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园的南墙根下，已经按班级排起了十几路纵队。各班的值日生正在忙碌地给众人分饭菜。每个人的饭菜都是昨天登记好并付了饭票的，因此程序并不复杂饭。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钱；乙菜的其他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漂了几点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便宜，每份五分钱。
复读生活使许家印记忆深刻，艰难但充满激情。印象最深的是，自己带到学校的馒头和地瓜饼，过了三天就发霉长毛了，他舍不得扔，洗掉霉菌以后继续吃。由于营养不良，高中毕业一米七六的许家印，体重仅90斤。
受“文革”影响，多数学生的文化基础都非常差，恢复高考时比的是谁更聪明、学得更快。许家印不但聪明刻苦，还学得快，很快就在学生中脱颖而出。当时他数理化成绩突出，教物理的程老师和教数学的陈老师都很喜欢他。程老师回忆说：“当时许家印物理考试总是第一名，其他也都是前三。”
转眼就过了两个季度。时隔半年，即1978年的夏末，高考的锣声又敲响了。时间的紧促在中国高考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当时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要。
酷热的夏末，许家印再次踏入高考的教室，认真严谨地答卷，考完后他松了一口气，觉得胜券在握。
这一次，大学的门向他敞开了。许家印终于如愿考入大学，被当时的武汉钢铁学院即现在的武汉科技大学录取。
考取大学的同时他也收到了父亲允诺的一份珍贵礼物——梅花表。
梅花表是著名的瑞士手表，诞生于1851年。梅花表一直以来都坚持“品质第一”，以“精密、可靠、耐用”的稳定品质赢取了消费者对它的独特信赖，奠定了崇高地位，被誉为“机械艺术的典范”。
梅花表是进驻中国较早的瑞士品牌。1960年前，它已成功地开拓了中国市场，成为民众非常喜欢的用品。在物质并不丰富的70年代，它是体现身份的象征，拥有一只梅花表是非常自豪的，类似于现在的年轻人拥有一辆奔驰。
十年前的一个晚上，还在读小学的许家印对父亲说：“如果我能考上大学，能不能送我一块梅花表？”
为了激励儿子，父亲当时满口答应说：“家印啊，如果你考上大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买。”
十年后，他真考上了大学，而且在人口数百万的周口市成绩位列前三。许父拿着儿子的通知单，老泪盈眶，对着妻子相片心中默默念叨：孩子他妈，咱家孩子争气，考上榜了。
第二天，许父就把攒下的钱从箱底掏出来，兴冲冲地赶到县城，给许家印买了块梅花表。许家印戴上那锃亮的手表，又感动又高兴。
时代铸就人物，人物推动时代。这一年，许家印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记录了“1978”这个龙门陡开的年份：沈阳铁路局的工人马蔚华考入了吉林大学，2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行长；北京中学教师段永基考入了北京航空学院，后来成为IT界的风云人物；广东惠州的李东生考入了华南理工，后来掌舵了TCL；而日后同为地产大亨的王石，当时还在南方小镇深圳翻着一本已经破烂的《大卫·科波菲尔》。这几位都是“江湖”上具有非凡影响力的人物，和许家印一样，他们自小受苦，但在受苦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包括知识、处理问题的能力及为人处世的哲学。
时代已在他们背后，敲响了振聋发聩的前进大钟，如逆水行舟，倘若不思进取，便会被淘汰。他们在时代的潮流中选择了逆水而行，时代铸就了他们，他们也会推动时代前进。
许家印获得了读大学的机会，这个机会是靠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从此，这个在太康县农村掏大粪、开拖拉机的年轻人告别了农村，走进了人生的另一境界。
（第四节）卫生委员的周旋
武汉钢铁学院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
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工艺学堂，便是武汉钢铁学院的前身。此后，历经风雨，曾更名为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湖北甲等工业学校、汉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等。1958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组建为武汉钢铁学院，开始开办本科教育。
许家印在武汉钢铁学院学的是冶金系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源于他急于逃离穷乡僻壤、追求人生辉煌的愿望。他认为，读这个专业，毕业后不会再回到小山沟里去了——再差，也是个炼钢工人吧。而那时，炼钢工人的待遇也是不错的。这颇有点儿像当初许家印学开拖拉机，初衷是最不济也可以当个司机一样。
许家印这一想法不远大，但很现实，有它的道理。
大学时代的许家印常穿着一套黄军装，这是他唯一一身还算像样的衣服。他对于这身衣服，脏了就晚上洗，白天干了接着穿，而且十分爱惜，每次洗时都很小心，生怕洗坏了。他的同学回忆说，当时的许家印“就算是一套旧衣服，也总是干干净净的”。
