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特殊的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找到一个产业迅速崛起的强国方程式，那就是通过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同时采取李斯特的理论对特定产业进行保护，这样在自己产业做大的同时又不断输出产品到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同时日本的市场高度封闭，使得西方国家的产品难以打进日本市场。应该说日本崛起的条件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美国心甘情愿的“输血”和让步，任何一个国家在当今世界都不可能实现“吃白食般”的崛起。
日本的崛起不仅有本国人民的努力，也包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包围中国和苏联的算计，特别是美国力图促成在红色中国周围繁荣的小经济体遍地开花的假象，诱使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幻想。而远离美国包围圈的菲律宾，尽管二战以来一直完全效仿美国的自由市场和多党竞争之民主形式，但是直到今天，这个国家仍然身处后进国家和失败国家之列，这充分证明了日韩模式是不可被完全复制的。
而排除了上面的可能，也就是说单纯的自由贸易可能造成国民经济完全被西方强国、跨国企业集团和国际金融集团控制，成为西方资本的附庸国；而单纯的幼稚产业保护可能导致的是无法参与国际经济的大循环，尤其是无法同西方国家发生联系并通过学习其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来真正地自强复兴；而试图综合李斯特和斯密的强国方程式，既实现广泛的贸易保护，又大量出口到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当然不会坐视不管，毕竟天下没有白食可吃，而且强者总是试图控制弱者并将其经济产业链条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使其成为经济殖民地而被牢牢锁定在西方跨国集团的利益链条上。那么中国在其经济起飞的30多年间又是如何杀出重围，在短短的时间内出乎意料地成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和世界技术强国的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20世纪90年初开始面临非常特殊且复杂的国际环境：一方面，由于全球化扩展使全球产业面临重新分工调整和资源重新配置的全新局面；另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流动正在寻找便宜的、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新生产基地。一个人工、土地相对便宜并且具有丰沛熟练劳动力的国家就会在这场空前的跨国资本争夺战中取得有利地位。1993年，中国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由1∶5.8调整到1∶8.28，此后十来年中国官方的人民币汇率都紧盯美元，直到2006年方允许其浮动升值。这是中国抢占全球化先机的最重要布局，使得当时流向东南亚国家的外资转而大幅度流向中国，此后，这样的资本流向再也没有改变过。20年后，中国羽翼渐丰，成了全球外资投资的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和世界工厂。可以想见，没有中国精英的精心布局，中国经济狂飙突进、席卷全球的局面是绝对不可能凭空出现的。
高速经济增长首先就必须依靠资本的流入和有利的生产要素结合。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铺垫，中国实际上已具备了一切高速发展的条件。而就在这时，一个具有强大组织能力的中国政府在职能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以前的全能主义政府转变成为一个管理调控经济的政府，从一个无所不包的干预一切的政府转变成为一个开动最大能量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政府，从一个计划一切经济活动的政府转变成为一个开始尊重经济系统本身规律的政府。再加上毛泽东时期的制度遗产，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丰沛的、具有初级教育水平的熟练劳动力、土地和产品价格的比较优势，中国为一场现代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的超级赶超创造了一切有利的条件。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在中国入世前夕，世界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发出对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恐惧言论，并预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会崩溃。但历史最终证明世界舆论是错误的。事实证明，不是中国的经济崩溃了，而是中国的经济机器以狂飙突进的速度碾碎了其他与中国类似比较优势国家的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的强大能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其最终代价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欧洲国家与中国类似阶段的产业几乎无一例外地被中国制造业的全球扩张浪潮所吞并，纺织业和机电业的所有生产几乎完全转移到中国来了，而欧美的重型机械制造业在2000年以来也加速转移到中国。凡是与中国制造业相冲突的国家都被中国的产业所吞并。于是，在入世后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低、中、高的各级产业都在中国出现了全面突破的景象，中国不仅完全占据低端和中端产业的生产，也以极快的速度向高科技领域、新技术和新能源领域里挺进。后者在2008年世界金融大危机后更显突出。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既异于单纯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主义理论，也异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同时也明显不同于日韩的单方面吸取自由贸易的好处、同时封闭国内市场的东亚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但同时中国的成功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亚当·斯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日韩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综合优势。
中国的成功实质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成功，是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成功，也是全球化本身的成功。中国在最大限度上利用了比较优势理论，根据国内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相对优势，将全球制造业悉数挪到中国最发达的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比如，到2003年，珠三角已形成了5万家零组件的产业聚落，而长三角则形成6万家零组件的产业聚落，而同期日本东京都大田区的零组件供货商只有8千家。全球产业在中国形成了经济史上的最大聚合，这是中国利用自由贸易的一次伟大成功。
同时，中国又并非单单采用幼稚产业的保护理论，而是实行了一种开放中的保护、保护中的竞争、竞争中产业的做大做强。对于一些重要产业和事关国家整体工业能力和技术能力的领域，中国更多强调的是开放，大力鼓励中外合资企业，同时不让外资的力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通过开放中的广泛引进和接触，通过贸易合作和工业合作中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迅速缩小了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管理水平、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准之间的差距。
中国对国内的相关产业也给予了一定的过渡时期的（短期）保护，用国家的力量大力促进核心工业产业的技术研发和技术水准，充分培育了国内核心工业产品市场。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保护后，国企、民企和外企站在同一条起跑线进行充分的竞争，促进优胜劣汰，使中国市场弥漫着空前的竞争气氛。
