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羌寨，女武士的战争
在西夏学中，有4个地方为研究者们最关注：银川及附近的贺兰山和灵武--西夏王朝首都，有西夏王陵，出土了大量皇家器物；黑水--当年俄国人科兹洛夫、英国人斯坦因、美国人华尔纳的相继发掘，使西夏学研究走向国际；敦煌--蕴藏了西夏时期的大量壁画，见证了西夏佛教信仰与文化艺术；武威--作为西夏王朝的“陪都”，出土了大量罕见的西夏时期文物。
而海原，一直距离研究者的眼光很远，直到临羌寨的发现，它才成为研究西夏陶艺和军事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成为西夏历史上承认女兵在军营中地位的见证。
在传统观念里，“军中无女”是个铁定的规律，改写这个记录的是西夏军队。
女子的生理条件不适合军旅生活，但这并非“军中无女”的全部原因。美国学者邓尼丝·拉德纳·卡莫迪在《妇女与世界宗教》中说：“女性的力量即生殖力的本质，是与猎人的杀生力量正相反的另一极，所以妇女与武士不能相遇。如果他们的力量相遇，整个神圣的体系就会丧失平衡。这样，神力便会肆虐，从而引起瘟疫、火灾、洪水、作物歉收或狩猎落空。”
《商君书·垦令》中规定：“令军市无有女子。”在当时神秘主义观念中存在着女子妨害军事的意识。《汉书·李陵传》记载李陵兵败，竟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直到清代竹枝词合集《都门纪变百咏》中还有“军中有女气难扬”的句子。西夏改写了女性从军的记录，甚至当年梁太后亲自率军南北征杀。
临羌寨位于海原县城以东15公里，是贾塘乡马营村和史店乡田家拐村交界处的一座废堡，一直没有进行过专业挖掘。而从这里出土并流失的上万计的文物，说明了西夏境内最南端的这个军事要塞的地位。2004年12月，在海原县原文管所所长李进兴的陪同下，我又一次走进这个曾经的军事要塞。
田志义是田家拐村的村民。当年他每天到村东头一个废弃的古堡中，随意挖些坛坛罐罐，换点钱作生活补贴。他把在古堡中发现的小玩意拿到海原县城南街回民食堂门口，摆了个古玩小摊。其中有一个44.4厘米长的尚方令锤，是西夏皇帝授权大臣传令、行使兵权、调动部队、便宜行事的凭证。田志义和王圆篆有些相似：当年的王道士遇上了懂文物的叶昌炽，叶昌炽发出就地封存敦煌经文的口令让王圆篆从侧面知道了那些看起来破旧的经文及画像的意义，再后来他就加快了盗运敦煌文物的步伐。
田志义的发现一开始也没有引起什么轰动，直到有外地的人来收购他采挖到的东西时，当地人才认识到在自己身边沉睡了多年的古堡竟然是个聚宝盆。于是，方圆几十里的百姓纷纷拿着铁锹和钢钎，从1993年开始持续数年疯狂挖掘，直至1997年才算结束。最终数以万计的文物被破坏，古老的临羌寨这一次真正成了一个废墟。
《海原县志》记载：“宋咸平年间，境内吐蕃背宋投夏，西夏得天都畜牧耕稼膏腴之地，构筑堡寨，营造宫殿，置监军司……次年，宋集兵5万于天都地区筑一城二寨，时西安州驻兵7000人，天都、临羌二寨各驻兵3000人。”一个小小军事古堡的屯兵竟然占了西夏当时总兵力的2％，可见其分量。
临羌寨建成后的第四年（1002），李继迁夺取了天都地区，营建南牟会，使这里后来成为西夏王朝南部最大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和军事基地。临羌寨（当时叫秋苇川）和天都寨（当时叫洒水平）作为西安州（当时叫南牟会）的两翼，都承担着重要的军事角色。
在西夏境内14条著名交通要道中，临羌寨正是“天都山五路”的元昊离宫往东南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的必经之地。
