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人是美国国内教育界名流，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他于1906年初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呈递了着名的《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鼓动政府应将退还之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并规划了实施办法。他断言：
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自然，中国的革命将不会像日本那样快速，如果不是其他原因的话，这是因为这个国家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然而，不能认为这场已启动的革命会再次遭受长时期的挫折和反动。世界上每一个大国都将或多或少地与这场巨变产生密切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每一个国家都得决定这些关系将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和睦友善的关系，还是残忍的暴力和武力威胁的关系，美国应当毫不迟疑地作出自己的选择。
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以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使这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第二个人是美国公理会牧师明恩溥。明恩溥游说政府及政界人士，并于1906年3月6日到白宫进谒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总统将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中国的学校。他认为，退还庚款的实际目的是要“避免将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称：
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
第三个人是美国驻华全权谈判代表和后来的驻华公使柔克义。柔克义是最早向中国方面提出庚款用于教育的美国官方人士。如前所述，1905年4月，柔克义向梁诚透露美国行将退款时曾明确提出以用于办学为条件。而会见梁诚一个多月之前，柔克义即以个人身份写信给一位参议员，称：
我不能设想，还有比向他们提供我们的教育设施更为有益的事——不仅对他们来说，而且最终对我们来说。从与许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官员的长期接触中，我完全有信心地说，这些人对他们国家和人民所产生的影响绝对是符合我们利益的。
柔克义在后来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也反复建议尽快落实退还部分庚款用于中国教育，指出清廷已认可用于教育，并很可能会要求美国参与这一教育基金的管理。后与清廷谈判庚款归还问题时，更明确申明只有中方将退款用于兴学，才能有助于美国总统早日做出退款决定。当时清廷鉴于“目前中国待办要政极多，正虑无款可筹”，并不赞成将退款全部用于兴学。认为“办理学务，似无须如此巨款”，主张先用于兴办路矿，以其所获之余再用于兴学，如此“庶可本末兼权，款归实济”。柔克义则坚持退款兴学，并称清廷如不同意，他即“担心总统将不会放弃庚子赔款的权利”，胁迫清廷同意将退款完全用于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之后，才与外务部正式互换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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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0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一百人。
如第四年派足四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赴美，直到退款用花絮
协和医院现宝
美国用“庚子赔款”的一小部分建造协和医院，以示对中国人的“仁慈和恩惠”。协和医院原址本是明朝皇亲国戚的宅邸，后为清廷一帅府。不料美国人用先进的施工设备破土动工时，意外地从地下几米处发现了大批金银财宝，其价值足以盖好几个协和医院！
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须“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其中，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并责成清廷外务部在北京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
