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东南形胜，杭州为最。作为南方重镇，杭州位于浙江省的北部，背靠西湖，西临钱塘江。在我国六大古都中，杭州以风景优美而着称于世。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在吴、越旧地设置了会稽郡（治所在吴县，今苏州）。到了隋朝初期，隋文帝废郡存州县，开皇九年（589年）钱唐由郡改州，治所也移至余杭县，因此改名杭州。隋炀帝即位后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网，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东南交通的枢纽，其地位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谓“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大运河为日后杭州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朝时期，为解决杭州“水泉咸苦”的问题，在杭州城内开凿六眼水井。“六井”的修建，为杭州城市的发展创造了优良的水源条件，从此杭州经济日渐繁荣，人口也迅速增加。
五代十国时，杭州成为钱建立的吴越国的都城，名为“西府”，亦称“西都”。自吴越在此建都后，杭州一跃成为地占两浙十三州、一郡的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杭州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北宋统一中原后，杭州为两浙路治所，被称为“东南第一州”。北宋时期，对西湖曾进行过多次疏浚，特别是哲宗元年间，苏轼担任杭州知州时，对西湖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疏浚工程，建筑“苏堤”，还疏浚了运河，保证了漕运畅通。
经历“靖康之难”后的赵宋王朝并没有断绝国脉，宋高宗赵构在杭州延续赵宋王朝的香火。宋高宗于1127年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建炎三年升杭州为临安府，作为自己的行在（皇帝的临时居所）。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临安为南宋政权的帝都。从绍兴二十八年开始，南宋政府在吴越国都的基础上扩建宫城及其东南外城。在南宋的暖风霪雨中，临安走向了辉煌的巅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临安的人口由二十余万人发展到五十万余人，成为当时全国的第一大城市。
临安城坐落在钱塘江和西湖之间的小平原上。在临安城的南面是凤凰山，西面就是西湖，北面、东面皆为平原。临安城是一个南北狭长的不规则长方形，周长九里。临安城共有城门十三座。在十三座城门中，艮山门、东青门、便门建有“瓮城”，其余各门均修有城楼。城外绕有宽达十丈的护城河（今东河）。河岸两旁种植杨柳，布满岗哨，禁止老百姓靠近。
临安城包裹着南宋帝都的宫城，宫城就是整个都城的核心部分，它是从原来吴越“子城”的基础上改建的。宫城内有“大殿三十座，室三十三，阁十三，斋四，楼七，台六，亭十九”。宫城四面各有一座城门，南门叫丽正门，北门叫和宁门，另外，还在“子城”的基础上增开东华门和西华门。其中丽正门是宫城的正门，正门共有三重，每重大门都装饰华丽，“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覆以铜瓦，镂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尽显皇家气派。
