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东半面凡属亚洲界内，中国之外，自日本以及南洋各国各岛，暨印度皆无铁厂……中国创成此举，便可收回利权。
然而，张之洞对冶炼工业毫无经验。他尚未了解煤铁矿藏的分布，便贸然决定在广东建立钢铁厂，迁到湖北后，虽在不远的大冶找到了铁矿，却找不到足够适用的煤，只好高价购买北方开平煤矿的煤和外国进口的焦煤，后方用江西萍乡的煤。他委刘瑞芬向英国订购炼钢炉及配套设备，刘回报“须先化验铁砂、煤和焦炭，方能订购相应的炼炉和设备”，他不以为然，以“中国之大，何处无煤铁佳矿”，命“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结果买来的两座炼钢酸性转炉，不适合汉阳铁厂所用含磷较多的大冶铁砂，所制钢轨脆而易裂，延到1903年，转炉停产。又向日本借款三百万元，买回碱性配置的炼炉和设备，方炼出合格的钢。
张之洞办汉阳铁厂得海军衙门醇亲王奕的支持，获巨额拨款，共花官帑五百六十多万两银子。但成本高而销路不畅，不见效益。原计划出产铁轨供应卢汉铁路，李鸿章表示：“造路专任洋匠，彼以华厂试造，不若洋厂精熟可靠”，不买。
1895年，汉阳铁厂开工后一年，张之洞拟将“铁厂一切经费包与洋人”，派人向英、德、比各国大厂探询。湖南巡抚陈宝箴为此致电张之洞，称办铁厂本为少用外铁，现“忽与外人共之”，岂非与初衷“大不符合”？
张之洞只得放弃卖厂主意，于1896年“招商承办”，将汉阳铁厂连同大冶铁矿交盛宣怀接办，改“官办”为“官督商办”。盛宣怀名义上招募商股一百万两，实际挪用招商局、电报局（盛为两局总办）的款项并向外国银行借款以维持该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译员出身的李维格出任该厂总稽查。李维格于1904年3月受盛宣怀派遣，率英人彭脱、德人赖伦，携矿石、焦炭、生铁、钢材等样品，赴日本、美国、欧洲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炼铁新法考察，请英国化学家梭德化验所带样品，摸清了钢质量差的原因。回国后，李维格建议盛宣怀“购制新机，改造炉座，聘请外国新工程师”，改建和扩建汉阳铁厂。
1905年，盛宣怀委任李维格为汉阳铁厂总办，全面负责汉阳铁厂的改建和扩建工作。
李维格上任后，聘请德国汉堡工厂总工程师吕柏担任汉阳铁厂总工程师，又聘请了其他四名德国工程师。李维格决定新建一座250吨（四百七十七立方米）炼铁高炉；拆除原有两座贝塞麦酸性转炉和十吨小马丁炉，改建为四座30吨马丁炉；建一座150吨混铁炉，添置一座辊径为1016毫米的初轧机、一座辊径为760毫米的轧板机以及其他辅助设施。随即赴欧洲招标，从英、德、美等国数十家工厂中，于九家厂家中择优订购了新炉机。到1907年冬，完成了两座30吨马丁炉的建造工作。其余扩建工程也于其后三年中陆续完成。
于是，汉阳铁厂产量大为提高。1902年产铁15825吨，1908年增至66410吨，1910年增至119396吨；1903年钢停产，1907年恢复生产，1908年产钢22626吨，1910年增至50113吨。汉阳铁厂的质量也大为改观，销路日广，利润日高。欧美行家均称汉阳铁厂产品为精品。澳大利亚、香港、南洋、日本、美国西雅图的钢铁公司纷纷来订货。1910年销售给日本的生铁就达65362吨。国内各大铁路所需钢轨和零件、上海各铸造厂家更是唯汉阳铁厂钢铁是用。
1908年2月，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美国驻汉口领事查尔德称：
这企业是迄今日为止，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因为这个工厂是完善无疵的，而且规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马看花地参观一下，也要几个钟头。
观于斯厂，即知研究西学之华人，经营布置，才略不下西人也。
日本记者报道说：
登高下瞻，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如鳞甲。化铁炉之雄杰，碾轨床之森列，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20世纪中国之雄厂耶！
西方人士惊呼道：
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证诸领事之报告，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英、美当道，幸勿以幺幺视之。
呜呼！中国醒矣。
1914年2月，汉冶萍公司钢铁产品在意大利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获得最优等奖，李维格亦获奖状一张。
然而，汉冶萍公司除第一次世界大战间始见盈余外，外债沉重，常陷困境，终为日本势力侵入。抗日战争初期，汉阳铁厂大部冶炼设备西迁重庆，另立新厂（为重庆钢铁集团前身），所余被日军侵占，昔日“雄厂”仅余断壁残垣。
新中国成立后，汉阳铁厂发展为武钢。今日，中国钢铁产量雄居世界第一。
毛泽东于上世纪60年代初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亦即说，不能忘记汉冶萍公司。
花絮
张之洞智聘盛宣怀
张之洞莅鄂前，盛宣怀已经聘请外国矿师勘得大冶铁矿。所谓“汉厂创自张（之洞）氏，而冶矿系盛氏所赠”。
张之洞开办大冶铁矿及汉阳铁厂，用款浩繁，难以支持，打算借重盛宣怀的办事才能和与外国的关系，将铁厂交他接办，盛宣怀执意婉辞。
于是张之洞在总督署宴请盛宣怀，席中将事先拟好的两个奏折草稿交给盛宣怀，一件奏称“盛在任中营私舞弊，应严加惩办”，另一件奏称“盛颇有才具，堪以接办铁厂”。盛阅毕，只得道：“制台厚爱，敢不遵命。”
人物在线
（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无竞居士，晚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出身官宦家庭。