家贫的许家印能读完大学，全靠学校当时提供的助学金。许家印说：“我们这一代人感激党和国家，是发自内心的。高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国家助学金又支持着我们读完了大学。当时我一个月有十多块钱的补助，这对一个来自贫穷乡村的孩子来说，已经能维持一种简朴的日常生活。我非常满足。”
那时猪肉七八毛一斤，十几块钱确实能解决很大问题。甚至许家印放假回河南老家的车票钱，都是从这笔生活费里省出来的。
但许家印也有偶尔奢侈的时候，他喜欢吃武汉的热干面。热干面与山西刀削面、两广伊府面、四川担担面、北方炸酱面并称为我国五大名面，现在是武汉人早餐不可缺少的一种早点。
关于热干面的起源还有一个典故。20世纪30年代初期，汉口长堤街有个名叫李包的食贩，在关帝庙一带靠卖凉粉和汤面为生。有一天，天气异常炎热，不少面未卖完，他怕面条发馊变质，便将剩下的面煮熟沥干，晾在案板上。一不小心，碰倒案上的油壶，麻油泼在面条上。李包见状无可奈何，只好将面条用油拌匀重新晾放。第二天早上，李包将拌油的熟面条放在沸水里稍烫，捞起沥干入碗，然后加上卖凉粉用的调料，弄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结果一炮而红。有人问他卖的是什么面，他脱口而出，是“热干面”。
当时，武汉的热干面一毛钱一碗，每次到学校旁边去吃这一毛钱一碗的热干面时，许家印都会紧张、激动。一毛钱在当时算比较贵的了。为了这一毛钱，他挨过恩师倪国巨的批评：“你是吃助学金的人，还吃这么贵的东西！”
现在人听了这话或许会哑然失笑，在当时却是事实。
直到他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他最喜欢的夜宵，十顿里有五顿都是热干面。
武汉钢铁学院除了给许家印好吃的热干面，还塑造了他的性格。四年大学对许家印来说，意味着日后几个对他重要的词开始萌发：人情练达、数据敏感。工作后的人都会感叹，其实大学传授的不只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方法论和世界观。这个论点放在许家印身上尤为明显。
许家印担任班上的卫生委员，这伴随了他的四年大学生涯。卫生委员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职务是个苦差事，卫生委员找人肯定都是干活的，所以众人避而远之。但这个职务练就了他如何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周旋，如何让人踏踏实实地干活，如何处理极为琐碎的工作。这对日后许家印在社会上行走自如，起了很大作用。
当时，武汉钢铁学院选学生干部有两条标准：一是重视学生的档案审查，也就是政治背景要好，80年代的学生档案有成份一说，阶级斗争的余毒未了；二是看学生的第一感觉，通过谈话看他有没有为同学服务的热心。学校不会给学生干部什么好处，比如多一份饭票之类，愿不愿意干全凭自觉。
当时的大学校园还没有什么商业意识。倪国巨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我是在学生宿舍住的，每天跟他们在一起。学生的演变是什么呢？最早许家印他们那批学生，劳动不讲价钱。1983年以后的学生就讲啦，要买点儿汽水买几个篮球什么的。”这也说明商业意识开始进入了大学校园。
卫生委员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召集班里的同学打扫卫生。学校每周都有大扫除，校园分成很多片区，每个班级负责一片。许家印的差事是个“求人”的活儿。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他总扛着个大扫帚，朝着男女宿舍楼大喊：“打扫卫生啦！都快下来！”有时候男生下来，女生不太愿意下来，许家印就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找。在同学的印象里，许家印还真没抱怨过。
搞一次卫生，一般需要两个小时。学校离江边近，当时排水沟都没盖，每个礼拜需要清理一次。许家印是农村来的孩子，大粪都掏过，这些活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许家印的老师孟宪昆回忆说：“卫生委员比任何职务都难当，因为打扫卫生是任何人都不愿干的，许家印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从那时就得到了锻炼。如果群众基础不好，或者跟其他班关系不好也是很难的，这让他人情更练达。”
当然，做这些工作占用了许家印很多时间，他大学时间的三分之二都用在班级活动和其他“准社会活动”上了。不过凭着天生的聪明劲儿，他用别人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保持了中上游的学习成绩。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孟宪昆说：“一个人世界观逐渐定型的时候，这些看似琐碎简单的经验，都有深远的意味在里面。”
比如，他现在对部下的负面素质无比痛恨。对不诚信的员工，强势的许家印只给两条路：要么改变，要么被淘汰。他甚至大张旗鼓地发起了“清除三种人运动”，其中包括：人浮于事的人、不求学习和上进的人、想捞一把的蛀虫。
在大学里，许家印还发现自己对数据异常敏感，这似乎是先天赋予的能力。今天的许家印，虽已年过半百，仍可过目不忘，圆周率小数点后张口可背出几十位，恒大的六千多条规则也都记得一清二楚。这些都令员工对他佩服不已。老总就是老总，没点儿雷人的东西还真不行，大家私下都这样说。