临安的外城，又叫“罗城”。它在保持了原来吴越西府城的规模的基础上在东南部略有扩展，西北部稍有紧缩。所有这些构成了北到武林门，东南靠钱塘江，西濒西湖的南宋都城临安。
临安城不仅外面有水，里面的水系可以用四通八达来形容。城内河道共有四条，其中以盐桥河作为主要运输河道，并与大运河相连，沿河两岸遍布闹市。
临安的内城形成了传统的南宫北市格局。临安从朝天门向北，是一条用石板铺成的“御街”，“御街”全长约四千五百米，是临安城的主干道。御街南段为衙署区，为适应当时频繁的对外交往，朝廷在临安专门设置了四方省馆和市舶务等机构，负责对外接待工作。中段为“综合商业区”，遍布全城的商业店铺、手工业作坊占去了内城的大部分面积，所谓“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当时，吴自牧在《梦梁录》中描写临安风貌时说：
“居民室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御街中段的棚桥是当时临安城最大的书市。
此外，在商业区中间，还密布着“瓦子”。所谓“瓦子”，就是指茶楼、酒店、演杂等休闲娱乐场所。临安城内最大的“瓦子”有五处，即今清河坊附近的南瓦、众安桥南的北瓦、羊坎头的大瓦（上瓦）、庆春街的蒲桥瓦（东瓦）和惠民街的中瓦，其中以北瓦最大。临城内还设有规模宏大的太学、府学、县学，另外还有众多的乡校、家舍馆等建筑物，每一里巷，至少有一二所。这使得这样一个商业繁华的都市更具文化底蕴。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南宋的帝都临安的繁华程度不亚于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汴梁城。
临安城中不仅有浓厚的商业气息和文化气息，而且还有许多园林点缀在城市中间。临安的城市布局将城市与优美的风景区相结合，使得整个帝都尽显浪漫的风雅情怀。但是自宋高宗赵构以后，南宋皇帝一直没有对临安城进行大规模的扩建，而是基本保持了原有州城的布局，因此临安较之以前的帝都就显得“风雅有余，气魄不足”了。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赵构即位之初，由于要面对金的威胁，同时也是要收买人心，因此重用李纲为左丞相。李纲上台之后，向高宗提出十项抗金措施，并执意要高宗法办朝中的奸党，等皇帝一看奸党的名单犯了难，除了自己和李纲，朝中上下所有机要部门的大员全都有问题，这要是全都按李纲说的办了，我这个皇帝不成了光杆司令了么？那我干脆就不要当这个皇帝了！于是找各种理由为这些人辩护，但是李纲，以辞去职位相威胁，死活要高宗皇帝法办几个大臣，高宗无奈只好从之，但心中对李纲十分的不满。
按照李纲的建议，高宗皇帝应该重返汴梁城，收拾旧河山，重振祖宗的基业。但是回都城汴梁正是宋高宗不愿意听到的话，他最恨别人以恢复为赵宋江山为名让他回汴梁。因为那里最接近“火线”，赵构看到自己的父兄被金军抓走的悲惨场景至今仍心有余悸，自己是侥幸没被掳走，听从李纲的建议就等于自投罗网！李纲再次触动了赵构敏感的神经。朝中那些反对李纲的投降派借机撺掇高宗赶李纲下台。
李纲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刚刚坐了七十七天宰相的李纲再次败于党争，被投降派排挤出朝，李纲所苦心经营的十项抗金措施也一概被废。后来赵构重用秦桧，诛杀韩世忠和岳飞父子，一心与金国议和，以纳贡称臣的条件换回了东南的半壁江山。赵构的主和政策一直延续到宋朝灭亡，虽然中间有宋孝宗的北伐抗金，但还是归于失败，被迫签订“隆兴和议”。由于双方的和议协定，再加上金朝内部也开始日益腐败，金军的南侵也受到国内政变的牵制、往往半途而废，因此南宋有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
就是在这个和平的时期，北方又崛起了一个新的力量——蒙古政权。