15岁中举，1863年中进士，名列探花。后出任山西巡抚，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刊印《救时要务》，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展览和操作表演。
张之洞受到启发，提出“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认为自救、自强，必须变法。
1889年，因倡办卢汉铁路，调署湖广总督。在鄂开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提倡尽地利，抵洋货，还创办了制砖、制革、造纸、印刷等工厂以及电报局、电话局等，成为与李鸿章比肩的又一位洋务派首领。
1894年中日宣战后，张之洞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军强渡鸭绿江，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7日，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
1895年得悉割台之说，致电清廷，力陈利害，极力反对，提出保台“权宜救急之法”：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英必肯保台。《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再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唯有乞援强国一策”。
1898年，张之洞作《劝学篇》，系统阐发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主张，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对清末政治及近代乃至现代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张之洞以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十倍精于其军事技术，欲自强，不能简单学习西方之“器”，重要的是学习西方之“政”。
所谓“西政”，不仅有史志、官制、学制、法律等，还包括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实用”
科目。
1901年，清廷颁布变法诏书，要求天下臣工就变法事宜各抒己见。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三次联衔上奏变法之折，即成为清末变法改革蓝本和行动纲领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清廷多为采用。
张之洞给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十八位大吏的公开电文中明确指出，欲救清朝于危亡，要以西法为榜样。“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而“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主张修改旧律，制定新法，改变不合时宜的传统法政制度。并与刘坤一、袁世凯联合举荐沈家本、伍廷芳出任修律大臣，主持法制改革。
张之洞重视教育事业。早在四川即办尊经书院，在广东、湖广办广雅书院、两湖书院、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还派遣留学生去日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调到中央又兼管学部。1903年，他提出：办学应首重师范，并拟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任用教习各章程，又拟各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等。
1906年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再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1908年11月，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终年七十三岁，谥文襄。
花絮
两副对联
孙中山出国留学归来，路过湖广总督府，想呼吁恳请张之洞开医院，为民造福，便递上名片，上写：“学者求见之洞兄。”门官呈上名片，称：“来人是一儒生。”张之洞在纸上写一上联：“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笔妄敢称兄弟”，命门官交给孙中山。孙中山看了微微一笑，写一下联，交门官回呈。张之洞一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忙出门迎接。
梁启超也和孙中山一样，投递名片求见张之洞，张之洞口占一联：
“天作棋盘星作子，谁人敢下？”梁启超脱口而出：“地为琵琶路为弦，哪个能弹？”张之洞优礼有加。
张之洞轶事
张之洞起居无常，每日下午2时入睡，晚10时起床视事。僚属有事，一般都在夜半请谒，有候至天明始获传见者。然话未说完，常闭目假寐，甚至鼾声大作，来人不好惊动，只得退出。后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其中一条即为“兴居不节，号令无时”。
