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抗日觉得很好笑，“给猪报仇吧你这是？”田矮子瞪眼黄抗日，“你晓得个屁，我爹说，打日本鬼子是每个中国人的事。”张排长附和黄抗日的话道：“我还以为你是给你娘养的猪报仇呢。”田矮子正色说：“我是要给猪报仇。”田将军觉得这个矮子很有意思：“很好，小兄弟，你说得对。我欣赏你，我们不但要给死去的弟兄报仇，还要给被日本鬼子杀死的猪报仇，因为它们是我们中国的猪，日本鬼子无权杀害。”他问田矮子，“打死过日本鬼子吗你？”
田矮子说：“打死过，一个日本鬼子向我们班长开枪，我一枪把他打死了。”“那你是好样的，”田将军赞赏他道，“如果一二五师还能重整旗鼓，我让你当连长。”
“谢谢长官栽培，”田矮子乖巧地说，“我这一生，做梦都想指挥一个军打鬼子。”江苏人听田矮子这么说，笑道：“你抱负挺大嘛！指挥一个军。”田矮子说：“我晓得我没上过军校，怎么也不可能升到军长。田将军，是吗？”田将军笑了：“看不出，你野心还蛮大。”和尚问田矮子：“你不是军官，怎么会坐在我们一起？”田矮子答：“我是要跟将军在一起，不是跟你们在一起。”田将军把他那两只生满冻疮的脚塞到了坐在他对面的黄抗日的两腿间，这是黄抗日的两腿间很暖和。田将军的脚趾都抵到了黄抗日的睾丸上，因为那里更暖和。黄抗日谦卑的样儿瞅着田将军。田将军强调自己的地位说：“我是师长，你这样看着我干吗？”
如果不是战争，田将军的脚肯定不会生冻疮，至少他的靴子就不会被日军军曹脱掉。假如他没成战俘，他现在就不会把两只生满冻疮的又臭又脏的脚塞到黄抗日的裤裆里。他可以把两只脚伸到烘罩上，下面是炭火，够他舒服的。但战争剥夺了他这方面的特权。他如今跟身材瘦小的黄抗日一样成了日本人的阶下囚。黄抗日提醒田将军说：“长官，您的脚很臭。”
田将军忧伤地说：“我的脚在流脓、流血。”黄抗日说这话的意思是希望田将军把脚从他裆里抽出来，因为他不舒服，好像夹着两团冰块样。他见田将军没理他，便提醒说：“将军，您是不是可以把脚移开？”
田矮子插话道：“将军愿意把脚放到你裤裆下，那是你的福气，你应该觉得光彩。”
黄抗日觑眼田矮子，觉得这个矮子十分讨厌。田矮子却鼓着眼睛说：“你好像很不情愿？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
江苏人、张排长和和尚，都嘿嘿嘿嘿笑。田矮子用嘲弄的目光盯着黄抗日。田矮子这人天赋高，在家乡是个木匠，目测能力极强，一眼就看出黄抗日是个窝囊废，因为黄抗日不但身材瘦小，且长着张老实却不逗人喜欢的猩猩脸，这张脸上没有勇猛，有的只是谦让和与谦让、惊慌有关的东西。“你看你，你是前怕狼，后怕虎的，”田矮子说，“他们说你是胆小鬼。”
“你也是胆小鬼，”黄抗日见田矮子在众弟兄面前这么说他，便反击，“刘连长被打死时，我并没吓得下跪，你跪在日军曹长面前磕头，磕得同鸡啄米一样。”田矮子的脸乍地红了，这是他感觉最屈辱的事，立即说：“长官说了，我那是急中生智，能屈能伸，是韩信。你呢，吓傻了。你应该死在战场上，而不应该坐在这里。”
黄抗日的脸上游荡着几丝嘲弄，“你勇敢，不怕死，怎么也坐在这里？”“你说什么？”田矮子终于愤怒地站了起来。黄抗日没挪窝，他并不怕田矮子：“你是条好汉，怎么不战死在战场上？”田矮子狡辩道：“大家都战死了，谁打日本鬼子？靠你打吗？”他望着黄抗日，“你打死过日本鬼子吗？”黄抗日答：“当然打死过。”“打死过几个？”黄抗日说：“有十几个。”
“十几个？你这模样打死过十几个？谁信呵。”黄抗日懒得理他道：“不信就算了。”“有人证明你打死过日本鬼子吗？”
黄抗日望眼众弟兄，他们都不是三团的，没亲眼见他打死过日本兵，见他打死过日本兵的龙营长这会儿发着高烧，躺在稻草上，缩成一团，正与病体斗争。
田矮子提起一口气，友好地看眼大家说“我们之所以活下来，是为了继续打鬼子，而你是怕死。”
“你不怕死？”黄抗日说，“我都不想说你在日军曹长面前吓得魂都飞了的样子。”