1909年6月，清廷专设“游美学务处”（清华大学雏形），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六百三十名考生中，录取了四十七人，于10月赴美。1910年派出七十人，同时录取一百四十三人为备取生，入清华学堂肄业馆短期训练，随时送往美国。1911年建立清华留美预备校，人称“赔款学校”（IndemnityCollege），其教育宗旨为“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到1929年，共计派遣留美学生一千二百七十九人。
20世纪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同时，美国在中国建立了十二所教会大学，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建国后并入北京大学）。
1912年，北洋政府外交部撤销游美学务处，将其职权划归清华学堂。
同年5月1日，清华学堂重新开学，11月改为清华学校。1917年8月，北洋政府秉承美国公使的旨意成立，由外交部总长、次长和美国公使三人组成的“清华学校基本金委员会”，下设清华学校董事会，派外交部官员十人为董事，以控制清华庚款。学校临时开支每次在两百元以上者，都要得到董事会批准。每年美国退还庚款，减去实际开支，剩余部分存为清华庚款基金。
1928年7月，国民党政府将清华庚款基金全部移交给中美双方组织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经管，由教育部同该会签订《保管清华大学基金办法》，主要内容有：
1.清华拥有基金的所有权；2.教育部拥有基金的支配权（审查清华每年的预决算等）；3.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拥有基金的保管权，是清华庚款基金的永久保管者；4.清华大学基金本金，永远不得动用；基金利息到退款终了一年以后，才能用作学校经费。
1942年1月，中国还清了美国庚款。按章程规定，从此基金利息可拨给清华使用，但因战争，美国银行存款冻结，不能兑现，庚款利息均自动滚入基金。直到1947年１月，清华大学才真正领用到基金利息，每年约14-15万美金，共可领用1942-1947年五年的七十五万美金。除留美经费已支用二十五万美金以外，还可动用五十万美金，清华以之还清了各大银行的贷款。
到新中国成立前，清华庚款基金积为432.3万美元，利息全年净收十五万美元。1948年12月，校务会成员经美国到台湾。梅贻琦用庚款利息在台湾新竹又办了一所清华大学。
庚款本金，据说当年存在上海的美国花旗银行，战时转到了美国本土。
按章程规定，清华庚款基金永不动用。因此可以断定，此款尚在。
继美国于1908年退还庚子赔款部分余额后，1917年11月30日，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葡萄牙、俄国等协约国，为使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协助协约国的战争，联合照会北洋政府外交部，同意庚子赔款自1917年12月1日起至1922年12月1日止停止交付，并免加算利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奥两国战败，中国趁势对德、奥停止支付赔款。
后法国退还庚款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
按协定自1924年l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充作四项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英国议会于1926年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明确规定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中方由胡适担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顾问，负责退款事宜。
日本退款中国无一团体申请到补助，只用于留日学生的补助、日本在华学术研究及中日文化交流。1936年以后用于侵华战争。比利时于1925年订立“中比协定”退还庚款；意大利于1933年订立“中意协定”，退还庚款；荷兰于1926年将庚款全部退还中国，但指定用于水利事业65%、文化事业35%。
思考历史
对1908年美国的庚款兴学，主要有两类观点。
一、从美国退款的动机出发，进行道德评价。认为美国庚款兴学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增进中美之间的贸易与培植美式教育的领袖人才”，并非完全为了正义与公道；退还庚款以中国的清偿为前提，出于美国的“傲态”和对中国的“怜悯”，“与纠正国际政治中强权即公理的邪恶行为毫无干涉”。尽管客观上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美国统治阶级始料所未及的”，因而“不应该算做美国退款兴学的功劳”。庚款兴学是美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应予否定。
二、对美国庚款兴学作道德评价有失偏颇，应重新评价。理由如下：
