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三岁时被立为皇帝，年号“宣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由隆裕太后代行颁布《退位诏书》退位。据民国优待皇室条件，不废帝号，仍居宫禁。1917年7月1日，在紫禁城召见张勋，准其奏请，复辟帝制，但只十二天即随张勋失败而退位。1924年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决定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皇帝称号并将其驱逐出宫。
溥仪先搬进原醇王府，不久逃入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由日本便衣警察护送到天津日租界，继续进行复辟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潜往东北。次年3月，出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改称伪“满洲帝国”皇帝，改元“康德”。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溥仪被苏军俘获，关押五年。1950年8月被移交中国政府，先后在哈尔滨和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十年。1959年12月4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特赦令予以释放。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1967年在北京病逝。
相关链接
光绪受维新派影响，锐意变法，是戊戌变法的主帅。
光绪领导的变法维新涉及广大领域，触及各种政治势力的既得利益和传统的“祖制”，成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1898年春，后党私下活动串连，联络号召六部九卿文武百官共同上书请慈禧复出，再度垂帘，逼光绪退位。光绪忍无可忍，通过庆亲王奕匡向慈禧捎话：“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不料慈禧竟授权，命奕匡传话：“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
光绪立刻付诸行动，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了变更旧法、博采西学、发愤图强的决定。6月11日至9月21日短短的一百多天中。光绪接连发布了一百多道新政诏书，有时一日数令，倾泻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一天（9月12日）竟颁布了十一条维新谕旨。这些变法诏令受到维新派和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所谓“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
但一个无权的傀儡皇帝颁发雪片般的诏令，即想在短期内将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社会纳入近代化轨道，谈何容易？掌握中央和地方实权的大员，除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外，几乎没有人执行变法诏令，绝大多数起而反对。如对当时社会形势略微有所了解，都不会感到意外。但光绪不但大感意外，而且非常气愤。他像所有幼稚的年轻人一样，想当然地将他的对手简单化、绝对化，归结为是慈禧的“后党”捣乱。他不再考虑策略，色厉内荏、咄咄逼人地向后党开刀，集中表现为抛开现行体制另起炉灶，将礼部原六堂官全部罢黜，超擢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为四品军机章京，“凡有章奏，皆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并免去李鸿章、敬信在总理衙门行走等。
如此向慈禧发出挑衅，无疑是鼓励后党分子向他动手。
慈禧早有防备。光绪《明定国是诏》发布后第四天，慈禧即迫令光绪一天中连下三道上谕：第一，以“渐露揽权狂悖”的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第二，打破太后归政以后不再接见官员的成例，规定新授任的二品以上官员，均须具折后再到太后面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须一体向太后具折谢恩。第三，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统领精锐的北洋三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与光绪有声势无实效的措施相比，慈禧这几招，招招显露杀机。慈禧了解光绪个性深处的懦弱、不知所措和无抵抗主义，做了上述部署，便仍旧在颐和园里写字看戏、静观事态发展。不出慈禧所料，光绪“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他本抱着慈禧支持的侥幸心理。慈禧上述措施在他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他的天真和懦弱使他有预料却无防备，也无法防备。但他已无退路，只能硬着头皮顶下去，大力推行变法维新，造成某种既成事实，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9月14日，光绪第十一次赴颐和园，请示开勤懋殿办事，拟安插维新派康有为等为勤懋殿顾问。如此一来，军机处将被架空。