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战略。资源基本自给，有进有出的基本平衡；发展节能产业、无污染的新能源产业（如水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等）；发展废物处理、资源再利用产业；发展环境咨询、环境科技、环境信息服务产业；发展生态和环保旅游产业；发展绿色食品、绿色药品等新兴生物技术产业。
——环境保护最终是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人民创造一个清洁、优美、舒适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而同样重要的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在生态稳定而不是脆弱的基础上推进的。近期与中期目标是，基本控制自然生态破坏急剧恶化的趋势，其中某些方面得到局部改善，城市环境和工业污染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和治理，逐步减轻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过程和生命支持系统，使其免遭破坏和污染，保存生物物种的遗传多样性。
需要“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
中国伟大复兴的战略需要有“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2003年的那场始料未及的SARS疫情突袭中国。在SARS严重的时候，我们如此引以自豪的中国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化高速公路等，一下子变得十分凄凉：宾馆没有人了，公路也没有车跑了。于是人们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家公共卫生体制和社会应急体制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这么多年，国人辛辛苦苦搞经济，轰轰烈烈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人究竟被放在什么位置上？所以，如果说过去曾经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现在终于到了认识“以人为本是更硬的道理”的时候了。
平心而论，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我们对与人相关的各项社会事业的关注是严重缺乏的。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中国的物质水平非常低，但在公共卫生领域方面却曾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全国拥有最全面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这就使得中国的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70年代末的70岁，婴儿死亡率从195‰降到41‰。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有关的国际组织对中国工作的排序是这样定位的，即中国按国内生产总值排序非常落后，但按健康排名比国内生产总值排名要高得多。然而这种曾令国人引以自豪的国家公共政策设施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承继和发展。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堪称是世界奇迹，但在中国增长“奇迹”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那么多似乎是“越轨”“反常”和“悖理”的现象：在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不断增加的同时，是被国人称之为买房难、教育难、看病难的“新三座大山”的压迫；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连年高速增加的同时，中国贫富分化、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人文素质下降的问题也日趋凸显。
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数，是一个非常狭隘的衡量指标。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不仅要通过GDP，同时还应该包括更多因素，比如健康、人民生活状况、教育问题以及自然资源等，这些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和GDP是同等重要。
呼唤政府在新政上的主导地位
21世纪中国伟大复兴进程必然是一个紊乱与秩序、混沌与协调并存的过程，但同时又不可能在普遍混乱、严重滞缓、不断反复、大规模动荡的自发社会过程中实现。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经多次客观地指出保持国家稳定、树立中央权威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他早在1994年3月12日接受美国《外交》季刊记者采访时就说过，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情况完全不同的国家，除了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别无选择。他指出，如果中国的动乱得逞，今天的中国会是一个比苏联还要更糟的国家。为了在相对稳定、不断更新、渐进渐变、组织演进、再组织化的社会过程中实现21世纪中国伟大复兴，就要求中国政府有意识地突出自身在推行新政上的主导地位，因为：
1.政府高举现代化旗帜，对于保持和提高全民族的奋发自信精神是十分重要的。
2.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目标实施过程始终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激烈的冲突与不平衡，需要政府不断协调，并将这些冲突和不平衡本身可能具有的进步意义转变为加快发展的动力。
3.政府主导地位是推进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过程中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障，包括有效控制总人口增长，保护整个民族生存的自然基础，为持续发展创造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全面设计、组织和协调，缓解各阶层、各集团利益矛盾等。
结论是，政府在推进21世纪中国伟大复兴的发展战略中，要有意识地提高自身在逐步建立新体制和政策作用新机制基础上的主导地位。在一个有着十几亿的人口巨国实施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发展战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知识与经验都不足以驾驭这个过程。因此，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时，必须具有科学、民主和务实的精神，必须以严肃态度面对现实，运用科学民主的方法，集思广益，正确判断环境，准确把握实际和规律，以便制定科学的战略和政策。必须有成千上万个最优秀的各方面专家从事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反复的比较，才能在多种发展方案中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最佳方案，充分把握有限的、稍纵即逝的历史机会，义无反顾地、卓有成效地推进中国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实现民主和法制是这一历史进程中保持和创造稳定社会政治环境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政府作为领导核心的内聚力和吸引力的必要条件。由于经济起飞阶段中各类矛盾冲突主要来自社会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必须有反映意见和要求的手段和通道，以便在政府进行重大决策时统筹兼顾地考虑到他们的利益。政府通过民主的手段、对话协商的方式，协调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利益，适当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从而将利益冲突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各类成本降低到最小。
要逐步健全法制，把各种行为都严格地纳入法制的轨道。改革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国家稳定性，保证政策连续性。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持国家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特别是政府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方式必须率先改革，并不断创新和发展，从根本上消除自身腐败现象，增强自身净化能力。一个不能医治无能、根治腐败的政府不仅将毁掉这个政府自身，而且也将毁掉整个社会，改革事业也将可能功亏一篑。
刚落幕的“十八大”期间，“腐败不除将致亡党亡国”的警讯出现在前后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讲话中，显示出中共自我纠错和继续领导人民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决心。“十八大”后，习近平在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更是借用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以鞭策和警示中国共产党。1947年，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崛起的中国应有接纳世界的胸怀
