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法国人来说，中国已经不只是报纸头版上偶然出现的大字标题，它的影响早就深入到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在法国高等商业学校的校园里，来自中国的几十位年轻人正在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管理技术。在马赛，某些小商人开始焦躁不安，因为他们所在的街区正迅速发展为又一个“中国城”。在巴黎奥斯曼大街的大商店里，潇洒的中国人正紧随亚洲的另一强国日本的顾客接踵而至，现如今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中国买家，拉斐特商店已经有了讲中国话的服务员。在全国各地学校，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一点儿孔夫子和毛泽东所使用过的语言。而在许多旅行社，北京、上海和广东早已成为法兰西人的旅游热点。
“中国”成了时髦，但它并不仅仅是时髦。这些现象实际上是一些预兆，宣示着21世纪一个重要经济事件的发生：中国的实力正在蒸蒸日上，并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主要一极。1973年，曾在戴高乐政府担任部长的阿兰·佩雷菲特完成了他的名著《当中国觉醒的时候》。如今，巨龙真的已经觉醒，高高矗立在那里。还有一些人，像密特朗总统的前任顾问阿兰·布伯里，也曾于1997年发表了《中国人的世纪》一书。现在，这些预言都应验，并早已开始。
如果说那个叫“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的法国人对“中国崛起”还多少带着恐惧和怨愤，那么，美国人申卡尔（Oded Shemkar）对“中国崛起”的观察则更带着理性。申卡尔是美国俄亥俄州菲舍尔商学院的教授，他研究了中国30多年。根据研究，他写了一本名为《中国的世纪：中国将改变21世纪商业规则？》的小册子。据说此书在国外引起了对“中国经济崛起”的热烈讨论。美国李奥贝纳广告公司的荣誉总裁James G·Otaes说：“对于那些制定政治或者商业上的长期战略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书。”福特的一位董事说：“本书给出的关于中国未来多维度观点，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基于长远发展，我们现在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申卡尔在书中指出，经济学家们经常把中国的崛起看成像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又一个例子，中国崛起的影响只是周期性的、短暂的，就像当年所谓“日本崛起”一样，经过一段时间后便成了过眼烟云。但是在他看来，中国在21世纪的经济崛起不同于当年日本和东南亚经济的崛起，后者的崛起仅仅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长长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接力棒，不断地从这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传递转移。中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而是类似于当年美国20世纪初经济崛起一样的重大事件。虽然申卡尔宣称他不打算宣扬“中国威胁论”，也不打算为中国唱赞歌，但是，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带来的影响将不会是暂时、周期性的，而是将彻底改变全球的商业环境。
更发人深思的问题是，中国崛起对于西方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崛起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西方主宰全球的格局？西方将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并试图延续其世界影响力？这些问题成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际战略决策者和研究者心目中的重大问题，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美冲突论”也随之甚嚣尘上。
早在1997年，两位美国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门罗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文中认为中国与美国必有一战，因为中国将构成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威胁。2005年，美国著名国际战略家罗伯特·卡普兰更是认为中美是否必有一战已经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国如何打击中国。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作者米尔斯·海默则警告说：“中美很有可能进入一场紧张的安全竞赛，并伴有潜在的战争。”而前美国助理国务卿、著名中国专家谢淑丽则在她的专著中说，“中国必须让美国确信，中国崛起对于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不会构成威胁和挑战”。
然而，随着国际格局的逐步转变，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态度也趋向多元化。单纯的遏制中国的战略选项已经受到质疑。尤其是近些年来，西方世界主动接纳中国崛起、考虑中国崛起对于世界的建设性意义的研究和观点越来越多。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就是英国学者马克·里奥纳德的《中国怎样想？》（What Does China Think）一书。作者曾经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智囊，现任欧盟国际战略思想库欧盟对外关系协会主席。该书出版以后，即获得了金融大亨索罗斯、欧盟外交官员、前英国香港总督彭定康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思劳特等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在西方世界影响重大。在该书中，里奥纳德既没有宣传“中国威胁论”，也没有鼓吹西方与中国对抗，而是强调在现行国际体系之下西方（包括欧盟和美国）与中国的合作。里奥纳德认为，世界需要认真地理解中国，认知中国在世界舞台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地位。