那时候的集体宿舍，流行“卧谈会”。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的启蒙年代，学生们争论得厉害，话题也相对认真，那时最大的流行话题包括“伤痕文学”、“朦胧诗”等。许家印也读诗，比如北岛和舒婷的。而恒大的员工说，许总擅长写文，《恒大报》的许多文章都是许家印独自撰稿。
许家印住了一段集体宿舍后，突然搬了出去，告别了卧谈会生活。原来他得到了新“任务”，住到学生会的办公室去看管公共财物，其中最重要的“宝贝”是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
单独一个房间表面是一个“赠赏”，实际是真正的苦差。那个房间是一个楼道里的小厅临时隔开的，相比宿舍，它的隔音与防寒效果都比较差，冬天会更冷。最大的缺点就是要跟里面的扫帚、拖把等杂物住在一起，气味难闻。大学里有专门的“楼道管理员”，别看这些小小的管理员，其实也挺忙的，要照管各个宿舍的安全，处理一些小纠纷，还负责接待家长与外来人员等。许家印干上了这个类似“楼道大妈”的活儿，如果耐心稍差的人，自然会招人憎恨，好在他耐心过人，倒与同学们打得火热。
细小处见智慧，今日身为恒大掌门人的他，能在管理员工上游刃有余，是这份工作在无形中历练了他。
当时学生们看电视需要统一组织，时间是星期六，如果有其他“重要事情”需要收看，要向系里申请。这类“重要事情”包括收看“铁榔头”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比赛。
那时以郎平为旗帜的中国女排开始在世界赛场上夺冠，极大鼓动了国人的热情。无数国人成为她的球迷，许家印也不例外。他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女排第一次取得世界冠军，看完转播，同学们几近疯狂，四处寻找发泄的对象。
有同学突然想起许家印的屋里有很多扫帚，于是一伙人冲了进去，抱着一堆扫帚、草席来到室外，点燃后当成火把，在校园内兴奋地挥舞着。
许家印一看这势头阻止不了，顺势兴起，也拿起一把扫帚当火把，加入了狂欢队伍。有人把自己的饭碗扔到楼下，从观看女排夺冠演变成集体狂欢。
“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成了那一代学子的集体记忆。
“烧扫把”这事儿，许家印每每回忆，都会大笑不已。细心的人从这事儿上，就能发现许家印的为人之圆通。同学们都在烧扫帚狂欢，倘若许家印前去阻拦，自然会在大家心中形成不合群的印象。但他融入其中，同学们会说：看，咱们的管理员也来了，多振奋啊。这样，许家印既能抒发心中的感情，又能与同学们和谐相处，一举两得。
从细小处见智慧，即使片刻的想法，也能显示出许家印非凡的智慧。恒大的掌门人每做一件事都并非心血来潮，其中包含了许家印考虑到的每一个细节。
与女排有关的不只有比赛，还有电视。自从女排精神鼓舞了全国人后，《排球女将》风靡了中国与日本。这是80年代初期的一部日本偶像连续剧，剧中的女主人公小鹿纯子奋力拼搏、纯洁青春的形象一度在中国家喻户晓。许家印很喜欢这部电视剧，他的排球情结就这样结下了。
多年后，一支名为“恒大女排”的新军，在2009年度叱咤于中国排球职业赛，以12战全胜的战绩提前冲入甲A，其主教练就是大名鼎鼎的“铁榔头”郎平，幕后老板则是许家印。
这支投资2000万成立的恒大女排，也为恒大地产做了一系列效果极佳的品牌广告。仅以签约郎平、吸引全国数百家媒体到场的那次发布会为例，曾有人预算，如果单以广告版面计，恒大地产要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至少要花费数亿元。
有人曾据此评论，性价比如此之高，可见许家印的营销策略之一斑。这当然没错，但他内心深处对“铁榔头”的私人情感和汪洋肆意的青春回忆，恐怕就很少有人知道。
有趣的是，在大学里，虽然有改革开放春潮涌起的冲击，但许家印身上的商业意识几乎没有。老师倪国巨回忆时怎么也没从当时的许家印身上看到某种商业天赋，他对自己的这个学生有16个字的评价：“勤于学习，善于思考，长于宏观，精于细节。”
倪国巨说：“教学几十年，在我家吃过饭的学生没有超过10个人，许家印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我很关注这个学生，但并未发现他身上有商业天赋。”
现在的武汉科技大学，许家印作为兼职教授，带着几位研究生。校内设立了“许家印助学金”。他知道这个看似点缀的助学金，其实对一个困难家庭的学生帮助极大，甚至可能改变一个年轻人的命运。至少他自己曾经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助学金，要读完大学就困难得多。
对于这个给自己成长带来巨大影响的学校，许家印心怀感恩。
有件趣事值得一提。2003年，母校武汉科技大学45周年校庆，学校想邀请许家印回来，当然也包含了让他“表示一下”的意思。倪国巨身为许家印的导师，自然是不二人选。临时受命，又不好拂逆校方的意思，只好硬着头皮给许家印打了个电话，委婉地表达了校方的想法。打完电话的倪国巨心里扑通作响，生怕许家印和自己抬杠，把老脸丢了。“几十万啊，想想都不得了。”没想到接到电话的许家印直接说：“我拿100万吧。”整个沟通过程简单直接，几分钟就决定了。倪国巨长舒一口气，心想，自己还真没看错这孩子。
大学毕业的许家印，脑中储备多了，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懂而一贫如洗的少年。那么他将如何走自己的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