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评曾国藩
【评主简介】
范文澜（1册一HB年），着名历史学家。字仲云。浙江绍兴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等职。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着有《中国通史简编》等，主要论文辑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原文
曾国藩是被满清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因为他以血腥的手腕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拯救了满清统治者的大危机。
太平军起义，人民响应，声势蓬勃，以咸丰帝为首的满族统治集团惊惶失措①，束手无策。咸丰帝首先向程朱道学求救②，命儒臣献上朱熹伏学讲义》③，又编呈修（身）、齐（家0、治（国）、平（天下）四篇讲义。他亲自到孔庙行礼，召集满汉百官听他讲《中庸》致中和一节④，……《尚书》四句⑤。……从这些讲题看来，他也知道政治太不“中和”愚，太无“德”“惠”了。但空谈是无补的，他转向奴才们求助，大骂群臣道：“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又说：“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⑦，不亦愚乎？”但腐朽入骨的百官，不管怎样痛骂，还是无济的。他再向士子们讨好，斩舞弊主考柏葰（蒙族大学士），表示公平取士，但科场积弊极深，并不能“为士林维持风气”。他灰心失望，索性懒管政务，专玩女色，宠妾那拉氏洒太后）替他批阅奏章，嬖臣肃顺替他找美女⑧，同时也出些政治上主意。一八六一年秋天，他在热河发病死了。
曾国藩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肃顺和那拉氏的提拔，出任满清统治者压迫屠杀人民的急先锋。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肃顺公开宣称：“满族没有一个人中用，国家有大事，非重用汉人不可。”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武昌，咸丰帝得报大喜，对军机大臣们说⑨：“不图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殊勋。汉军机祁离藻献媚道⑩：“曾国藩一在籍侍郎吧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帝被他提醒，从此他坚守惯例，不敢深信曾国藩，专指望琦善、托明阿、德兴阿（江北大营，、和春谦统江南江北两大营)等这些满洲将领和绿营将领向荣(江南大营）以及盗魁张国梁等人来维持那迫近灭亡的满清王朝。曾国藩这时候还能够掌握一部分兵权，这就全靠肃顺的竭力保荐。一八六茵年，即咸丰帝死的前一年，和春、张国梁被李秀成击溃，满军军势大衰，只得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以挽危局。咸丰帝死后，西太后亲自执政，她马上改变政策，给曾国藩两江总督节制苏、皖、赣、浙四省的重要地位，让他充分发挥汉奸作用。
曾国藩学得道学的虚伪，却不曾受束缚于道学的迂腐。邵懿辰(今文经学家巧当面责备他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曾国藩说，“我生平以诚自信”，专标一个诚字来用人、办事；左宗棠与他因派别冲突，结成深仇，就专标一个伪字来揭穿他。事实上虚伪和残忍是结合在一起的，虚伪乃是残忍的一方面，这两方面正是曾国藩这个反动派代表者的特点。没有虚伪就不能表现他反对革命的真诚。……曾国藩深研程朱道学，熟悉清朝政制，当京官时已显出他的一副手腕不同于一般官僚。带兵以后，虽不断受了革命方面的打击，但反革命意志却极坚决，自称能在受挫受辱的时候，咬牙立志，毫不气馁；愈是军事棘手，众议指摘，自己更加“心明力定”，“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后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崇奉这个“曾文正公”作模范、作祖师，认为“是我国旧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动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把他的汉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协的外交路线，当作统治人民与麻醉青年的经典，完全是有理由的。可惜他们不懂得曾国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领，只能暂时摧残太平天国一类的初期幼稚的革命，想搬运来用以破坏久以锻炼的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就决无成功的可能了。
曾国藩的活动与满清这一时期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从1852年减丰二年）至1872年（同治十一年）可分为下列四个阶段：（一）办团练；（二）与太平军相持；（三）战胜太平军；（四）保守既得成果同时反动派内部各种分裂表面化。
办团练（一八五二年-八五四年）
