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年写此书时，爹身体还挺不错，且健谈。爹曾对我直言不讳道：“我告诉你，任何人在战场上都怕死。”爹把手一挥：“任何人。包括我们一二五师师长，他也和我一样当了日本鬼子的俘虏，也想活下去。”
“你们师长也被俘了？”我很感兴趣。在我爹写的交代材料上，没有这一段。“俘了。他当时的军衔是少将。”
“那他应该很了不起吧？”“就那样。”“爸，你亲眼看见他被俘了？”
“我和他一起替日本兵运送炮弹。”爹坦言道。在爹的交代材料里，可没写这些东西，可见爹在那种高压环境里，尽管老实，还是隐瞒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我大吃一惊：“替日本兵运送炮炮弹？这不好吧？”“日本兵攻打常德城。当时常德城的守城部队是国军第五十七师，师长叫余程万。余师长带的兵能打仗。当时薛岳命令他坚守三天，说三天后会有增援部队赶到。当时湖南境内有二十几万国军，分布在湘西、湘东和湘中。余程万率部坚守了十九天，是三天的五倍。打得很惨烈，六千多官兵打得只剩了三百多人，等于是全师覆没。”
“增援部队没赶到？”“增援部队拖拖拉拉的，轮到增援部队赶来时，常德城已在日本兵手里了。”“爸爸，你和你的师长竟为日本兵运送炮弹？”“运送炮弹。”爹一脸惭愧，隔了片刻，爹又说：“我们师长是个大个子，黄埔四期生，是国军少将，我们称他长官或称他将军，当时他三十七八岁。日本兵命令我们扛炮弹，将一箱箱炮弹搬到山炮和野炮前。我们运了很多趟，运了四五天炮弹。”
我感到爹很没骨气：“那不是运炮弹打自己人吗？”“就是啊，”爹满脸怅然。
“日本兵叫你们搬运炮弹，你们就搬运炮弹？你们太没气节了吧？”“能不搬吗？日本兵用枪顶着你的背，不搬就得死。”“日本人真他妈的坏透了。”我说。“就是、就是啊。”爹答，目光混浊、幽怨地望着我。我不敢与爹的目光对视，我觉得那幽怨的目光里，充满了钻心的荒芜。
有一年，我从友谊商店购买了台日本东芝冰箱。那段时间爹正好住在我家，他一看见我吆喝几个人搬进家门的是日本货，灰白的脸变成了猪肝色，很生气。爹苦闷着脸说：“爹这一生最痛恨的就是日本人。你还把日本货买进家来，你这不是故意气走爹吗？”
我说：“大家都买日本冰箱，又不是我一个人买。再说，日本冰箱质量好一些。”爹的脸变得铁青了，大吼道：“别人买我管不了，你买就不行。你把它退了，换台国产冰箱。否则，我明天就走。”我说：“它不过是台冰箱，又不是买进来一个日本兵。”“它是日本人生产的冰箱，”爹生气道，“你买它就是为日本人作贡献！”“爹，你的思想太狭隘了。”爹说：“爹狭隘？没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是这么混账！”爹说得很生气，虎着一张脸，我不敢与爹讨论，但心里还是觉得爹这辈人的民族精神太狭隘了。这不过是一台日本人生产的冰箱，用不着那么大惊小怪么。但爹不这么看。爹说：“中国人太健忘了，具体就体现在你们这代没经历过战争的人身上。”
我答：“爸，报纸上说，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是永远不可原谅的，还不到五十年，就忘记了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哪个畜生提出的？我要是中央领导，就要把最先说出这种言论的人吊死。这个人一定是个汉奸、坏东西！我要是中央领导，南京大屠杀日就要定为国耻日，警醒子孙不要忘记了祖先经受的苦难。美国人在广岛扔下的原子弹炸死的日本人，还不及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杀的人多。这个世界上，日本人是最冷酷、最没人性的！日本人当年为什么要那样杀人？就是想用残暴手段迫使中国人害怕他们。那年，我从安乡逃出来，和一个叫马得志的士兵回厂窖，我们经过的路上，遍地都是国军官兵和老百姓的尸体。晓得吗？遍地！”
我很木然，没经历过，想象不出那种场面。爹指着冰箱说：“日本人很坏。”
我不想换冰箱，因为已经买进家了。我说：“那是战争年代，已经过去了。”“过去了？我还没死呢，”爹说，“你这是存心要赶你爹走啊。”当时爹还不到七十一岁，身体硬朗，还在家里读书、看报，故头脑非常清晰，不像今天这么糊涂。他坚持要我换冰箱，我就只好上友谊商店去找经理商量，经理听毕大笑，觉得我爹在理，给我换了台中意冰箱。我让送冰箱的人把那台东芝冰箱搬走了。爹睡得着觉了，起伏均匀有致的鼾声，从他房里飘出来，萦绕在客厅里。
爹是一九四三年厂窖大屠杀的目击者，所以省里组织一些专家学者编纂省志时，曾有一个很有学问的教授拜访过我爹，无非是想了解日本兵在湘北一带犯下的滔天罪行。爹跟教授谈了一下午，教授一边问一边录音，一边用笔记一边直点头。后来这个有学问的教授寄了本他参编的《湖南省志》给我爹，签了名，写上“惠存”二字。这本省志就在我手上。我翻到有关安乡失陷和常德会战的段落，将两段文字抄录如下：
就常德一隅言，被毁民房约万栋，值十四万万元；稻谷二十五万石，约一万万元；杂粮四万二千石，约三千七百八十万元；耕牛一万二千头，约四千八百万元；农具十一万件，约三百五十万元；商家七千余户，其货物损失约二万一千万元；公物损失约一万八千万元；公务员一万二千户之多，损失约七千二百万元；人民衣物四万九千户之损失，约值九万八千万元；棉花六千石，约四千八百万元；肥猪四万头，约十二万万元；鸡鸭四万只，约二万四千元。总计，当在四十七万万五千五百六十万元以上。