有说当光绪向慈禧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太后不答，神色异常”，光绪感到变法出现危机。有说慈禧被激怒，痛责光绪坏祖宗之法，要把祖宗家业葬送康有为之手。光绪虽当时硬顶：“儿宁可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后人耻笑”，但面色苍白、大汗淋漓，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自七月以来京师便流传“换皇上”的谣言。光绪得知自己将在九月间陪慈禧到天津阅兵，担心后党于其时采取非常行动，于是9月15日带给维新派一道密诏，说他已感到皇位不保，要其迅速筹商一个既可以使旧法“渐变”，又不违背太后“圣意”的两全之策。维新派几经筹商，举荐握有重兵的袁世凯。此举引起后党惊惧，立即在京津调兵布防。维新派决定铤而走险，由谭嗣同游说袁世凯举兵勤王，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慷慨表示誓死效忠，但婉拒立即举兵。同日，御史杨崇伊（李鸿章亲家）递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并特别指出要防止维新党同东人（日本人）勾结乱政。慈禧恰恰担心维新派掌握武装、与外国势力联合。而光绪定于20日会见伊藤博文；袁世凯将于19日陛辞出京。慈禧不能不防，决定乘时政变。19日，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皇宫，径直进入光绪寝宫，将所有章奏归拢在一起，携之而去，还怒气冲冲地指着光绪说：“我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道：“我无此意。”慈禧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光绪病不能理事为辞，临朝训政。
从这晚起，光绪即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此后，虽还有些活动，但已处在慈禧及其爪牙的严密监视之下。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剥夺了光绪的全部权力，将戊戌变法淹没在血泊之中、变为短命的“百日维新”，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慈禧完全是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慈禧早年曾力排保守权贵的势力，支持洋务运动，也曾对光绪的变法愿望予以赞同。与其说她的思想接近保守派，不如说更接近洋务派。慈禧并不是变法不可逾越的障碍。
溥仪《我的前半生》指出：“戊戌变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清政府各个派系之间妥协的产物，是他们面对清王朝所处的实际困境而共同寻求的解救之道。”
早在变法活动酝酿之初，慈禧即曾对光绪道：
实行变法乃是我一贯的主张，早在同治初年就曾依曾国藩所奏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如能通过变法，使国家富强，你可放手为之，我绝不从中作难。但如日本那样，连衣服皇历都学洋人，“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
不过告诫光绪“毋操之过蹙而已”。阻碍变法的恭亲王奕病故后，康有为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请变法，并代御史杨深秀草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代侍读学士徐致靖草拟《请明定国是疏》，建议光绪明定国是立即变法。
1898年6月11日，慈禧面告光绪：
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
于是，光绪方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作为清王朝的国策，使维新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此时慈禧的态度不仅不反对，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同情和支持变法。
戊戌变法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是，这场政治变革过急过剧，超出了社会公众的承受能力，使社会秩序处于极端危急的状态中。戊戌政变发生的前几日，北京城谣言四起，有“将要尽撤六部九卿，督抚司道”；“将要尽除满人，剪除发辫”、“裁撤内监”等，加之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错误采取了孤立、排斥慈禧的政治策略，结果使以怀塔布、刚毅、叶德辉等为代表的本就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以慈禧、荣禄为代表的有限同意改革的既得利益派，以孙家鼐等为代表的本曾支持改革的温和派，均出于对激进的变法政策的不满而联合起来。最终导致了政变的发生。
两年后，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一系列的历史巨变，慈禧自己走上“变法”之路，推行“清末新政”近十年，其深度和广度，甚至超过了戊戌变法。毋庸讳言，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但新政既没有起到加强清朝统治的效果，也远不足以使社会各阶级、阶层感到国家已有了新的气象和起色。如果说当年光绪依靠康有为等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在社会上层中曾经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以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和沉重赔款负担为背景，相同内容的重演已经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效果了。
