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明代，是贪污腐败最为严重的一个朝代。这不是偶然的，至少是由以下一些原因所造成。
一是皇帝太专制。明代以前，历代都有宰相辅佐皇帝管理国家大事。宰相有一定的相权，皇帝不能完全为所欲为，所以国事还不至于过于混乱。明太祖朱元璋嫌宰相碍手碍脚，决意废掉宰相，由皇帝一人独断专行，内阁官员不过是奉旨办事的“秘书”而已。
二是皇帝不管事。皇帝享有最大的特权，他什么事都可以管。反过来说，他也可以什么事都不管，只顾自己享乐，对国家大事一点不负责任。例如嘉靖、万历这些皇帝都创造过20年不上朝，大臣认不得皇帝的笑话。要是在汉、唐各代，这种不负责任的皇帝早就被赶下了台。正因为明代的皇帝太专制，臣民对他们无可奈何，这种挂名皇帝才做得下去。他们自己不管事，必然大权旁落，落到小人手里。小人当权，必然贪污腐败，贿赂公行。
三是官俸太薄。在历代王朝中，宋代的官俸最厚，在职的可以享受很多福利，退休的也可以安度晚年。明代的官俸最薄，在职的仅能糊口，退休的大都生活困难。当然，高薪不一定能够养廉，因为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但是薪俸太低，让人活不下去，肯定不利于养廉。明代有些清官，辛辛苦苦一辈子，到了告老还乡，竟然筹措不出一家人的路费，到处求助，近于乞讨，使人看了寒心。
四是风气败坏。在社会风气良好的时代，清官受人尊敬，贪官受人鄙视，这种精神压力，能够对贪污腐败起到很不小的抑制作用。但是到了社会风气败坏，多数人已经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道德的堤防就崩溃了。明代，特别是晚明，商业和手工业发展了，商品经济萌芽了，社会上既出现了一股“从商”的热潮，又形成了一种讲究奢侈贪图享受的社会风气。因为受到专制制度的束缚，从商的热潮无法推动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反而对贪污腐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贪官是皇帝培养出来的
照理说，皇帝也应该恨贪官，因为贪官不干好事，于国于民都很不利。但是事实上很多皇帝，尤其是昏君，都需要贪官，很多大贪官都是皇帝在有意无意之间逐渐培养出来的。皇帝欢喜戴高帽子，只有贪官才能投其所好，拍马逢迎；清官一副正人君子刚直不阿的样子，皇帝见了就不痛快。皇帝有了不良嗜好，包括好游乐、好女人、好大兴土木、好求长生不老之药，只有贪官才能心领神会，为之出主意，为之想办法，为之解决问题；清官对于这些事情肯定会抱反对态度，加以劝阻，如果是元老重臣，还可能倚老卖老地数说几句，使皇帝十分扫兴。一个昏君，只有和贪官相处才能感受到做皇帝的乐趣；如果和清官在一起，只会觉得难于应付，深感苦恼。
我们看看明代大贪官严嵩起家的经过，就不难悟出贪官是由皇帝培养出来的这一层道理。严嵩（1480—1567），字惟中，江西分宜人。他25岁时中进士，先后在北京、南京的翰林院任职，仕途还算顺利。后来因病还乡，在故乡埋头读书10年，擅长诗词古文，有了一点名声。复被征召入朝，进侍讲，国子祭酒。嘉靖七年（1528），任礼部右侍郎；嘉靖十五年（1536），升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主持修史。这时他已经56岁了，所担任的工作都是文职，朝廷也一直把他作为文人学士来使用。如果不是机缘巧合，他这一辈子也就是当个一般的文官，不会有以后的大起大落。这个机缘来自嘉靖的迷信道教，祈求长生。嘉靖即位不久，就听信某些太监的话，派人前往江西龙虎山召道士邵元节来京，封为致一真人，总领全国道教。