临羌寨里出土了很多的盔甲陶模、弩机、箭头、蒺藜等，其中的弩机是迄今国内唯一发现上面有西夏文字的。在铜器方面，出土了敕燃马牌、双角怪兽护心牌等。从挖出的围棋罐、围棋子、象棋以及女性用的粉盒和雕花骨梳等还可以看出西夏军人的业余生活面貌；尤其是这里出土的高发髻妇女头像陶模、女供养人陶模、孕妇陶模、女护法神陶模、抱鼓女彩陶、女童抱狗陶、抱瓜女陶人、握鸳鸯女陶人、女军人手臂陶、提篮女陶以及一些女性饰物陶模，证明了这里当时有女兵与随军家属存在。这从侧面证实了西夏王朝在男丁稀少的情况下有征女兵作战的历史。
西夏明文规定女兵可以入伍，女兵被称为麻魁，她们或从军出征或戍守城堡。从西夏的《天盛律令》中“守大城者，当使军士、正军、辅主、寨妇等众人依所定聚集而住”的规定，可以看出女兵在守城时的作用和地位。同时，她们还承担着繁重的后勤杂役和打扫战场的任务。
在古堡北门向南150米处有一处窑址，占地面积大约有30亩，有石头和砖块砌成的房基，有火塘、烟道、烟囱、土坯炕面的遗迹，也有石碾、瓷研杵、石碾槽、石磨、轮基轴、石臼等残件遗物或遗迹。紧挨着这里又发现了一口深约20米的古井，旁边还有水池。
李进兴回忆起当初挖掘时的情形：“现场一片狼藉，挖出古井、水池、陶洗缸的地方也没有人去填埋。陶洗缸直径和高均约1米，是用灰陶制成的，呈一字形摆在那里；水池的大小无法测出，墙体是用砖和白灰砌成的，估计是陶洗瓷泥和练泥的地方。”
在临羌寨发现大量西夏瓷器，证实了西夏在瓷器制作方面的水平。归结起来，有扁壶、执壶、砚滴、经瓶、春瓶、花口瓶、葫芦瓶、双耳瓶、碗、盘、罐、高足杯、钵、釜、灯等生活器具，有些造型在国内属首次发现。最值得一提的是西夏扁壶，其器形新颖别致，纹饰繁多，体现出了西夏高超的制瓷工艺及游牧民族风格，因而被视为西夏的典型器物。
帝国兴衰之西安州国丈
现如今宁夏南部山区海原县县城西北的西安乡，在西夏时有了一个新名字：
“西安州”。当年，它的行政级别与军事地位和灵州、夏州、应理州、会州、瓜州等差不多。从与宋朝常年作战的形势来着眼，西安州的军事位势显得更为重要。如今，这里是西夏建国后所筑建古城中保护得最好的一座。
宋元符二年（1099），宋军占领这里，夯土筑墙，建造了西安州的雏形。西夏在对这里实行有效管辖后，又进行了维修和扩建，使城边长达到近千米。据当地史料记载，古城“周长九里三分（4.6公里），东、西两面开门，南、北无门。”从现存高4米至8米、夯筑层厚度达8公分的残墙仍然可以看出当年的气势。明成化四年（1468），巡抚马文华在城中间东西筑墙，隔为南北二城，后人称之为“日字城”。
当年，范仲淹指挥宋军在距离这里百多公里的原州和西夏军队进行长时间地拉锯战，面对塞外的清寒和一管羌笛催发满地冰霜，他即兴留下了“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功名得丧归时数”、“问白发，如何回避”等词句。西夏军队则在西安州进行了几次大的积聚和整修，后来好水川一役改变了宋夏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范仲淹平定西夏的梦想在“渎职”罪中破碎了。
《范文正公年谱》记载，当时的西夏军队在此地共有15万人，单单在这一带就部署了5万军队，占整个王朝军队总量的1/3。西安州之所以出名还和这里曾经出过一个西夏皇妃有关。当西安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任得敬是个汉人，原系宋西安州通判。西夏军破西安州时他率领军民出降，又被西夏国任命为知州。任得敬为取得西夏信任和重用，于大德三年（1137）四月将年仅17岁的女儿进献给仁宗为妃。任得敬以自己的女儿为筹码，竭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先任静州御使，再升静州都统军。任得敬以镇压哆讹起义有功，被授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王，由此凭恃外戚身份窃弄威权。
