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把婚礼看得很隆重，很神圣。婚礼通常在人多的广场上进行，譬如在红场，在彼得堡夏宫的草坪上，新娘披着洁白的婚纱，新郎穿着黑颜色的西服，一尘不染。我们通常理解的隆重是热闹，可是俄罗斯人的隆重是安静。远远地，新娘新郎在人群的簇拥下走了过来，静静地，听不到一点喧闹，大家停下来，站在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准备拍照留念。人很多，新人和亲朋好友不急不慢等行人散开，然后取景，然后闪光灯噼里啪啦闪亮，从开始到结束，一切都显得非常平静从容。俄罗斯人的婚礼宁静庄重，让我联想起电影上见到的西方人的葬礼，共同点都是突出一种无声效果。不像我们中国人，最怕别人当自己是哑巴，逮着了机会，不管高兴还是悲哀，一定喊上几嗓子，把声音弄得很响，很过分。
我们曾有幸和一对新人合影留念，翻译表达了这种愿望，他们很高兴，对我们频频点头示意。人逢喜事精神爽，喜庆气氛最能打动别人，很多不相干的路人，见到我们站在一起准备合影，纷纷拿出照相机。这些画面都是无声的，在这时候，如果大声说话，便是一种极大的无礼。入境随俗，我们受其影响和感染，要说话都是耳语，就是向新人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表示祝贺和谢意，也是压低了喉咙。
红颜
俄罗斯的姑娘几乎都是美女。把女人比喻成鲜花，最平庸最偷懒，但是一时真想不到更好的形容。俄罗斯的姑娘像春天里的鲜花一样盛开，在这个国度里，选美显然失去意义。
钱锺书先生在《围城》中说到俄罗斯女人，说她们要么非常漂亮，要么特别难看，这评价眼见为实，还真是那么回事。无论美和丑，俄罗斯女人身上都显得淋漓尽致，美也极端，丑也极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许食物的缘故，在俄罗斯街头行走，常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叹，俄罗斯女人年轻时倾国倾城，上了些岁数，一个个就成了水桶。年轻的俄罗斯姑娘即使身上肉多了，也只是丰腴，可是年龄大了以后，一肥就走形，跟吹过气似的，你甚至会觉得那些俄罗斯胖大婶是在横着走路。
俄罗斯姑娘是一团火，燃料就是她们的青春，生命之火炽烈地燃烧。危机感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中国有句俗话，红颜薄命，或许太美丽的缘故，俄罗斯姑娘的美丽，让你会产生一种稍纵即逝的感觉。青春是美丽的，美丽却又是短暂的。我忍不住要拿中国女人和俄罗斯女人相比较，她们身上的不同，实在太明显。同样是一把火，中国女人的火力要小得多，换句话说，中国女人虽然不像俄罗斯女人年轻时那么光彩夺目，抗衰老的水平要高出许多。
俄罗斯的中老年妇女的境遇，看上去多少有些不幸。和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一样，俄罗斯女人不仅美丽，而且吃苦耐劳，非常贤惠。俄罗斯的中国男人，一提到俄罗斯男人，难免流露出羡慕之色。俄罗斯男人是天生的大丈夫，在家里除了看报看电视，不做任何家务事。妻子开始变胖，不像过去那样美丽，他们便溜出去追逐更年轻漂亮的女人。这一点正好与中国妇女的先苦后甜相反，我们习惯于好日子在后头这种思路，多年媳妇熬成婆，很多农村妇女终于随着丈夫进了城，丈夫离休退休，她们闲着没别的事，不是打麻将，就是寻小保姆的错。年轻时，留在农村守活寡，没风光过，年纪大了，这世界便是她们的。
翻译说起俄罗斯女人，说她们其实很苦。苦当然指的是结局，有些感叹，也有些心酸。流行歌词中有一句话：“我拿青春赌明天，你拿真情换此生。”青春是一把火，火很快烧完了。能潇洒走一回多好，然而人生不是三步两步，就可以走完。这问题细想下去，有些煞风景。
跳蚤市场
莫斯科的跳蚤市场只在周日才开放。中国人出门，总希望买便宜货，听到跳蚤市场就眼睛发亮。
跳蚤市场很乱，很像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沿海地区，一个小摊接着一个小摊，用卢布或美元成交。美元作为国际流通货币，在跳蚤市场得到充分体现，所有的摊主都知道美元的发音，不会俄语没有丝毫影响，具体的阿拉伯数字，可以在摊主的手掌计算机上按出，至于如何还价，就看各人的本事。俄罗斯人很实在，要价不会太离谱，倒是你砍价太过分，他们会作出抹脖子的样子，表示如果这个价格，他只好去死了。
在跳蚤市场偶然会碰到能讲几句中文的俄罗斯小伙子，这些人大都在东北边境上做过生意，受中国同行影响，老毛子身上的憨厚实在，顿时减了不少。态度固然不错，滑头也就在所难免。俄国小贩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应该拜中国的小贩为师傅，我留意了一下跳蚤市场，人虽然多，场面虽然热闹，真正的成交量小得很，无论买方和卖方，到这来的目的，更好像是为了玩。