张之洞喜食零食，案桌旁常设小几，放各种鲜果糕点十余盘，以备随时取食。喜蹲椅上据案而食，不喜垂足而坐。张之洞从兄张之万信牍中有：“香涛（张之洞）饮食起居，无往不谬。性又喜畜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头，每亲自饲之食。猫有时遗屎于书上，辄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秽。且向左右侍者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
张之洞喜赏玩古董字画，自命精于古物鉴别。一次在京以高价购得一古鼎，回鄂后大摆筵席，请僚属共同欣赏。先置鼎于案，插梅花一枝于鼎中，注水润花。不意鼎下竟有水流出，满堂惊愕。仔细检视，方知鼎非古铜，而是纸板仿制。
张之洞去世后，无遗产，家境不裕。其门人僚属早既知情，重送赙仪（家有丧事，送赙仪以示哀悼，旧时多送“重被”等），张家靠此钱治丧，所剩无几。
（1867-1929），字一琴（亦作峄琴），江苏吴县人，出生于上海。幼年因家境清贫，随父半工半读。后转入英租界格致书院学习。在校学习期间，耳濡目染西方文化，产生赴欧洲留学志愿，后在亲友的资助下赴英国求学。然因学费昂贵，未能完成学业，留居清朝驻英参赞李经方行邸，兼习法文。回国后，因谙熟英文，有出国经历，受到洋务派人士赏识，曾任江南制造局提调兼南洋公学教授。
1896年4月，受盛宣怀之聘，任汉阳铁厂总翻译。1897年3月在汉阳铁厂筹设学堂以造就钢铁专门科技人才。亲笔拟订了《拟设汉阳铁厂学堂章程》，对学堂的规模、功课、规章制度、开办经费等作了明确的规定。1899年辞去南洋公学提调职，赴汉阳铁厂。
此后，李维格的事业主要放在了经营铁厂以及后来的汉冶萍煤铁矿公司上。他解决了汉阳铁厂的钢质量问题，扭转了汉阳铁厂建厂以后年年亏损的局面；规划、组织了1904-1910年汉阳铁厂的改造和扩建工程，使汉阳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他还规划了大冶铁厂的建厂方案和厂址选择；创办了扬子机器制造厂和湖南常耒锰矿；兴办了汉阳铁厂第一座技术学堂。
1916年9月，李维格任大冶铁厂厂长。翌年６月，改任汉冶萍公司高级顾问。1919年因积劳成疾，谢归养疴于上海。1929年病逝，终年六十三岁。
李维格晚年关心教育事业，曾多次捐资南洋公学；1919年为交通大学上海专门学校捐建图书馆；1929年病逝前，将遗产三分之一捐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设立科学奖学金。苏州大学为纪念李维格，建造维格堂，该堂至今仍存于苏州大学校园内，成为历史的见证。
李维格热衷学术，尤擅译书，一生着述颇多。除报刊发表的大量译文外，还翻译着述了《政群源流考》、《日本商律》、《巴兰德论兵节略》等书籍。但因连年战乱，所存无几。现仅有《海外纪事后编》一书藏于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
（1844-1916），字杏荪、幼勖，号次沂、补楼。江苏武进龙溪人。曾任李鸿章幕府文案、东海关监督、铁路总公司督办、工部左侍郎、邮传大臣等。
盛宣怀的部分书信
盛宣怀出身官宦之家，居长。1866年中秀才。后乡试不利，于1870年入李鸿章幕府，深为李鸿章器赏，随侍左右，磨盾草檄，顷刻千言，同官皆敛手推服。
盛宣怀是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和实干家。受李鸿章委派，盛宣怀于1872年会办轮船招商局事宜，兼管运漕、揽载；1875年办开采湖北煤、铁矿务，仍兼理招商局事；1876年至上海与英人梅辉立谈判英人商擅筑吴淞铁路事，以二十八万余两白银买断并拆毁该铁路；1879年协助办理津沪陆线电报，竣工后出任总办；1882年针对英、法、德、美各国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于上海，拟添由上海至广东各港口及宁波、福州、厦门、汕头海线，至上海劝谕华商自设以争先，组织华商次第开办。1883年，盛宣怀署理津海关道，挪金州矿款以济闽、粤电线之急。部议办理含混，铺张失实，科以降级调用处分，后改降二级留任。1885年，因总理电线成绩卓着，以海关道记名简放。1887年赴上海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齐价合同；在被焚的上海织布局原址设立华盛总厂，劝告华商分设大纯、裕源、裕晋等纺织厂，为督办。1896年，盛宣怀接办湖北汉阳铁厂，并开办中国通商银行。当年，盛宣怀受光绪帝两次召见，谈论修筑铁路、练兵、理财、育儿等事。
轮船招商局
盛宣怀以办赈闻名。1871年，直隶水灾，盛宣怀奉父命至淮河南北劝募集资、购买米粮，由上海运往天津，首办赈务。后河北、山西、河南等省连年大旱，赤地千里。1877年，李鸿章奏派盛宣怀与李金镛办赈。1879年，盛宣怀署天津河间兵备道，综理赈务，集捐数十万发放；建广仁堂，收养孤儿；设戒烟局，戒除万人。1891年，因倡捐劝赈，赏头品顶戴。1905年，盛宣怀与上海绅董创设红十字会（后盛宣怀被清廷派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后加入瑞士总会，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
盛宣怀注重文化教育，1895年，在天津创办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即北洋大学堂。1898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附设译书院。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连续两次召见盛宣怀，命递《练兵说帖》。盛宣怀以康有为等欲尽变政教、法制，然不揣其本、不清其源，变法太锐，求治太急，朝局水火，萧墙干戈，忧未艾也，而仓卒南归。不久，变法告败。1899年秋，慈禧亦两次召见盛宣怀，盛宣怀奏递练兵、筹饷、商务等三十条，慈禧命暂留京，备随时商询要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