任得敬热衷权势，于西夏人庆四年（1147）五月表请入朝，遭到中书令濮王仁中和御史大夫热辣公济等反对。热辣公济向仁宗谏言：“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得敬虽属懿亲，非我族类，能保其心之不异乎？”后来，任得敬以重金买通晋王察哥，经察哥疏通仁宗，终于如愿以偿于1149年被委以尚书令，翌年十月又兼任中书令。天盛八年（1156）晋王察哥死，任得敬更是跃居国相之位。在西夏政权中，汉人能跻身如此高的地位实属罕见。从此，任得敬独揽大权，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他任命弟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任得恭为兴庆府尹，侄儿任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族弟任得仁为南院宣微使，形成了以任氏家族为核心的专权集团。天盛十二年（1160），任得敬又威逼仁宗封他为楚王，“出入仪仗，几与皇帝相等”，仁宗已无法制驭他了。
已经晋爵楚王的任得敬还想再进一步，开始觊觎帝王之位。被封楚王后，他把西夏西南路和灵州、罗庞岭一带地方划为自己的辖地，占去了西夏东南部疆土核心地带，并“役民夫十成，大筑灵州城，以翔庆军监司所为宫殿”，结果“盛夏溽暑，役者糜烂，怨声四起”。仁宗乾元年（1170）五月，任得敬威逼皇帝遣使金国，让金国册封他另立国家，国号为楚；但遭金国拒绝。外戚专权导致自立为帝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但像任得敬这样明目张胆要挟在位国主分国另立在中国历史上也实属罕见。
任得敬请求金国册封未成，便又想依附宋朝来实现分国另立的野心。他秘密与宋联系合攻金国。不料，宋朝回书的密使被仁宗捕获。仁宗为了自保，在金国的支持下设计将任得敬及其党羽诛杀。任氏专权给西夏带来的最大恶果就是使得西夏政权由鼎盛走向衰微。
蒙夏战争中，西安州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元代时豫王曾经在这里建都，城池规模和西夏时期一样。明代朱美燮写作《过西安州》，依稀可见那段历史的遗留：“万顷田荒稼穑功，尘扬紫陌起凄风。渔樵不到山溪寂，鸡犬不闻里巷空。谁惜柳非前度碧，可怜花似就时红。何当再睹蕃昌会，扑地闾阎乐利同。”1920年海原地区发生地震，方圆上百公里的土木建筑几乎全被毁为平地，只有这座古城依然屹立。
如今这里居住的是从甘肃、陕西、宁夏南部其他地区迁移来的汉人，当年的古风荡然无存。村支部书记张志林介绍说，村里现在有900多户，村里人都习惯叫这里为老城，很少有人称之为西安州，而县上的人叫西安州的多。在村里走访，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老城的历史。那1000多年的历史像一股青烟虚虚幻幻地飘荡在黄土之上。
《海原县志》记载：“城内地表有大量的残砖碎瓦和器物残片，除少数为宋夏时期的遗物外，多系明清之物，曾出土过西夏官印及明代大铜镜等文物。”村民张朝东说，前些年几乎每家去城墙取土或挖地基盖房都能挖出一些古砖残瓦，常常被用来砌猪圈羊圈的墙。
村民赵振清家就在古城的西城墙下，20年前他们挖墙取土时就曾发现过西夏陶窑。李进兴从窑壁的厚度和周围发现的遗物分析认定那应该是陶窑而非砖窑。村民张海彪家藏有西夏时期的石杵、方砖和西夏掌印砖。在马王庙，有着一座刻于明万历年间、据说是全国唯一的“竹叶石碑”--猛地看去，整个石碑上刻画的是一幅竹叶图；再仔细一看，发现每个竹叶各是一个字，合起来是一首诗：“天生忠孝升，节义傲风霜；桥梓留青史，乾坤许并芬。”落款处能看清“南安州山”的字样。庙里还有好几个制作精致的石灯、瓦当、屋脊。