“别说了。”田将军说。田矮子气得脸都白了，大声说：“你记住今天说的话。”江苏人拍下田矮子的肩：“都是好兄弟，不要说这些话。”张排长说：“刘排长说得对，都是好兄弟。”田矮子狠着脸色说：“我今天说的话，我自己会记住。”和尚嘿嘿嘿笑，临了说：“阿弥陀佛，能坐在一起是缘。”江苏人点头，赞同道：“是缘，还是和尚说得好。”黄抗日没再理田矮子，而是望眼和尚、江苏人和张排长，还看了眼锁着眉头的田将军。他的痛苦不是自己还活着，而是他想怎么逃回家乡去。大家在说着别的事，有一句没一句，有的在回忆自己第一次打死日本鬼子的事，有的在说第一次上战场的事。和尚却说他之所以参军，是他和师父去五台山，路经一村庄，遇上日本兵侮辱一村姑，师父出面干涉，被日本兵一枪打死了，于是他选择了从军，只有一个目的，和大家一起，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等把日本兵赶出中国，他再回寺院当和尚。江苏人插话说：“你现在是上尉，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你可能是将军了，到时候你想回寺庙，恐怕委员长也不会批准。”
和尚说：“到时候，我放下枪，把军服一脱，走了，谁都找不到我。”田矮子问和尚：“将军都不当了？”和尚笑，憨厚的模样说：“我喜欢过寺庙生活，喜欢清静。”黄抗日听他们说，他没再要求田将军把两脚挪开，他在众目睽睽下，就用裆裹着田将军那两只破烂的脚。他感觉自己的下身处冰冷的，那是田将军的脚又臭又硬，像两团冰块样吸着他睾丸散发的暖气。
知道这个细节受益于二○○三年常德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我和爹坐在客房里讨论着战争，都盘腿坐在床上。爹回忆着常德会战的前前后后，说到了田将军把两只冰冷的脚插到他裆里取暖的细节。
爹总结说：“田将军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士兵身上，这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一个将军一定要克己复礼，才能受到士兵爱戴。如果只是贪图享受，不把士兵当人，失败是必然的。”
“他真的把双脚插在你裆里？”我问爹。爹答：“是有这事。”
“真有这事？”“他是将军啊，”爹这么说。“他也跟你一样是俘虏啊。”我说。“那还是不同。”爹说。
“难怪你们一二五师会全军覆没，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了。”“一二五师是注定要灭亡的，就跟五十七师注定要灭亡一样，”爹说，“如果我们死守安乡，也会像五十七师死守常德样，下场都是被日本人歼灭。”爹看我一眼，“因为一二五师和五十七师都是孤军作战，没有增援部队。”
“增援部队呢？”我问爹。“增援部队被日军拦在外围，打不进来。”“拼命打也打不进来？”
“打不进来，日军早想到了我们会全力增援，他们早布置好了打阻击的部队，”爹说到这里，感叹道，“五十七师打得还要好顽强？总部只要他们坚守三天，说三天后会有增援部队赶到。他们守了十九天，增援部队才迟迟赶来。”
在一九九九年夏，我曾同一个原国民党中将有过下述谈话。先要说明一点，他生于一九○八年，比我爹大整整十岁，当时九十一岁，从加拿大回来。他在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在国民党军队里服务到六十五岁。后随女儿去加拿大定居。他是我一个朋友的父亲，我那朋友生于一九四八年，一直随母亲和爷爷奶奶在长沙生活。一九九九年夏，九十一岁的老将军回来了，一头白发，一张脸红润润的。那天我和这位朋友有约，他忽然打电话告诉我，他父亲从加拿大回来了，他不能来了。我知道朋友的父亲是国民党将军，朋友一家于“文革”时期，为这个父亲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母亲因前夫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而于“文革”中被揪着批斗。他也因这个父亲，一直很倒霉。这些事情，朋友都陆续对我说过。几天后，我怀着尊敬的心理去看望他父亲。我朋友姓李，老李向他父亲介绍我说：“他是作家。他想同你谈谈。他想写一部有关国民党抗日的小说。”