团练一方面保护地主官绅的财产，一方面也使他们藉以鱼肉乡民，敛财自肥。它是地方性的暂时武装，没有出县作战的意图，更说不到出省作战。从保甲团练以至编成正式军队，转战全国，这是由于当时满洲反革命军队的腐败无能，而一切反革命派——从满清皇帝到各种大小汉奸——却都要求有一个反革命劲旅来和太平天国作战所促成的。曾国藩所以能够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反革命活动，就正因为湖南当时是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冲突的要冲；同时他与满人关系亲密，善讲满清统治者所需要的程朱道学，有坚决反革命的决心和手腕，这几个条件也帮助了他。
曾国藩办练的方针是封建团结。练勇与将领全用湘乡人（湘军、湘勇由此得名）。练勇招募落后的农民充当以便制驭。将领选取至亲、密友，以及秀才、童生⑩，这些人多是罗泽南（与曾国藩同学，也讲程朱道学）的学徒，平时讲究所谓“忠诚”声称愿为保卫“圣道”‘伦常”而死战。事实上他们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求富贵，曾国藩也不愿意罗泽南势力独盛，采用收门生的方式，使罗氏学徒争着拜曾氏做老师。湘军大将王珍(即王劝不服，说“我的老师只有罗山（泽南）-人”大遭他的嫉忌，终被排去，其旧部后来即形成左宗棠系的湘军。曾国藩用同乡、同学、亲友、师生四种关系团结湘军，造成私人军队谁招募、服从谁的作风，同时又奉他为唯一的独裁领袖。在左系湘军成立以前，整个湘军只服从曾统领一人，每个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各个营独立，彼此不相统属，除服从曾国藩，不受其他任何人节制。近代军阀军队从曾国藩湘军开始，李鸿章淮军、袁世凯北洋军等等军阀军队一直继承着⑩，并且愈演愈烈地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军队。
太平军占领土地在长江沿岸，非水师不能决胜负。因此曾国藩用更多的力量筹办长江水师，大造船舰，尤其重视洋炮，要求咸丰帝向广州购买千余尊，装备战船，洋炮不到，决不出战。他崇拜洋炮，赞美备至，认为是战胜的决定因素。
一八五四年三月减丰四年二月），湘军水陆两军组织完成，大举出战。陆军五百人为一大营，非湘乡人营官所统乡勇小营，附属于湘军各大营。陆军凡十三营，五千余人。水师战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凡十营，五千余人。官员、练勇、工匠、夫役水陆共一万七千人。湘军将士在思想上有以程朱道学作基本的封建主义的武装，在军事上有相当周密的准备，在湖南后方有豪绅地主的拥护，算是当时有力的反革命军队。……曾国藩反革命事业的主要依靠之一，是在善于争取满洲皇族的信任。他办团设“发审局”杀人如麻，负责局员二人，其一是满人裕麟。他练乡勇，遭绿营将领（多是满人）猛烈反抗(甚至采用兵变方式），乃用色钦额总管营务，保举塔齐布升任湘军大将，二人都是满人又都是绿营出身的军官，使绿营反抗不成大害。后来出境作战，总是上奏章，夸张塔齐布的忠勇和战功，说他们“二人亲如兄弟，合如胶漆。”塔齐布死后，特别尊崇多隆阿，曾一度推他作统帅，指挥湘军大将攻安霉陈玉成军。曾国藩力求取得满族统治者的信任，以便放手屠杀汉族人民，就是小事细节上，也避免引起猜忌。
二与太平军相持（一八五四年——八六一年）（一八五四年三月减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水陆军准备出战，首先颁布一道叫作《讨粤匪檄》的文字。这篇檄文充分表现湘军将领的封建性、汉奸性，大意如下：
(一)“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江西、安霉、江苏）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针对太平军老兄弟新兄弟的区分，挑拨内部分裂。
(二)“粤匪窃外夷之绪⑩，崇天主之教”。“谓田皆天王之田”，“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翁f约项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之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针对太平军之崇奉耶稣与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着重号召读书人反对天主教，保卫孔孟圣道。这一号召不仅对当时的读书人有很大的作用，而且也迎合了一部分当时还散布在民间的守旧观念。
(三)“粤匪焚郴州之学宫（孔庙），毁宣圣（孔子）之木主“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关帝岳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针对士人尊孔思想，人民迷信心理，挑起宗教仇恨。
太平军宣布的民族大义，曾国藩却一字不敢提到，只说几句“今天子忧勤惕厉1，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连他自己也不能相信的鬼话。在宣传上，太平军在反满清、反官僚、反地主方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湘军在反对天主、保护孔孟方面也有若干影响。在军事上，太平军纪律严明，绝不骚扰，到处受人民欢迎；湘军攻城夺地，尽量烧杀抢掠，将士得名得利，因此作战也非常凶悍。在政治上，太平军领土内一般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比较改善；湘军实际是曾国藩率领若干股贼匪，出省恣意杀掠，但他代表全国所有反动黑暗势力，又以投降主义的方法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满汉矛盾以及中国统治阶级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求得某种程度的反革命团结，基础也还不弱。太平军和湘军在这些条件下进行十二年战斗，相持阶段占了八年。最后太平军失败了，这却不是因为湘军有什么特别的本领，而是因为太平军一部分领袖到了南京就不图进取，日趋骄慢，以至中途腐化分裂的结果。