赔款、练兵、新政所需的巨额“筹款”，足以抵消任何新政带来的些许希望。
一位学者说：
在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面前，新政的任何措施事实上都走向了其目的的反面。
大变革的浪潮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作为异族势力的满清王朝企图竭尽全力左右这种变革，然而，反清的思潮、军队的涣散已在所难免。事实上，最后灭亡清朝的恰恰就是这些军队。政府在国外培训的留学生，国内训练的新军队，它所鼓励的从事国内经营的商人，各省组织的咨议局，所有这种种势力都或早或晚地掉转了矛头，直指清王朝。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两段文字，也可作为清末新政未能挽救清帝国的原因剖析：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地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再无人认为1780年的法国在衰落，相反，人们会说，此时此刻再无阻碍法国进步的限制了。
二十年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人们的想象力预先就沉浸在即将来临的闻所未闻的幸福中，使人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1909年11月9日，慈禧太后下葬地宫。隆重豪华的葬礼，让中外人等震惊不已，叹为观止。时任荷兰阿姆斯特丹《电讯报》驻华记者的HenriBorel记载道：
从城里出来的送葬道路大多是下坡路，道路两旁都是小土丘，因此从亭子那儿可以把送葬行列看得非常清楚。打头的是一队穿着现代军装的长矛轻骑兵，装束齐整，举止得体；接下来是由仆役们用手牵着，成一列纵队的小矮马；再后面就是一大群身穿猩红色绸缎衣服，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的仆役，大约有几百人，他们轮换着抬灵柩。
紧接着又是另一队长矛轻骑兵，在他们的长矛上飘扬着红色长条旗，后面跟着马枪骑兵。他们属于皇家禁卫军，身穿有红镶边的灰色军衣。后面又有一排排穿着红衣服的仆役，举着绿、红、紫、黄等各种颜色的旌旗和低垂的绸缎条幅。那些举着鲜艳旌旗的仆役行列没完没了，似乎他们把皇宫里的旌旗全都搬出来给已故太后送葬了。
再往后是一个奇异而庄重的场景，三匹排成一列纵队的白色小矮马分别拖着三个装置在四轮轻便马车上的轿子。在我身后有人解释说，这些是慈禧太后最喜欢的轿子，那些白马也是她的宠物。后面跟随的其他白马身上都有黄色绸缎饰物。这个由小矮马组成的队列行进时缓慢而又悲怆，此情此景令人为之动容。
接下来是来自戈壁滩的高大骆驼，满身绒毛，体格壮硕，就像是远古时期的怪物。它们成二列纵队，行走在道路的两旁。它们背负着用黄绸包裹的搭帐篷必需品，因为这个送葬行列在到达清东陵之前要走整整五天的路程。这一队行列是多么具有东方色彩！首先是披着黄绸、色彩鲜艳的轿子，然后是白色小矮马，而现在则是高大而威严的骆驼。这情景离我们的时代是多么的遥远。
一时间，送葬行列中出现了一个空隙。接着又有一群穿着红色衣服的仆役，杂乱无章地在我们面前经过。路中央有一个模样怪异的家伙，嘴里正在嚼着一大块面包。在一些穿黑衣服的官员走过去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空隙，之后还是杂乱无章的仆役队伍。接着突然出现了两顶用金黄色绸缎装饰，并由轿夫抬着的轿子，还有一些相当欧化的现代葬礼花圈，然后又是一个空隙。
刚才被经过的马匹和骆驼粪便弄脏了的路面现在又由仆役们打扫干净了。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前面的只是一种开路的仪仗队，因为后面的队伍一时还看不见。
但是在远处土丘之间的下坡路上很快就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旗帜。猎猎红旗映衬着天空，一排排的骑兵向我们走来；更多的黄色轿子自上而下地过来，在这些轿子的后面，闪烁着一团耀眼的金黄色火焰，体积大得吓人，而且离地面很高。慈禧太后的灵柩非常缓慢地向前挪动着，方形的灵柩上顶着一个偌大的金球，而且是用一块边幅很宽的织锦罩起来了。它被一百多个轿夫用长长的竹杠抬着，高高地耸立在他们的头顶上，以威严而庄重的方式向前移动。早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太阳就已经升起，使得那个灵柩上的黄色绸缎就像是天上的一道燃烧着火焰的金色河流。
我平生首次意识到这种黄色是代表皇帝的颜色。那金色的灵柩前面有数百面黄色的旌旗作为先导，那些旗帜被人们用红色和金色的旗杆高高地举在空中。
接着来了一大群身穿飘逸的长袍和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的仆役。他们的后面是一批身穿紫红色长袍，上面有象征长命百岁，用金线刺绣的“寿”字。这些人也手持黄旗。到处都是一片黄色的海洋，有无数方形或圆形，上面绣满了龙凤的黄、绿、红、蓝等各色旌旗。在其他浩瀚如云的轿子、小矮马、旌旗和丧旗的后面还跟着一大批身穿深黄色袈裟的喇嘛和尚，他们分别来自西藏和蒙古。
最后一大批清朝的高官走上前来。他们身上只穿着黑色的丧服。他们的官帽上摘掉了表示官衔的饰物，即红珊瑚和蓝宝石顶子，以及孔雀羽毛。他们是大清王国最高层的官员，其中包括了亲王、御史和大臣。
所有的人都带着哀悼的神情从我们面前经过，衣着质朴，就像老百姓那样，身边都未带随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