当时嘉靖还没有皇子，经过邵元节建祈嗣醮，不久果生皇子。嘉靖非常高兴，拜邵元节为尚书，赐一品冠服。后来邵元节病死，死前举荐方士陶典真以自代。嘉靖复册封陶典真为“忠孝秉一真人”，加礼部尚书衔，食一品俸禄。有一次嘉靖出巡，陶典真随行扈驾。路上遇到旋风，嘉靖问主何吉凶，陶典真答“宫中将有火灾”。当晚行宫果然起火，嘉靖惊叹，认为陶典真真是神仙。嘉靖每次举行斋醮大礼，总要命文臣写一篇祷告太上老君的文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名曰“青词”。在群臣之中，有些人看不惯这种迷信行为，敷衍了事；有些人虽想迎合皇帝，但是功底不够，又写不好；因为这种“青词”要用四六骈文，讲究声韵平仄，对仗工稳。嘉靖比来比去，觉得只有严嵩的文章写得最好，以后就定下来由他一人撰写，把他提升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政。这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事。
这一年，恰好又碰上了一件奇案。有一夜，嘉靖夜宿在曹端妃的宫里，宫女杨金英想谋害皇帝，把丝巾套在皇帝的颈子上，不料误打了一个死结，谋害不成。结果曹端妃与杨金英都被处死。嘉靖遇祸不死，从此看破红尘，一意求仙，竟然移居到西苑的万寿宫里，专门与道士们讲求长生不老之道，既不回皇宫居住，又不临朝理事，与皇后、群臣都长期不见面。能经常与他见面的，就只有陶典真等一批道士和严嵩这位擅写“青词”的宠臣。
严嵩之所以能够成为嘉靖的宠臣，不仅是他能写“青词”，而且和他能够谄媚逢迎也有很大的关系。嘉靖本人迷信道教，也希望别人都跟着他相信。他自己戴香叶之冠，就赐给大学士夏言、严嵩等人每人一顶香叶冠。夏言拒不肯戴，推辞说“此非人臣法服，不敢用”。嘉靖很不高兴，认为是忤旨。惟有严嵩在奉旨召对时，把香叶冠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还在冠上蒙上一层轻纱以示尊崇保护之意。嘉靖见了非常高兴，从此就疏远了夏言，开始宠信严嵩。
虽然信方士，求神仙，炼制长生不老之药是历代帝王的通病，从秦皇、汉武开始，就是如此，不独嘉靖为然；但是科举出身的官员都是儒家弟子，只讲经世济民之道，不信怪力乱神之说，更不愿与道士为伍。与严嵩同时代的夏言就是如此。严嵩没有这种骨气。为了讨好皇帝，他不惜放下大臣的身段，去迎合陶典真这一批道士，互相吹捧。他这样做，虽然赢得了皇帝的欢心，却被当时的正人君子所不齿。
嘉靖两次选中了严嵩：第一次是欣赏他所写的“青词”，这给了他一个接近皇帝的机会；第二次是为了选择一个能够代替自己处理国事的大臣，以便自己能够脱身，一意与道士们讲求长生不老之道。这个任务本来应该落在首辅夏言的肩上，可是严嵩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屡进谗言，把夏言排挤出朝，就轻而易举地把这个重任揽到了自己手里。
在专制王朝中，皇帝可以不理朝政，但是必须把国家大事委托给有才能的大臣，才不至于败事。例如万历时期，皇帝也是多年不临朝，因为有张居正负责，天下得保粗安。嘉靖选中严嵩，实在是大错特错。严嵩只知阿谀逢迎，当当“帮闲”是可以的；要他“帮忙”来处理国家大事，他根本不是这块材料，既无方略，又无经验，父子当权20年，闹得政治混乱，贿赂公行，民穷财尽，天下骚然。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严嵩父子事败，严嵩罢官，严世蕃被杀头，家产被抄没。
嘉靖四十五年（1566），海瑞上疏大骂皇帝，入狱。不久嘉靖因服用道士的长生不老之药，中毒身死，新皇帝继位，海瑞出狱。
