圆形教堂，地处伦敦市中心的司法区，离弗里特街道不远。他的私人律师曾在中殿律师院街道的拐角办公。邓菲一个月里要去见律师一两次，都要路过那家教堂。
犹如很多老式的古建筑，那里到处弥漫着阴森森的气氛。
这足以为那天的谋杀渲染气氛，但邓菲无法停止想象。他很快又否认了，脑海里不停地浮现有关内殿律师院的各种景象，这暂时吸引了他对报纸上那条新闻的注意。
这座教堂建于13世纪或就在那个时间前后。专为当时成立的圣殿骑士团建造晵~搼巤。而那些骑士或许就和十字军东征有关，或许不是。
邓菲想这就是他能知道的了，别无其他。于是又回过头来看报纸上的文章，希望从中能有其他的重大发现。这次警方人士引起他了的关注，“未知身份的警方人士”透露被谋杀的国王学院教授显而易见是被活生生地肢解谋杀。从脊椎底部到颈部大约三英寸宽的一条皮被剥去。死者的生殖器也不知去向，就连其直肠也是被专业的外科手术摘除的。
邓菲扫完报纸，心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可怜的教授的腿和胳膊现在在哪里？这个案子让他一头雾水。可除了这些线索，警方也无法说出死者的尸干是如何被抛置在那个地方的。陈尸的那片草坪距离泰晤士堤区不远，四周全部由熟铁栅栏围封。
整个情形就是这样，新闻的最后还提到了死者曾经是国王学院心理学系很受学生欢迎的教授。生前正在致力于卡尔·荣格传记的撰写。
邓菲将报纸扔进垃圾筒，开始站在环球航空公司柜台前排起的长队里等候。他不愿意去想雷欧·希德洛夫，或者说还不是时候，也许永远都不需要他想。
希德洛夫的死不是他的错。如果邓菲真要给自己辩护，他可以说这个案子根本就不关他的事。无论如何，他自己已经是麻烦缠身。
他用脚把箱子向前推了推，然后从马尼拉信封取出护照，打算记住里面的细节。
可根本没这必要，这让他很不高兴。护照里填写的就是他本人的名字——他的真实名字——这意味着身份暴露不再需要他执行任何任务。
护照第一页上盖了章，表明允许一位名为约翰·爱德华·邓菲——天啊“邓菲”——的人前往英国并在那里合法居住最多六个月。当然这是个伪造的章，事实是他已经提前七天进入了该国。
身份就这样被随意暴露，让他颇感意外和惊讶。他化名“克里·索恩利”的爱尔兰人在伦敦已经住上快一个年头了。除了杰西·柯里，唯一熟知他的底细并呼他真名的就是汤米·戴维斯。汤米是个不折不扣的爱尔兰凯里郡人，和他卖弄胡扯有关爱尔兰的事情绝无可能。不到一个星期的交往，他就推断出这位新结交的朋友，有时充当他的上司——梅丽·克里——其实是个冒牌货，真实身份是个叫杰克的美国商人。
这期间，邓菲的名片上显示索恩利的身份是伦敦母乳银行盎格鲁埃利恩商务服务的总裁。
这个假身份就像第二张皮一样保护着他，使他在危机四伏的情报工作中免于陷入困境。因为索恩利只是个由兰利总部地下室的电脑系统编造出来的概念，所以邓菲不用承担由于索恩利行为所带来的任何后果。也就是说索恩利这个名字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而邓菲却永远无法拥有。
这个紧要关头突然失去这层保护，使得他随时随地都会暴露在危险当中。
想到这他的心下意识往下沉了沉，想缩回那个爱说俏皮话的爱尔兰人“梅丽·克里”，可现在他只能是这个紧张的满面愁容的美国人，杰克·邓菲。
二十分钟过去了，终于排到了队伍的前面，这时脚开始发酸，头也疼痛不已。他突然意识到仅仅一上午的工夫，他失去了几乎一切属于他的东西，还有他的克莱姆。
克莱姆！天啊，克莱姆现在怎么样了？
九个小时后，邓菲登记进入了肯尼迪机场二楼广场的大使俱乐部。里面没什么人。把箱子放在旁边一个破旧的沙发上，他随手拿起一把饼干，向旁边走过的招待要了杯布希米尔酒，就进了一个电话厅，给在兰利的值班室打个电话报到。
铃声响了两次，一如既往，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好。”
一切还是老样子。“我是……”他犹豫了一下。职业习惯驱使他要用自己的秘密身份。实在令人尴尬。成年人了，却不得不和一堆代码打交道。“双簧管。”
这就是他的代码。“有什么任务么？”
先是一阵静默，然后是“是的，先生，早上8点你来总部一趟”。
“是星期一吧？”
“不是，先生，就是明天。”
邓菲一听有些不快。
“我猜有人急切想见你。”
“可我刚到。”邓菲抱怨说，“没有衣服，还有这该死的时差，甚至就连睡觉的地儿还没有着落。”