我们住的地方离跳蚤市场很近，因为近，就去了两趟。两趟的共同印象，是俄罗斯小贩身上颇有诗意。这显然不是一个善于做生意的民族，其实和顾客打交道，非要有中国小贩的面善心狠手辣才行。要价不妨高，折扣也可以高，人到跳蚤市场上来干什么，不就是想买便宜货吗。折扣是个巧妙的陷阱，做生意不设置陷阱，发不了财。大多数俄罗斯小贩，没什么商量余地，一个个很和气，但是也更傲气，对于他们来说，能否做成生意，不太重要。跳蚤市场上品种的贫乏，同样说明俄罗斯人经商方面，缺乏想象力。巨大的露天市场，转来转去，始终那么几样东西，骄阳似火，小贩在酷日的照射下，显得无精打采，完全是落魄者的形象。
让俄罗斯人做生意，真是委屈了他们。俄罗斯人似乎注定成不了商业时代的英雄。汽车在路上奔驰，我注意到很长的一段公路，每隔五十米，就有一个西瓜摊，不多的几个大西瓜放在那里，摊主坐在一边发呆，等待过路的司机停车买瓜。这种守株待兔似的做买卖，一天能卖出去几个瓜，显然很可疑。俄罗斯的国产车看上去非常粗糙，速度却很快，我们曾经好几次从这条路上经过，看着车窗外的西瓜摊，一个一个空空荡荡，接连闪过，不由得为小贩着急。皇帝不急太监急，生意做成这样，也太惨了一点。
列宁墓和名人公墓
到莫斯科肯定会去红场。你可以想象那些电影镜头上的阅兵仪式，大雪纷飞，斯大林站在寒风里，检阅胜利之师。你也可以想象病歪歪的勃列日涅夫，注射了强心针，在斯大林曾经站过的地方，瑟瑟发抖。事实上，红场不像想象中那么大，气派远不如天安门广场。现在红场的路口，已被一座教堂似的建筑物拦断，曾经熟悉的那些阅兵仪式再也见不到了。
红场有列宁墓，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既到了红场，就会排队参观。列宁墓也不大，和中山陵相比，和北京的纪念堂相比，它都有些逊色。起码外观上是这样，因为我从来没进过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纪念堂内部。
在俄罗斯可以见到许多青铜雕像。这是一个喜爱雕塑的民族，一个人只要值得纪念，就能在墓地上找到他的铜像。俄罗斯人把死看得很庄重，自从列宁的遗体被安放在红场，能陪葬在这儿，便是最高的评价。参观了水晶棺，看过了灯光照射下的列宁遗容，从大厅的后门走出去，迎面是成片的墓地，由于不懂俄文，只知道几个最熟悉的名字。譬如作家高尔基，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这待遇很了不得。我们都知道，在苏俄时期，许多优秀的作家被流放，甚至被枪毙，高尔基的脾气并不好，据说屡屡不听斯大林的话，结果仍然可以在红场占一席之地，说明斯大林还有些气量。
各民族对死亡的态度不尽相同。中国人习惯百年以后，和家属葬在一起，最牛B的是孔子，他老人家身边不仅有儿子孔鲤，还有规模庞大的孔林。我们的烈士陵园无疑是向外国人学的。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名人公墓，很容易遇到来参观的中国人。晋谒名人公墓是旅游活动中的重要项目。换句话说，名人公墓是非常重要的旅游资源。到了这儿，会发现俄国历史上的名人汇聚一堂，死亡的恐惧已经不复存在，那些熟悉的文化名人，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一个个都静静地睡在棺材里，等待着别人的拜访。太多的文化名人让你目不暇接，真恨不得捧一本花名册在手上才好。
托尔斯泰庄园
去托尔斯泰庄园不是太方便。有些中国文化人在莫斯科待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机会去托尔斯泰庄园。我们花二百美元租了一辆面包车，天气很热，俄罗斯的汽车只考虑防寒，玻璃厚而且密封，真把人热得够戗。距离二百多公里，一路暴晒，想到是去晋谒托尔斯泰，受些罪也值得。
我这个年龄的人，一听到庄园，小时候受过的阶级教育，就会作怪。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庄园主似乎都不应该是个东西，譬如四川的刘文彩，记得当年看“收租院”群像雕塑，对剥削阶级咬牙切齿。托尔斯泰庄园据说有三百多平方公里，看着成片的白桦林，看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林间小路，看着岸边长满绿色植物的碧清水潭，看着保存完好的马厩，看着照片上托尔斯泰曾经使用过的农具，看着他曾经伏案工作过的书桌，联想到他的作品，我的思绪一下子变得很乱，很惘然。
为什么提到托尔斯泰便会肃然起敬？首先因为他创造的文学形象，感染了我们，教育了几代人。托尔斯泰不仅是俄罗斯人的骄傲，也是整个人类的骄傲。多想想托尔斯泰，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作家这个行当。诺贝尔文学奖没有颁给托尔斯泰，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托尔斯泰的伟大毋庸置疑，他老人家本来可以免费为诺贝尔文学奖做广告，起码有十次这样的机会，但是评奖委员会始终走了眼，结果后来没有得奖的优秀作家，一想到托尔斯泰再也不会生气。