隆庆元年（1567），严嵩在被抄家之后，贫困而死。
严嵩本无治国的本领，嘉靖宠信他，轻率地把大权交给他，又缺少任何监督，这不明明是叫他去当大贪官吗！明代几个当了权的太监，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等，全都成了大贪官，就是明显的例子。可以说，历代的，特别是明代的一些大贪官，都是由昏君纵容出来，培养出来的。
父子联手成巨贪
严嵩父子从表面上看起来并非一类人物。严嵩是一表人才，温文尔雅；其子严世蕃则长得又矮又胖，颈子又短又粗，还瞎了一只眼，举止粗俗。两个人的反差如此之大，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大量的历史记载看来，这父子两人倒是一对好搭档。他们各有所长，互相配合，密切协作，就把许多不容易办到的事情都办到了。严家的贪污王国是父子两人共同建立起来的，缺一不可。
严嵩在成为首辅，手握大权之后，已是60多岁的老人，体力不济，不得不叫儿子帮忙。严世蕃虽无才情，但做事的狡猾狠毒，却远远超过他的父亲。而且他精力充沛，对于许多要事都能不分昼夜，及时处理。官员们向严嵩请示之时，严嵩一时打不定主意，常常说：“等我与东楼小儿商量一下再定（严世蕃号东楼）。”这样一来，大家心中有数，不如直接求见严世蕃，办事更为方便。嘉靖不理政事，大权就落到严嵩的手中；严嵩精力不够，大权又落到严世蕃的手中。
严嵩蒙骗皇帝确有一套高明的手段，使人不易发觉。他要帮助一个人，先说其人的短处，然后婉言解释，得到皇帝的赞同后，再顺势加以推荐，每每得到皇帝认可。他要陷害一个人，则先说其人的好处，再逐渐揭出其隐私以触及皇帝之所忌。最后故意激怒皇帝，让皇帝亲自下旨行刑，他还在旁边表示惋惜。所以他害人不落痕迹，却能常常得逞。在他当权的20年中，被他陷害而贬官、充军、处死的朝廷官员达数十人之多，朝廷中比较正直、敢说真话的言官为之一空。其中死得最惨的有沈 、杨继盛等人。
1550年，北方的鞑靼军队大举入侵，一直打到北京城下，大掠而去。当时有锦衣卫经历沈上疏提出防守之策，被严嵩压制，不得上达。沈 非常气愤，就上疏弹劾严嵩，直指严嵩专权误国，请杀之以谢天下。此事在严嵩一手操纵之下，嘉靖下诏切责沈 诋诬大臣，先处以“廷杖”（在朝廷上公开打屁股），再发配保安州充军。后来严嵩父子不肯甘休，还派人暗杀了沈 及其两个儿子。
1553年，更有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痛恨严家父子祸国殃民，不惜冒死弹劾严嵩，列举严嵩的十大罪状：一是坏祖宗之成法，二是窃君上之大权，三是掩君主之治功，四是纵奸子（严世蕃）之僭窃，五是冒朝廷之军功，六是引悖逆之奸臣，七是误国家之军机，八是乱黜陟之大柄，九是失天下之民心，十是坏天下之风俗。疏中说严嵩还有五奸，第一奸是勾结天子左右侍从，第二奸是勾结通政纳言之官，第三奸是勾结厂卫（官方的特务机关），第四奸是勾结科道，第五奸是勾结部臣。这是在严嵩当权之后，揭发他的罪行最为全面的一份奏疏。严嵩详阅之后，对杨继盛恨之入骨。为了杀鸡吓猴子，他决定对杨继盛加以诬陷大臣之罪，公开审问，用尽酷刑，一直折腾到1555年，才处了死刑。
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容城人。因为家贫，13岁才开始读书，嘉靖二十六年（1547）考中进士。他为官正直，不畏权贵。他因大胆弹劾严嵩而获罪被杀，死时才40岁。临刑前赋诗曰：
浩气还太虚，
丹心照千古；
生平未报恩，
留作忠魂补。
此诗当时流传颇广，知道此事的人无不痛恨严嵩。