如果再加上其余沦陷各县（桃源、慈利、石门、南县、澧县、安乡、临澧、汉寿、华容、沅江等），则于这一次战役中，中国人民有十三万九千一百人被日军杀死，三万八千零八十五人受了伤，三万五千一百八十五个妇女被奸污，四千二百三十七个妇女被奸污致死，八万三千四百九十七人被掳去。在物资方面，烧毁房屋七万三千三百八十三栋，抢去粮食一千六百五十八万九千四百八十四石，损失耕牛八万六千五百十二头。此外还有三百万以上无家可归的难民。
这一切都发生在湘北，于一九四三年，那是腥风血雨、很冷和很恐怖的一年。爹在那一年成了日本兵的俘虏，还有他的少将田师长也成了日本兵的阶下囚。田师长三十七八岁，是湘乡人，他家距儒将曾国藩家只隔一座山。他长得虎头虎脑，个子高大，身体壮实，是他那一期里的高才生，跤摔得好、枪打得准，还会写诗。
如果他不死，他很有可能成为中将军长，后来逃到台湾，在美国安享天年。他在当时不断地告诫我爹说：“听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国人是不怕死的，但死要死得有价值，懂吗？”
爹看着他尊敬的田师长道：“长官，您看得远。”田师长就看得更远了，吐口痰：“我们黄埔军校生，根本就没想过贪生怕死。
今天之所以苟活，完全是为了留得青山在。”但他这座“青山”没留多久，在伺机逃跑时被日本哨兵一枪打断了脊梁，当时还没死，被拖回来扔在猪栏里，刻意叫他活活痛死。由于田师长体质超好，又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两天后才痛死。爹希望他能活下来，逃出日本兵的魔爪，好继续指挥部队打日本侵略军。他死前对他从来就没放在眼里的我爹说胡话道：“蒋委员长，在下辜负了您的栽培。”
他把自己的麾下我爹看成了他敬重的蒋委员长。爹知道他快死了，见他的瞳孔在渐渐放大，不想让他失望，忙回答：“你干得很好。”
我问爹：“他死在您手上？”爹不高兴了：“不是死在我手上，是死在我面前。”“爹，您打死过日本兵吗？”爹答：“当然打死过。”“打死过几个？有十个吗？”
“有几十个。”我很兴奋：“爹，您杀日本人害怕吗？”“不是杀，杀是用刀，是打死，用枪打。”“长沙第一次会战时，您打死过日本人吗？”
“打死过两个，有一个日本兵冲上来，端着刺刀要刺我，我没等他的刺刀扎到我身上，先开了枪，他倒下了，就倒在我脚下。我记得那日本兵倒下后，腿在抽搐。”
我兴奋了：“爹，那您灵泛啊，晓得先开枪。”
爹谦虚的样子，轻描淡写道：“那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第二次长沙会战，您也打死过日本人吗？”“也打死过，我当时是班长，带着一个班的士兵守在前面，日本兵进攻，朝你射击，你不开枪，不打死敌人，敌人会打死你。”“打死过几个？”
“有几个。”“有五个吗？”“不记得了。”
我又问：“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您们奉命守在长沙哪里？”“守在捞刀河南岸阻击日本兵。”“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您打死过日本兵吗？”“打死过，”爹回忆道，“那是一九四二年初，第二次长沙会战与第三次长沙会战相隔时间不长，日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吃了亏，败了，日军的司令长官是阿南惟几，很想挽回面子，志在打下长沙，结果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吃的亏更多。长沙外围的我军，遭遇日军后，边打边假装不敌，有意放日军到长沙城外，然后合围，守长沙的官兵在长沙死顶，在外围的我军猛打日军，日军腹背受敌，自然溃不成军。”爹说得津津有味，说到此，哈哈大笑：“我告诉你，长沙第三次会战，打死了日军五万多。日军在湖南吃尽了苦头。”
“爸，打仗中，您害怕日本人吗？”“打仗中，爹不敢冲锋，也不后退，后退会被自己人打死。”爹说，“国军有督战队，督战队就在后面。爹守在掩体里，让掩体遮挡日本人射来的子弹。长官命令冲锋时，爹不敢冲在前面，等大家都冲锋了，爹才爬起来，跟在后面跑。”
我称赞爹道：“爸，您真狡猾。”爹嘿嘿笑了两声。
清晨，日本兵又对安乡县城区进行猛烈的炮击。一颗颗炮弹就在黄抗日前后左右爆炸，炸飞了一幢幢房屋，使整个县城充斥着硝烟、鲜血和人体碎片。很多士兵在日本兵炮火的轰击下都肢解了，身体留在战壕里，手脚却飞上了天，然后落在远远的瓦砾上，血溅遍地。黄抗日抱着头，紧紧缩在塌圮的墙角。龙营长当时正在黄抗日守候的掩体里，他的传令兵也在黄抗日守候的掩体里。传令兵是个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他替代一个有钱人的儿子参了军。他说他三兄弟，有两个入了伍，按乡里征兵规定，他可以留在家里照顾父母。但他把自己做十块光洋卖给了一个有钱人，为的是能让他那个患了肺结核的母亲能有钱治病和吃上一顿好饭菜。他在日本兵对他们进行炮击时还好好的，壮着胆子四处张望，还在黄排长和龙营长面前骂脏话说：“我日他妈的小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