1.一国的外交行动是否侵略，应依据它是否损害了另一国的主权和利益。庚款兴学没有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反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2.美国对退款用途提出附带条件——指定用于兴学，保证不被用于有损美国之事，与直接干涉中国主权和内政不同。且据清廷《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和《游美学务处暂行章程》，庚款兴学的管理权主要仍掌握在清廷手中，与民国后庚款兴学管理权受制于美国有所区别。
3.美国退还部分庚款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八国联军侵华并勒索高额赔款的一种自我否定。
4．美国退款动机既从美国利益出发，亦考虑中国利益，对中美两国都有益。
因而，如果持历史主义态度，从一般的国际关系和中国国家利益角度看待问题，1908年美国的庚款兴学，应该说是近代中美关系史上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
花絮
苏联政府宣布放弃中国对俄庚子赔款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于1920年正式宣布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均为无效；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非法特权，包括放弃中国对俄庚子赔款的余额。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中国对俄庚子赔款的余额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于俄国在庚子赔款获得最多的近30％，所以，苏联彻底放弃的庚子赔款余额，远多于美国退还中国、“实为浮数”的部分庚子赔款数额。然人们都知有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却不知有苏联放弃庚子赔款。
本期两大社会要闻之一
自上而下禁烟
——清廷设置办理禁烟大臣
禁烟大臣设立禁烟公所查验文武官员，用的方法称“熬瘾”——进所待一段时间，有瘾者必显丑态：呵欠连天，鼻涕、眼泪直流，浑身大汗淋漓。
因规定被调验人员到禁烟公所后，须遵守以下规则：1.不得携带家人仆役，由所方派人伺应；2.在检察员监视下严格执行所方规定的食宿时间；3.不得携带各种戒烟药品及吗啡药酒等物……要闻报道
1908年4月7日，清廷以恭亲王溥伟，协办大学士鹿传霖，协理资政院事务景星、丁振铎充任办理禁烟大臣，专司查禁官员吸食鸦片。上谕有：
近闻臣工内平日沾染嗜好者仍不乏人，或陈明戒断，其实未尽祛除；或瘾已沉痼，表面巧为掩饰；甚或明目张胆，吸食如故。若不专派重臣认真查禁，恐禁烟之令难望依限实行，着派恭亲王溥伟，协办大学士鹿传霖，协办资政院事务景星、丁振铎充办理禁烟大臣。
上谕具体命禁烟大臣精选中外良医，立即设立戒烟所。在京各衙门属员，除有确知其素染嗜好者，由该管堂官照章参办外，其情形可疑之员，均咨送该所切实查验。如访闻各衙门司员有断烟未净者，即向该管衙门调往查验，若系堂官大员，准由该大臣奏请发交查验。监司以上大员，如经访问明确，亦准指名奏请调验。凡经查验人员，其确无嗜好或实已断净者，由戒烟所出具凭结，准其照旧供职。倘验明仍有嗜好，即据实照章奏参。京外各衙门属僚，责成该管长官严密设法查禁，如禁烟大臣发现其查验有误，烟疾未除，则将该管长官按瞻徇失察交部议处。限三个月之内妥定章程，修建局所，奏明开办。严令禁烟大臣务须破除情面，不避嫌怨，实力奉行。
要闻内幕
鸦片战争后到清末禁烟时，鸦片在中国弛禁已半个世纪。在当时，鸦片种植十分普遍。据统计，种植一亩小麦的利润约为六千文，种植一亩罂粟的利润为一万一千文，故人们对种植罂粟趋之若鹜。1906年，全国共播种罂粟近一千八百万亩，产量约五千八百万斤。时全国总耕地为一百二十五亿亩，罂粟种植面积占了1.5%，其中西南云、贵、川罂粟种植面积占全部可耕地面积的8.69%。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因之减少，有些地区甚至为此引发了粮荒。
鸦片吸食更为普遍。自种自吸，导致吸食者空前增加。鸦片烟膏在全国城市乡村都有销售。鸦片馆税捐成为国家主要的税收来源之一，有卫生局公示如下：
因鸦片烟流毒中国，烟馆林立，足见吸烟人日渐增加，况烟馆最易窝藏匪人。若竟禁止，又碍难举办，故变通办理。凡各烟馆，须于二十日前，一律来局注册，共分四等：头等改名烟茶楼，牌匾用蓝地黑字，每灯一盏，月捐一元。二等者改名烟茶室，匾额用黑地白字，每灯一盏，月捐七角。三等者改名烟馆，匾额用白地黑字，每灯一盏，月捐四角。四等者改名小烟馆，匾额用黑地白字，每灯一盏，月捐二角。其有以多报少者，查明罚惩。至交款之日，每月自初五日起，至初十日止。
1905－1906年，全国计有鸦片瘾者一千三百万人，加上吗啡、海洛因等毒品瘾者，总数超过两千万人。
鸦片吸食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各级官僚。鸦片战争之前即有人估计，京官中有十分之一吸食鸦片，而地方官中则有十分之二、三，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胥吏更不可胜计”。
很多官僚胥吏都与鸦片有直接间接的联系，或吸食，或贩卖，或受贿包庇，宫内也不例外，1831年即破获首领太监以下多人吸食及贩运鸦片的案件。
对于有钱的官僚来说，吸烟是显示身份、派头之事，因而极其讲究。首先是烧工。煮熬好的烟膏，是一种浓稠的半固体形状，须挑下一小块，烧成烟泡，方可装上用烟枪吸食。烧烟有“美女脱衣”、“蛤蟆晒肚”、“金蝉脱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