太平天国的内讧当然是此后太平军失败和曾国藩成功的一个决定原因，但太平军后期的陈玉成、李秀成两个健将，并未使曾国藩得到顺利的成功。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减丰九年十月）曾国藩定四路攻安霉计划，曾国藩、曾国荃任第一路攻安庆。太平军安霉主将陈玉成骁勇善战，联络捻军，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咸丰八年十月），三河镇大战，玉成击毙李续宾、曾国华，罗泽南旧部全军歼灭，曾国藩畏惧陈玉成，出全力对抗，才能支持。一八六〇年五月（咸丰十年闰三月），李秀成、陈玉成合攻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梁败死，大营溃散。秀成军攻取苏州，直入浙江境。满清朝廷感到生命危险，发生空前所未有的慌乱，第一次给曾国藩地方政权，叫他署两江总督，带兵亲往援救，“保全东南大局”江南大营（向荣自广西率绿营兵尾随太平军到南京，驻兵孝陵卫，号江南大营）统帅向荣死后，即用旗人和春为统帅。照咸丰帝的看法，满洲统帅与汉人曾国藩对立，绿营兵与湘勇对立，湘军在外围战胜太平军，满洲统帅就近取南京居首功，可以保持满洲统治者的威信。大营溃散，咸丰帝的计划失败了，曾国藩取得两江总督，表示湘军势力大进了一步。不过曾国藩并未应命赴援，他认为安庆城围一撤，全局败坏，不可收拾，坚决不离开安霉。当时满清的形势确是异常危急，江浙迫于李秀成，鄂豫皖困于陈玉成、张洛行，江西又为李世贤、黄文金所攻入，这种局面，迫使曾国藩也不得不压抑一下曾系湘军独占战功的思想，保荐左宗棠帮办军务，当自己的助手（实际是胡林翼保荐，咸丰帝重用左，分曾军权），保荐沈葆桢(林则徐女婿，不满意穆彰阿派的曾国藩)守江西，保荐李鸿章办淮军。他对李鸿章特别重视，说“该员劲气内敛，才大心细”，挑选长江水师打仗得力的将弁，交李鸿章使用，从此出现了左系湘军和李系淮军。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使满清的统治更见危急，也使曾国藩的毫无民族立场的汉奸本质更见发展。这就是英法联军之占天津、攻北京，直接威胁到清室与整个中国的生存。照常理说，这是满清立国以来的空前巨变，忠于皇室、忠于圣道的曾国藩应该火速去抵抗了，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曾国藩仍旧坚持他的军事计划，自己专攻安庆，江西交给左宗棠，准备从江西入浙江，对英法侵略者方面则预定投降、丧辱，悉所不计。他在《凑复胜保请飞召外援折》里说：“俟该夷就抚。”胜保的所谓外援自然是指湘军，但这个外援这时却不是咸丰帝的外援，而是英法的内应了！形式上他是说要英法就咸丰帝之抚，但这显然只是要咸丰帝就英法之抚的阿Q式的说法罢了！当时咸丰帝调湘军上谕说：“情形万分危急，勿得藉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曾国藩却拒绝调兵，直截提出“抚”的办法。他知道对英法侵略者接仗，只能丧失兵力，破坏反革命的内战计划，不如投降妥协较为便宜。满清昏聩卖国，曾国藩精明卖国，他的才干胜任反革命的内战首魁，因之他也胜任卖国能手。
当英法反动派联合的军队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往热河，清政府订城下之盟《北京条约》的时候，曾国藩正在江西、安霉埋头作反革命的内战，连打败仗。中、英、法和议成功，法国、俄国的反动派要求出兵助攻太平军，美国反动派要求从海道运漕米到天津，曾国藩赞成“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法国刚把他的“皇上”驱逐出北京，还不曾回来，也要“奖而允之，许其来助”以反对太平天国（《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律折》）。他的头脑里，确是除了反对革命的人民以外，再没有别的思想。《北京条约》后，英法与满清的勾结进了一步。一八六一年六月减丰十一年五月），帮助满清的英人赫德⑩（管理中国海关）建议进口鸦片每箱加课新税，用税款买外国小火轮及枪炮，法国也愿出卖枪炮并派人传授制造法，咸丰帝很满意，征询曾国藩意见。曾国藩完全赞成，认为“我皇上圣虑周详，安内攘外之至意”（《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他要求咸丰帝订购洋船未到前，马上先拨给两只从美国租来的破旧轮船使用。在利用外国人力物力以屠杀人民时，曾国藩就全然不管什么中国文明与外国文明的界限了，相反地，把外国侵略者当作救命王，把本国人民当作唯一的仇敌，假“安内攘外”之名，行“安内让外”之实，假尊孔复古之名，行亡国灭种之实，这正是曾国藩传给后来统治阶级的“不朽”衣钵！
三战胜太平军（一八六一年——一八六四年）
咸丰帝死去后，西太后当权。她知道要灭太平军必须依仗曾国藩，又知道曾国藩是一个十足可靠的大奴才。她大胆交给他两江总督节制江苏、安霉、江西、浙江四省的大权减丰十一年十月）。他获得汉员空前未有的信任和权力，在这一时期中，高度发挥了他的反革命才能，尤其在对外关系上，他善于把封建势力与外国侵略势力相配合，依赖外国来取得反革命内战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