托尔斯泰的意义，还在于他把写作当做一种个人的修行活动。众所周知，托尔斯泰年轻时是一个浪荡子，与《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他用自己的行为证明，写作既是为了拯救人类，为了教育人民，也是为了拯救自己，教育本人。说托尔斯泰作品对世界发展没有影响不对，夸大这种影响也不对。文学只对那些接触作品的读者才有意义。
在这远离了莫斯科，差不多是无边无际的私人庄园，在这墙砌得异常厚实笨重，到处留着宽大烟道的故居，托尔斯泰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作品。他想通过作品使世界得到完善，而事实上，只是完善了自己。过去的八十多年，人类并没有因为有了托尔斯泰，就避免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杀戮。时至今日，愚昧，落后，贪婪，不平等，所有这些在托尔斯泰看来不应该的东西，依然存在，依然生机勃勃。托尔斯泰只不过是以作家的方式，喊出了“不”的声音，这声音是人类不屈精神的一部分。
世界文学研究所
莫斯科的世界文学研究所，非常名不副实。作为作家代表团，这样的地方值得来一下，来了以后才知道，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研究世界文学。其实准确的名称，应该叫高尔基纪念馆。这里的一切都和革命文豪高尔基有关，包括故居，事迹陈列，以及大量的手稿原件。
世界文学研究所的命名，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自说自话。毫无疑问，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文学对世界文学的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专家，不会忘了“红色的三十年代”这个词。资本主义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遇到大危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全世界的进步作家，思想上都左倾，譬如在中国有左联，又譬如一些法国作家，后来干脆参加了共产党，像海明威和福克纳这样的美国作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红色三十年代主流文学的一部分。
今天的世界文学研究所显得很尴尬。工作人员向我们报怨经费问题，在厕所里，我注意到这么一个细节，印得花里胡哨的过期彩色报纸，被裁成小碎纸片，放在小盒子里当作共用的手纸。一切看上去都那么拮据、寒酸，昔日的辉煌一去不返，世界文学中心的理想也差不多破灭。过去，国家拨给研究所很多经费，财大气粗，而研究项目的重点，显然只放在苏联文学对世界的影响上，今天，这样的课题连俄罗斯人自己都不太感兴趣。时过境迁，如今解说员总是忘不了提醒参观者，强调当年高尔基和斯大林之间如何不和，而这种提醒，只要是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能感到是一种对斯大林的落井投石。
谁都明白高尔基的地位和斯大林分不开。世界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力图把高尔基重新塑造成一个持不同政见者。高尔基是研究所的金字招牌，他的地位不保，研究所的前景就不容乐观。研究人员在高尔基的私人信件中，探矿似地搜寻对斯大林不满的蛛丝马迹，一个全新的反斯大林的高尔基，正在被热情地推荐出来。这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因为苏联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作家的待遇能与高尔基相比，以他名字命名的高尔基城，是仅次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第三大城市。高尔基生前声名隆重，死后举行国葬，遗体就埋在红场。
苏联时代，许多有思想的作家被流放，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历史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但是历史不可能被改变，这一点千真万确。世界文学研究所面临的尴尬，恐怕也是许多俄罗斯人回避不了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