21世纪中国伟大复兴不能无视世界舆论。世界最想要了解的是中国复兴的中国意识，中国将计划采用哪些价值观，相应地会采取哪些政策来关照与周边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的关系，又采取怎样的政策来发挥这种世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当然，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在决策过程中，在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具有更大责任。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并因此意识到政治决策的责任，这是中国想要在未来持续今天这种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美国总统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顾问布热津斯基提出，除了中国周边各国正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崛起之外，中国经济外交势力的扩张是否与美国的全球利益正在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已成为当今世界唯一霸主——美国的严重担心。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组织2010年的国际会议议题从多维视角思考中国的崛起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即：第一，中国是否真的像其说的那样和平崛起？第二，中国崛起的障碍和危险是什么？第三，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是否有具有可持续性？第四，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什么？第五，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又是什么？
卡内基总裁杰西卡·马秀丝（Jessica Mathews）在该次会议开幕式上指出：“‘和平崛起’是抓住中国发展现实的一个总结性术语，代表着美国政策面临的挑战。中国在所有国际事务领域，尤其在亚洲，正在并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自视为具有影响力的、合作型的、自信的大国，而不是闭关锁国的并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同时，中国崛起也面临着严重的国内挑战，治理恶化、社会不稳定、经济转型尚未完成和环境恶化等困境和挑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会议主题上使用‘问号’的原因之所在。”
杰西卡·马秀丝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探究的是，未来20年内，中国能否真的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中国能否实现真正的经济市场化转型？中国的贸易是否会保持持续增长，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中国能否克服国内问题，确保其可持续的增长？中国的国内政治是如何影响其总体崛起的？中国如何利用其增进的经济和外交实力来影响美国利益？美国会因此担心失去自己的霸权地位吗？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中国21世纪通往强国之路崛起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深切关心的重中之重。
中国应有接纳世界的胸怀，包括接纳来自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疑虑，尤其是要考虑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欧美方面的意见，因为中国和平崛起在21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将直面棘手的“美国因素”和“欧洲因素”。
成熟的中国应该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限度，因为一个国家一旦自认为成功了，往往面临着对国家自我膨胀的诱惑，可能虚骄之气徒长，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毋庸置疑，一个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如何，这是国家形象的客观基础。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有时候，外部对国家形象的印象并不一定与这一客观基础完全相符合。
中国在走向伟大复兴之路上要真正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就必须在全世界树立一个良好形象。良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增强人民的信心和爱国主义感情，有利于巩固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价值基础，有利于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对外交流等。但根据以往情况来看，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中国在外部世界形象推介和宣传工作方面是比较薄弱的。中国的国家形象战略，应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需要更深入、更细致、更易操作性的策略和方法。要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不同文明、文化、民族特点，采取不同的策略。无论制定国内还是国际政策，中国都要考虑国际影响和外部世界所能理解的程度，给世界一个爱好和平与自由、讲信义、负责任、民主人道、仁爱宽厚的形象。
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需要更有效、更全面、更系统地借助文化这一载体。这在对外交往中，官方和民间，都需要加以有效利用。这也包括需要开展“文化外交”“民间外交”“庆典外交”等多种形式，开拓塑造中国形象的多样平台和渠道。
理性地对待国际舆论，尤其是批评性舆论。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讲“国有诤邻”的道理值得国人三思。对待外国舆论要有大国胸襟。人总是倾向于喜欢听顺耳之音，却不爱听逆耳之言。国家也一样。一个国家要了解世界，就不能光凭自己的好恶去取舍外界信息，不能以为说好话的就是国际友人，批评的就是仇敌或者是别有用心者。
中国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狂热与冒进。需要认识到，中国的快速发展总是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中国威胁，任何沾沾自喜、狂妄自大都可能引发他国的恐惧，使中国自陷孤立。
要让世界切实相信中国和平发展、永不称霸的承诺。中国或许在经济总量上可以超美，但人均GDP远不可能与美相提并论，而这才是最真实的衡量实力的标准。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将在军事实力、科技创新和国际领导力上继续保持世界第一，中国由大国到强国仍要走很长的路。即便中国强大了，也永远不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霸主。要让世界认识中国合作共赢的理念，把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和恐惧化为共同发展的机遇，以谈判妥善化解冲突，以互利合作共促双赢，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创造条件。
总体来看，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不是五年十年能够解决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个长期的、系统的战略。
需要一个更富有远见卓识的中美关系
如果说把中国崛起视为一个可持续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她对现存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局部的、一次性的，而是全面的、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冷战后形成的美国独霸的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均衡，将逐步演变为一个具有中国因素的“新均衡”。为此，美国对自己实力下降、地位动摇的焦虑明显上升，在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崛起中的中国的包容度的下降是可以理解的。自从冷战结束后的20年以来，中美两国各个层次的外交往来似乎从没有像今天那样“缺乏感觉”。从军事上来看，两国彼此的感觉就更具冲突性，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已越来越把中国视为和当年苏联一样的对手。我们如果把这些因素加总起来，再来看美国官方最新出台的新军事战略，恐怕就没有人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表示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