1204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1206年，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于漠北立国，国号“大蒙古”。蒙古势力的加入使得本来纷争动乱的年代变得更加充满变数。蒙古国建立后，不断向外扩张。1234年，元太宗窝阔台联合南宋以强大的攻势攻陷蔡州（今河南汝南县），金哀宗完颜守绪自缢而死，金国灭亡，灭掉金国以后的蒙古转而南进。到了蒙哥汗时期，蒙古已先后灭掉西辽、西夏、金、大理，并多次伐宋。南宋此时的皇帝是宋理宗赵昀。
赵昀，初名赵与莒，又名赵贵诚，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世孙，宋宁宗赵扩死后继位。赵昀是南宋时期有名的昏庸皇帝，南宋一朝，自理宗统治开始逐渐走向衰落，直至灭亡。赵昀虽然昏庸，但是根据《宋史》记载，赵昀在出生的时候也是一片奇异景象，“室中五采烂然，赤光属天，如日正中”，而赵昀本人身上更是“身隐隐如龙鳞”。其实史官们也清楚赵昀出生时根本没有那么玄，当然他们也没看见金光之类的东西，之所以这么写就是想证明皇帝是真龙转世，上天之子，神圣不可侵犯，现在看来都是蛊惑人心的把戏。
赵昀本来与皇位是非常遥远的，他就是一个无名的皇室宗亲，他能坐上这把龙椅最应该感谢的人是宰相史弥远。史弥远是宋宁宗时候的宰相，宁宗在位期间备受重用，位极人臣，朝政基本上是他说了算，是朝中的投降派。宁宗原来立赵询为太子，可是这个赵询没等登基就早亡了。无奈之下，宁宗又立赵为太子，这个赵也是皇室宗亲。赵喜欢古琴，史弥远就找来一名擅长弹奏古琴的美女进献给赵，赵非常高兴，就收下了。实际上，史弥远是让她暗地里监视太子的动静。史弥远的这招果然管用，太子对史弥远这些投降派深为痛恨，而且看不惯史弥远专权，常常对那个古琴美女说史弥远的坏话，并且说将来当了皇帝就要将史弥远发配出去。史弥远得到“古琴美女”的密告后既害怕又气愤，决定废黜太子，开始寻找听话的接班人。从此事可以看出史弥远的老谋深算，更可以看出赵的无知与骄傲，还没怎么样就开始翘尾巴，难怪他做不了皇帝。
朝廷还是史弥远在控制，宁宗驾崩后，史弥远派人找到杨皇后，说宁宗留有遗旨，废太子赵为济阳郡王，而把皇位留给了赵昀，“弥远称遗旨以皇子开府仪同三司，进封济阳郡王，命子昀嗣皇帝位”。谁都知道这种安排是不可能的，哪里有皇帝在临死的时候废太子的情况啊，况且没有人亲耳听到宁宗这样说，也没有见到圣旨，只是史弥远派人给杨皇后传的宁宗口谕。但是，朝中却没有人追究，大家都相安无事，杨皇后做了皇太后，赵昀做了皇帝，史弥远继续作他的宰相，可能最不开心的就是废太子赵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听之任之。
由于史弥远拥立新皇有功，理宗登基后，“拜太师，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魏国公”。史载史弥远在理宗时期，“又独相九年，擅权用事”。1233年，史弥远病死，理宗非常悲痛，而且理宗为了表示对史弥远的哀悼之情还“辍朝三日”，“追封（史弥远）卫王”。理宗还下令户部拨专款给史弥远家办丧事，并慰问其家属。办完丧事还派人到临安城外祭祀史弥远。
史弥远死后，理宗开始亲政。此时距离理宗即位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了，一个九年没有处理过政务的皇帝拿起笔来批阅奏疏自然不在状态。这种不好的感觉已经使理宗对政治不感兴趣，最后干脆把国家大事交给丁大全处理，自己跑到后宫，抱着他宠爱的阎贵妃到温柔乡里缠绵去了。这位丁大全是理宗时期的宰相，《宋史》将他归到奸臣列传，与后面要说到的贾似道同列为伍。