“我给你推荐几个——”
“明天是礼拜天，看在上帝的分上，没人会在办公室的。他们会去——”邓菲搜索着合适的词儿。“他们会去做礼拜。我也要去。我一整天都会在教堂礼拜。”
“上边说是星期天，先生，8点钟，也许你能晚点去做礼拜。”
“别在这儿跟我扯淡，小子。”
“我只是转达上边的意思。先生。”
邓菲挂了电话，马上就拨通万豪国际酒店的800服务台，在泰森斯角购物中心附近的一家旅店为自己周末预定了一个房间，然后又联系了赫茨。一切妥当，他呼叫国际总机帮他接通位于博尔顿花园的克莱姆的住宅电话。
“克里？”
他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
“克里，你在哪里？”
“嗨，克莱姆，我……”
“你在哪里啊？”
“旅途中，突然有事情了，你知道就是紧急情况。”
“哦，是这样，那你现在什么地方？”
这是个很较真的姑娘。“我在美国，纽约，肯尼迪机场，大使俱乐部，二号电话厅。”
“你听起来有些烦躁，是这样么？”
“是的，要知道，这一天很难熬。”
“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就这样吧，我也不知道，也许要过一阵子。”
“噢，不，不……”
“是的，不过，听着，我不能在电话里说太久，我要联系个人，我需要知道的是：今天早上有人去公寓找过你么？”
“我在的时候没人来过。你一切都好么？”
“是的，当然，我很好，怎么啦？”
“你听起来不大对劲。”
“哪里不对劲？”
“嗯，首先，”她笑着说，“你有美国口音。”
邓菲翻了翻眼皮马上转换到一口熟练的爱尔兰话。“没办法，亲爱的，你知道我天生是个模仿演员。对了，还有更重要的，你现在必须按我说的做，我回头会给你解释。”
“见鬼！”
邓菲吃了一惊，“为什么，我还没说什么呢？”
“所谓的回头解释就意味着你现在有麻烦了。”
“是的，可是，我想让你做的就是现在离开那个公寓。”
“什么？！”
“就是离开，克莱姆，必须马上离开。”
“可我的东西都在那儿，为什么我不能回去？我的化妆品也在那儿。那儿有其他什么人么？”
“别傻了。”
“那，那我为什么要离开那地方？”
“听着，首先，因为我不会去那里了，其次……”
“嗯哼，什么？然后是因为什么？”
“因为它很危险。”
“它很危险？”
“克莱姆……相信我。”
邓菲挂了电话，回到俱乐部里，找了个座位，靠在那儿开始盘算他失去的东西，一边沉思，一边出神地看着机场上飞机降落，飞机起飞。
当招待从身边经过时，他又点了杯爱尔兰的威士忌。
没有人会这样对克莱姆不辞而别。他很确信这一点。除非他是个疯子。
邓菲开着福特雷鸟右转离开河上链桥的车行道，绕过多莉麦迪逊林荫大道出口的斜坡，瞄准西方行驶了几米便右转到一条悠长的林荫道上。林荫道的尽头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大门。一个彪悍的黑人保安微笑着从警卫室走出来，拿着记录本说：“老兄，你有预约吗？”
“我是约翰·邓菲，来迟了会儿。”
保安核实后，走到车后面记下车牌号，接着回到驾驶窗旁朝着挡风玻璃上的HSK165型监听级两路6.5寸套装喇叭标贴说：“你的租赁证明？”邓菲把证明递给他。邓菲看着他一笔一画、小心翼翼地把信息抄在记录本上，他那费力的样子更像是在写信而不是抄写东西。
邓菲不用赶时间，所以尽情享受着清新、略带凉意的空气，这使他精神振奋起来。总之，他喜欢待在总部，这里就像是远离大都市纽约的一所内地大学。这些较为现代的司空见惯的建筑综合体远离公路隐没在数英亩大的树木和草地之中，里面设有电脑监控系统和偶极天线。
最后保安把证明归还邓菲，“谢谢，你知道怎么走吗？”
“知道。”
“今天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停车。”
“太棒了，”邓菲边说边挂挡。
“周日这里没什么人。”
邓菲假装很感兴趣似的点点头。
保安又说：“祝你好运。”
接着大门升上去，邓菲开车进去。
经过停车场时，邓菲像往常一样惊奇地发现了很多雪弗兰考维特和各种神秘的保险杆贴纸。
里根84绿色和平组织！
布什85节约货物！
邓菲从内森·黑尔像前驶过，把车停在有标示的地方，在总部大楼前下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