2001年至2003年，我先后几次到古城。2004年春，我又一次去那里，发现有一条公路穿城而过。当时，我问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马建东：为什么这条公路不能给古城让让道呢？他说，当时古城这一带的百姓也联合起来给有关部门反映，要求公路绕城而过。但公路部门没答应，说是如果不允许从这里过那么这个立项就有可能泡汤。有关部门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只能让这条公路穿城而过。历史把辉煌与财富留给了我们，我们总是把伤疤和耻辱留给历史。
天都山行宫里的宴歌艳舞
2004年2月，我来到了天都山。天都山是西夏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元昊派野利遇乞驻守天都山，号之“天都大王”。西夏建国之初元昊发动对好水川之战、定川砦之战等都是从天都山“点集”南下的。1081年，宋神宗调集50万大军分作5路围攻西夏，其中熙河总管李宪下榆中，取兰州，攻破西安州，占踞天都山。据说宋军将西夏在天都山的建筑付诸一炬。2004年2月，在那片还没摆脱冬天寒冷的山上我曾捡到一块古砖，经李进兴认定是西夏时期的。和我在贺兰山里拣到的手掌砖不一样，这块砖很沉，感觉像是用水泥铸的，没有手掌印，当地人叫铁砖。同行的一位朋友更幸运，捡到了一个妙音鸟的尾翼，带彩釉的，很美，仅尾翼就有80多公分，比西夏博物馆里保存的那个长上10倍。
元昊在天都山建造行宫，除了军事上的考虑外，也和后来纳没藏氏为妃有关。元昊和没藏氏在天都山行宫日夜宴乐，为西夏外戚专权拉开了序幕。历史资料显示，西夏近200年间中有一半时间是属于外戚专权，10个君主中有5个经历过这种斗争。
西夏皇室的嫁娶常为党项羌中之大族姓，外戚常常是这些大族姓中最有权势者。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治，并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影响或把持朝政，形成专权。元昊时的卫慕氏、野利氏，毅宗谅祚时的没藏氏，惠宗秉常、崇宗乾顺时的梁氏以及仁宗仁孝时的任得敬等这些外戚与皇帝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无一不属此例。
早在西夏建国前，卫慕氏专权就已经显露出了外戚政治的雏形。卫慕氏是当时银（今陕西省米脂县）、夏（今陕西省靖边县）一带党项羌中最显赫的一大族姓。李继迁、李德明都曾与卫慕氏联姻。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李元昊攻取甘（今甘肃省张掖市北）、凉（今甘肃省武威县）二州时，年轻的李元昊立有大功，显出才干，深受其父赏识。李德明以元昊“气识英迈，诸蕃服”册立其为太子，又立元昊生母卫慕氏为后。元昊称帝后，为生母卫慕氏上尊号“惠慈敦爱皇太后”。西夏开运元年（1034），卫慕氏族人山喜密谋暗杀元昊而图另立，被元昊的侍卫发觉；元昊大怒，尽杀山喜及其家属并投于黄河，而后又用鸩酒药死自己生母卫慕氏。另一位卫慕氏妃子因怀有身孕而暂免一死，被幽居于别宫，于第二年仍遭诛杀。这样，朝廷中卫慕氏族人几乎被杀绝了。“性凶鸷，多猜忌”的元昊用严酷诛杀防止了外戚篡权，使最高权力牢固掌握在自己手中，打击了那些敢于和他争衡的权贵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