作者还提出要高度重视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模式”的意义，指出“中国模式”已经在世界产生影响，并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里奥纳德质疑西方式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式在中国的适应性，提出中国特色成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可能性问题。他相信到21世纪中期将是“三足鼎立”的状态：中国、美国和欧洲将缔造一个新的世界体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提出了西方面对中国崛起对于全球格局的影响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西方是否应该接纳和融合中国崛起和中国对于世界领导权的参与和加入，还是通过对抗和遏制来限制中国的崛起以此继续维持西方对于世界的领导权？第二，中国能够塑造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秩序范式，还是继续在由西方所塑造、美国所奠定的现有国际体系当中发挥领导力量？这两个问题构成了整个西方学界和政界对待中国崛起及其对于西方挑战的基本问题。
在对中国崛起及其世界影响的汗牛充栋的评论中，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是一本极富远见的原创著作。该书从一个更深刻的层面解释了中国作为全球性力量到来的意义，作者认为，21世纪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纪，随着非西方国家力量的迅速兴起，西方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一国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也将多种多样。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现代性”的新时代里，中国将成为全球竞技场上的一个中心大玩家。
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存在着一种共识，即无论作为现代性结果，还是作为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或是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体，中国最终将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过去30多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以这种信念为基调的，它为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对中国的出口开放自身市场、赞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为中国成为日益成熟的国际组织成员提供了支持。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世界产生太大改变。这种看法基于三个关键假设：从本质来讲，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中国会变成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组织，接受并遵守其规章制度，国际体系仍然会一如既往。然而现在看来，这些假设都是错误的。中国崛起将以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面貌。现在，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前许多消费品价格持续下降和商品价格上涨，都和中国崛起有关。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四倍，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近两位数，好些年甚至超过两位数。各种预测表明，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一经济预测可谓惊心动魄。但即便这样的预测还是有点儿保守，正如笔者在第二节分析的那样，中国崛起进程可能还要更快，这一速度超出所有人想象，就像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10年的飞速发展迅速壮大使全球都为之大跌眼镜。
西方以其一厢情愿假定中国的影响本质上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但西方错了。中国虽然不谋求霸权，但这个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一定会追求更为远大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难道这不是铁律吗？中国必将成为这样的一支力量。但是要中国变成像西方国家想象甚至要求的那种情形恐怕不可能。由于占据全球支配地位的时间太长，西方国家似乎已经习惯了用这些假设来禁锢自己的思维，从而无法做到从一个客观正确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本来应该是多元的世界。西方国家习惯于用西方化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取得进步的程度，一直以为他们的那套西方化标准才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典范，而其他国家进步与否、进步多大，就要看它西方化的程度如何。但这样的认定最终证明是错误的。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几乎毫无共同之处。除非撇除历史和文化影响，将世界只是简化成关系到经济和技术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出中国变得越来越西方的结论。
马丁·雅克的结论是，中国绝不会变成一个西方式社会。基于此，他的关于中国崛起深远的世界影响力的论述无疑是最为鞭辟入里的：
——中国和西方都必须为中国的崛起做好准备。在中国方面，要学会做一个大国，负责任地使用自己的影响力；在西方，则需要学会面对一个与自己历史文化完全不同却拥有巨大政治经济能量的国家。
——中国人一直以五千年历史的古国文明为骄傲，这意味着中国要求对其世界领导地位进行重新排列。西方发达国家代表的现代化模式目前主导世界，但将受到中国所代表的“另类发展模式”的强烈挑战，直到有一天“东风渐进”将被“东风压倒西风”取代，中国模式成为世界主导。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将丧失文明操纵权，世界将按照中国概念重新塑造。
——中国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西方一个多世纪以来习以为常的思维和生活模式。中国的幅员辽阔、人口庞大、种族同质性和对其自身文化中心地位的自信，共同造就了一个能重新定义何为现代化的国家。
——西方在后冷战时期愚蠢的洋洋自得之态在对待中国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历史发生改变，如今已不再是那些自由理性主义者虚构自我满足、以为自己总会成为赢家的时代。中国确实在崛起，这一变革世界的事件标志着西方霸权的终结。
——鉴于中国文化和历史如此强大，它不会屈从于西方标准。如果说屈从是必要的话，那也必须是西方屈从。
虽然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预言的中国还是正在进行时态，但他的预测无疑是具有前瞻和启迪性的，即我们身处于中国崛起正深刻影响整个世界政局的大时代，你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雅克的结论对西方无疑是苦涩的，但却是必须吞下的一剂苦口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