这种开放中促进保护，阶段保护后又刺激强力竞争模式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尽情演绎和发挥。这种对部分核心产业采取国家保护和补贴，在一定时间段后放手促进充分竞争；这种对外资的广泛利用，但同时在关键核心领域又鼓励中外合资，使得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有别于单纯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比较优势理论、重商主义理论和国家主导性资本主义模式的“中国全球化道路”，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比较优势，进行阶段性幼稚产业的重点保护，但是却更加开放、更加包容和更加重视竞争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
由于世界各国企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日韩企业已经根据产业聚合效应大量聚集在中国重要的产业群聚地带，而且随着产业的群聚，跨国公司的研发基地也集中在中国，这使得中国不仅充分享受到了技术外溢和技术扩散的好处，同时经济实力的迅速扩张使中国本身的研发实力以更惊人的速度得到提高，中国不仅成为低端产品和中端产品的世界工厂，也以极快的速度成为高端产业的世界研发中心。中国发展的模式就其速度和成就而言，已经远远超出了亚洲最成功的模式——日韩模式。
中国特色的增长优势
许多发展中国家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努力久久难以奏效，长期被排斥在发达社会之外，其通常存在的障碍可被解释成：贫困的恶性循环，在进入工业化过程中，穷国很难解决提高资金积累率问题；小国劣势，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内战、持续暴乱、政府更迭频繁、外来者入侵等，使投资者因风险太大望而却步；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不利的国际环境，包括国际贸易障碍，与发达国家进行的不平等贸易；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能力不足。试想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自身资本积累能力低、政局不稳、合乎要求的劳动力和科技人才稀缺、国内市场狭小等情况下，国际资本恐怕很难成为国内资本的替代，这类国家往往被认为是“无望”的落后国家。
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固然存在着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然而发展经济学认为的诸种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构成威胁的障碍在中国并不存在。
1.积累率高。中国的高积累率在低收入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执行过共10个“5年计划”，有4个时期的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30%以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民收入中，中央财政收入及相应用于积累的财政支出比例持续下降。然而，整个积累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1984年以后连年高达35%左右，成为60年代以来积累率的最高时期。这段时期的高积累与前30年有不同含义：如果说以往是靠中央集权维持的“强迫储蓄”的话，那么，现在“自愿储蓄”则占相当高的比例。可以比较放心地认为，无论中国体制改革推进的程度如何，中国不会陷入储蓄率过低这种经济发展的常见困境之中。
2.潜在的人口大市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的确比中国高出不少，但财富的源泉在于创新，在寻找新市场、新热点上，国际资本的第一视点还是中国。实际上，世界目光聚焦中国的时间已经很久。但前几年关注的焦点更多是把中国当做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财富巨头们关心的是如何发掘、启动市场，如何占领市场先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依然非常强劲，而且，随着中国于2001年底入世，其经济已全面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已经从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变成了潜力依然很大、前景特别光明的现实市场。中国有近13亿多人口，现在一部分人的收入明显提高，住房、旅游、教育、日常消费等各种需求日益趋旺，市场建设也越来越规范发达。如果到世界各地走一走、看一看，就会发现，唯有中国到处都是建筑工地，这证明了中国目前的基本经济建设非常兴旺发达。
3.经济发展动力很强。中国传统较强的发展动力（表现为“过热”的投资欲望）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体制现象，不利于经济发展。然而，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强劲动力显然不能仅用体制因素加以解释。近些年来，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只有不到10%是国家预算内投资，其余的均为市场导向性很强的各类贷款、自筹资金和外来投资。那些基本上游离于原来计划体制外的经济主体表现出极强的增长欲望，如乡镇企业、村办企业、个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成就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赞赏，处于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在寻找投资机会，以至于在某些投资过热时期，政府不得不对这种动力有所约束。
4.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丰富的资源已逐步得到开发，基础产业如粮、棉、煤、铁、石油、电力等的产量均居世界前列，这些使中国经济具备较强的自主发展动力。早在改革开放初，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就高达1400多亿元。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倾斜和投资结构改善，已使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运输邮电业等国民经济瓶颈产业大大得到缓解。经过近30年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国建成投产了一批大中型骨干项目，生产水平显著提高。在传统工业得到改造和加强的同时，微电子及电子信息工业、航空航天工业、光电子及光机电一体化工业、生物医学制品工业、核电及新能源新材料工业、生态和环保工业、精密仪器表制造工业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型行业有了长足发展，并已在整个工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5.科学技术和管理能力较强。中国的教育普及率及科技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低收入国家中是名列前茅的。2011年底，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7.1%，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升学率达70.4%。中国现仅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的人员就有960万人，全国县以上全民所有制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有5700个。中国科学技术能力不仅表现为人员多，而且表现为研究和开发能力强。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拥有外层空间开发技术的国家之一，是少数在南极建立永久性观测站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应用技术开发能力也较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高技术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浪潮有力地冲击着全球。继1983年美国提出“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后，欧洲的“尤里卡”计划和日本的“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等，都纷纷着眼于21世纪的战略计划。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元老级科学家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高技术的建议。这封信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并亲自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中国著名的“8计划”就是在这一世界大背景下问世。紧接着，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金桥工程等的实施，高新技术的发展与推广不断地加强与完善，为中国工业整体科学技术的提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