老将军一听我要同他谈话，马上坐得笔直，两手放在膝头上，很庄严。我很惊诧，老将军九十一岁了啊。我爹就从没这样有板有眼地坐过，这是爹没在黄埔军校混过，因此坐没坐相，站没站样，自然当不了将军。老将军是黄埔四期毕业生，参加过一系列的战争，打过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后奉蒋委员长的命令打江西瑞金的红军，再后来打过多次日本侵略军，接下来又打了内战。
“李老，在抗日战争时期，您是什么军衔？”“先是上校副师长，”李老回答我，“后升为师长。”“那是哪一年？”我问。
老将军想了下说：“一九三九年九月。当时我是团长，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我被任命为副师长。”
“我父亲也参加过第一次长沙会战。”我说。老将军眼睛一亮，扫眼我，“令尊是哪个的部下？”我说：“一二五师，师长姓田，听我父亲说好像也是黄埔四期的。”老将军想了想，他不熟悉这个师，也想不起姓田的师长。“黄埔四期有三千多军官生，有步兵科、炮兵科、工兵科、政治科，毕业后都分散到各军各师各团当见习排长，不可能个个都记得。令尊在当时任何军职？”老将军问得很客气。
“我父亲当时只是一个兵。我父亲是一九三八年应征入伍的。”“令尊现在身体还健在吗？”老将军关心我爹道。“八十一岁了，还健在。但看上去没有将军您硬朗。”“哪里哪里，”老将军说，“我们都老了，土已经埋到鼻子上了。”
后来我向老将军提及安乡战役和常德会战，又向他提及我所熟悉的衡阳保卫战。我说：“安乡战役我父亲打了，他们整个团只活了三个人。我父亲是其中一个，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后来我父亲又参加了衡阳保卫战，但临了也投降了日本人。”
“这不能怪他们啊，”老将军很理解我爹他们，“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都是湖南境内打得很残酷的两仗。你刚才问我一二五师，我想起来了，他们在安乡战役中被日本人歼灭了。五十七师在常德会战中，除了余程万等师部的一些官兵，全师阵亡了。”
“是的、是的，我父亲也这么说。”“其实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老将军说，“当时在益阳聚集着李玉堂的一个军，在怀化有王绩绪和王耀武的两个军，在长沙郊区有欧震和鲁道源的两个军。
他们接到薛岳司令长官的命令后，进攻迟缓，一直拖到蒋介石大发雷霆，才齐头并进。”
“老将军，这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军长或师长都可以不听司令长官的命令？”“这里面复杂啊，”老将军深思着说，“国民党派系重，不像共产党军队，是支新生的军队，没有派系，一切行动都听从指挥。国民党军队不行啊，除了中央军，很多都是原地方军阀部队改编过来的，这些人不太听蒋委员长的命令，谁是军长，谁就有资格与蒋委员长谈条件，他只要手下有兵，蒋委员长就总会看重他几分，他就有进一步升官的机会。而丢了兵就成了个空架子，人就靠边站了。这个原因导致抗日战争中，地方军队与中央军有些不和。再说，与日军打仗，打好了，有功；万一败了，不但要丢官，命都难保。抗日战争初期，山东有个韩复榘，听说过吧？”
“听说过。”“他因为不听蒋委员长的命令，作战不力，被蒋介石枪毙了。”我点头，回到刚才的话题说：“实力是一个长官的资本，是这样吗？”