沈 、杨继盛等人的死并不是白死，严嵩最后的失势还是被这些正直的官员告倒了的。因为告状的人太多了，各方面的反应太强烈了，嘉靖不能不产生怀疑。加之此时严嵩已年近80，精力不够，严世蕃因丧（母死）在家守孝，不能随其父入宫当值，严嵩的应对就常常让嘉靖感到不满。嘉靖四十年（1561），大学士徐阶被任为礼部尚书，入阁参政，代替严嵩。平日反对严家父子的官员眼见严嵩失宠，就通过徐阶纷纷告发严嵩的罪行。嘉靖拿不定主意，就让方士蓝道行来扶乩。乩坛就摆在嘉靖的面前。乩仙在盘中大书“严嵩父子弄权误国”八个大字。嘉靖问曰：“为何不殛？”乩仙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嘉靖不禁为之动容。当时有御史邹应龙闻知此事，决心再上奏疏弹劾严嵩，揭发严家父子大量罪行，疏中最后说：“如臣言不实，愿斩臣首悬之蒿竿，以谢世蕃父子。”嘉靖看了奏疏，经与徐阶商量，决定下令叫严嵩退休，对严世蕃则下狱审问，结果判了充军，贬往广东的雷州。
严世蕃居然攀比皇帝
在对严世蕃的审问中，揭露了他们父子的大量罪行。严嵩对于不肯依附他们父子的官员们，或贬官，或充军，或处死，或暗杀，总之是一律排挤出朝。对于迎合、依附他们的官员，严嵩一律收为干儿子。有人问过严嵩一共有多少干儿子，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正因为严嵩手握用人大权，他们父子就能够公开卖官，按质论价。一般是严嵩从皇帝那里争得了官员名额，就由严世蕃出面拍卖。严家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卖官时的价格不一，定价的依据大致是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级别高低，二是油水多少，三是地方远近，四是任期长短。
至于官员的升迁贬谪，不看政绩如何，只看他们对严家父子贿赂的多少。当时朝廷内外许多被免了职的贪官，只要重金行贿，就能重新起用。例如甘肃总兵仇鸾因贪入狱，他以3000两黄金贿赂严嵩，得以重新起用并且升官。抗倭名将俞大猷与戚继光齐名，为国家立了大功，但他为人耿直，不会逢迎，不愿行贿，就被严党诬陷，下狱论罪。当时许多官员爱惜俞大猷这位将才，大家凑了3000两白银向严世蕃行贿，才保住了俞大猷的性命，充军到大同去，戴罪图功。是赏是罚，全凭严家父子一句话，无任何道理可说。堂堂的大明王朝，已经成了“严家老店”。
严世蕃虽然被判充军，但是不久就逃回故里，在袁州分宜大兴土木，大治园林，纵情享受，悠然自得，对于朝廷的惩处完全不当一回事。他的嚣张，激起众怒，就有袁州推官郭谏臣把他许多不法言行报告了御史林润。林润就去找了首辅徐阶，经过商量，仍由林润出面上疏，把严世蕃的不法言行尽情揭发。内容包括他在判处充军后仍然不遵法纪，到处乱跑，照样结党营私，无恶不作，甚至勾结江洋大盗，图谋不轨。最可笑的，是他常常口出大言，要和皇帝攀比。他家库藏黄金3万余两，白银200余万两，其他珠宝古玩又值数百万两。所以严世蕃经常自己夸口说：“朝廷不如我富！”他的生活极端糜烂，有小老婆27人，“粉黛之女，列屋骈居，衣皆龙凤之文，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幄，朝歌夜弦，宣淫无度”。所以他又经常自己夸口说：“朝廷不如我乐！”
此疏既上，嘉靖震怒，立刻下令严惩。于是严世蕃被杀头，严家家产全部被抄没。80多岁的严嵩虽然未受刑戮，抄家之后，不久就贫困而死。可以说，嘉靖重用严嵩的结果，是害了国家，害了百姓，害了严嵩父子，也害了自己。正是：
巨贪什九是佞臣，
多由皇帝自养成；
君权无限非好事，
到头害己复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