丁大全，南宋镇江（今属江苏）人，字子万。丁大全的长相可以说是“惊世骇俗”，史载丁大全长了一张蓝色的脸，“面蓝色”，这种颜色的脸令人一眼望去，总有不寒而栗的感觉。丁大全是典型的科班出身，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年），他中了进士，被调任萧山尉。上任之后，丁大全为了迅速升官，就极力讨好理宗皇帝身边的宦官，送红包、送东西，所谓“黄天不负苦心人”，不久之后，丁大全由萧山尉升职为大理司直、添差通判到饶州。入为太府寺簿，调尚书禁监所检阅江州分司，复兼枢密院编修官。拜右正言兼侍讲，旋即改为右司谏，拜殿中侍御史，这一大串官职足以令人眼花缭乱。此时的丁大全已经进入权力中枢。
这个“蓝脸人”上任之初就开始排挤宰相董槐。董槐是嘉定年间进士，宝三年（1255年），被任命右丞相兼枢密使，董槐上任后抓紧整顿纲纪、肃清吏治，这样一来必然要得罪人，更会引来无数妒忌和猜疑，而且重要的是董槐基本没有自己的班底，势单力薄。单兵作战必然会给丁大全等人以可乘之机。
一般来说，皇帝最怕自己手下有不臣之心，特别是暗弱的皇帝，他们的神经一般比较敏感。丁大全就是抓住了这点，上疏弹劾董槐功高震主，图谋不轨。奏章呈上去后，丁大全已经急不可待了，还没等圣旨下达就带兵围了董槐的家。在外面叫嚣，要董槐出来，董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听到外面乱哄哄地就出来看看吧，心想我是堂堂一国宰相，谁能把我怎么样呢？因此董槐并无任何思想准备。没想到一开门，兵丁一拥而上围住董槐，丁大全假传圣旨，命董槐随去大理寺受审。当然，他们也不能真去大理寺，丁大全只是想借此恐吓董槐，出出心中的恶气。一行人出了北关之后，就把董槐给放了。董槐回去之后，罢免他的圣旨已经传了下来，董槐被罢了官。“蓝脸人”
丁大全得逞了，从此更加飞扬跋扈。
宝六年（1256年），丁大全升任参知政事，同年四月，拜右丞相兼枢密使。丁大全任用袁作九江制置使，帮助自己“刮地皮”。袁这个人贪婪而且苛刻，因为上面催得紧，他就抓了一些渔湖土豪进行“逼税”。结果弄成官逼民反，土豪皆怒，背弃南宋，把所有的渔船都用来援助北来入侵的敌兵。这样一来，给南宋朝廷带来极大的威胁。消息传到临安，太学生陈宗等六人上书要求罢免丁大全。当时负责此事的翁应弼、吴衍都是丁大全的“死党”，这些人钳制太学，颠倒黑白，最后贬逐了陈宗等六人。丁大全一手遮天，朝廷上下，临安内外都是他的党羽耳目。
当时的帝都临安，内有宋理宗沉沦酒色，宠爱阎贵妃，不理朝政。外有丁大全结党营私，勾结马天骥蒙蔽上听，朝野上下乌烟瘴气。这股臭气不仅在临安蔓延，而且殃及到了百姓，就像吴潜在《许国公奏议》中说的那样：
“耕夫无一勺之食，织妇无一缕之丝，生民熬熬，海内汹汹。天下之势譬如漓胶腐纸粘破坏之器，而置之几案，稍触之，则应手堕地而碎耳。”
当时有爱国忠义之士在临安朝门上题写了“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八个字，意在警告理宗皇帝不要在这样糊涂下去了，朝廷纲纪必须整肃，临安的奸佞必须铲除。无奈当时朝廷上有许多官员都是丁大全的亲信党羽，有人看见了也不说。这些官员之间，官官相卫。像这样的情况，在丁大全看来无非是临安刁民的恶作剧，几个小民翻不起多大的浪，因此他对此毫不畏惧。
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开庆元年（1259年），是丁大全走霉运的一年。由于蒙古军队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边关十万火急的军报传到临安，却被丁大全留住，隐而不报，以致延误战事，蒙古元帅兀良哈得由云南进入交，从邕州攻打广西、湖南，临安形势岌岌可危。丁大全现在才知道，战事已经瞒不住了，于是上报理宗皇帝。宋理宗如梦初醒，大惊失色。朝廷大臣借机弹劾丁大全，指出其罪状，“绝言路、坏人才、竭民力、误边防”。理宗大怒，决心惩治丁大全。但是最终还是对“蓝脸人”从轻发落，本来应该砍头的罪过，结果只是罢免了丁大全的宰相。后来在朝官的一再要求下，丁大全被一贬再贬，后来在被移置新州（今广东新兴）的途中被押送将官推入水中溺水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