老将军沉郁着脸说：“有的军队，原并非我中央军，长官也不是出自黄埔，对蒋委员长就有误解，认为委员长只看重黄埔系列的，而排斥和压制不是出自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他们感觉自己不是嫡系，就担心，人心不齐也就人心不一，打仗中都想保存实力，不想消耗自己的部队。你们去打吧，你们不是委员长的嫡系吗？你们的部队损耗了，会有兵员和武器补充，他们损兵折将了，向上峰打报告，半年下来都毫无音讯，还有可能等来的是部队撤销番号，编入中央军。这也是增援部队缓慢进攻的原因。”
“原来是这样。”我说。“抗战期间，常有这样的事，”老将军说，“有一个军长，原是孙传芳的部下，他那个军在上海跟日本人拼，一万多官兵拼得只剩了十分之一。后来他那个军的番号撤销了，他和那一千多官兵被编入其他部队，他由军长成了副军长，实际上已完全没了兵权。你是军长，你这个军打完了，你就只能到其他军任副军长，甚至让你靠边站。当过湖南省主席的唐生智，曾率湘军追随蒋总司令北伐，有过功。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他们不愿守南京，他愿守，惨败，自己的湘军部队，全部报销了，委员长让他靠边站了。自己拼死拼命，换来的却是靠边站，这有些寒原地方军队和军阀的心。还有何键，其实何键是有军事才能的，他曾是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的部下，也做过湖南省主席，委员长授予了他上将军衔，但他不是出自黄埔，也不是浙江人，尽管他为委员长卖过命，仍不受委员长信任。所以，一些不是委员长亲信的将军，就心存芥蒂，觉得自己拼死拼命拼了个白干。”
“所以大家就不敢死拼？”老将军说：“是啊，都怕把自己的部队打光。”
老将军自始至终都是笔挺地坐着。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话，老将军就那么坐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我起身告辞，老将军还像军人一样起身与我握手。
老将军的手非常苍老，布满了青筋和黑黑的老人斑，握上去软绵绵的。
几个月后，我和那朋友见面，谈及他父亲时，朋友老李告诉我，他父亲去世了，死于脑溢血。不过不是死在长沙，而是死在加拿大。
老将军被他第二个妻子生的大女儿接回加拿大的第五天，突然脑溢血发作，死了。我朋友老李接到了他同父异母妹妹打给他的国际长途电话，得知了这个消息。
我问我朋友得到这个噩耗后，哭没哭。他回答我：“没哭。”他又说：“毕竟我和他从没在一起生活过，尽管我们是父子，但感情上是陌生的。我一九四八年生，他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五十年后，他回来，我们只能是以客人相待，父子之情虽然理论上有，但感情上，怎么也走不到一起。”
他说得在理。老将军去世的消息让我不得安宁，我总想把老将军写进小说里，让他挺直腰杆，率领部队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军，把日本兵杀个片甲不留。但又觉得没有合适的角色给他。因为我写此书不是写一部讴歌战争的小说，旨在反战。战争太残酷了，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晓得这是真的。如果把老将军安插在小说中，就得给他一个很好的位置，让他像著名的巴顿将军一样率兵打仗。但就我所知，他在抗日战争时并不著名。比如我爹就不知道他。
我问爹：“有一个姓李的将军，黄埔四期的，他在长沙第一次会战中是名团长，叫李某某，您知道这个人吗？”
爹想也不想地答：“不知道。”下面接着讲我爹被俘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