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99年夏天，当时我任银川市市委书记，《厂长经理日报》记者约我谈谈银川企业改制与发展的情况。来访的是一个年轻精干的小伙子，名叫唐荣尧。交谈中得知他原在甘肃白银市工作，在重庆读完研究生后进入这家四川媒体，被特派驻西部地区。
年底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银川采访期间了解了很多情况，对这一地区的人文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做些这方面的工作。
后来，他调进了《银川晚报》社，先后从事过财经类、新闻类、文化类新闻报道。他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对西夏历史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我时常看到他写的一些有分量的报道，他连续多年都有作品获国家级新闻大奖，成为银川新闻战线上的佼佼者。
再之后，由于我工作调动，我们接触也就少了。一晃几年过去了。前不久，他拿着一摞厚厚的书稿来找我，很恳切地请我为书作序。我知道这几年来他陆续发表过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文章，却没想到他为此将出版一部十多万字的著作，这令我大为吃惊。
他给我讲述了他这几年多次深入到与西夏有关的一些地区独自进行历史考察及追踪的情况。他只身一人克服了吃住行等诸多困难，到新疆、甘肃、四川、云南、西藏等地，深入到草原、牧区，甚至边界；不管一路上有怎样的辛苦和危险，他总是抱定一个目的，那就是凡与西夏有关的他总要探究个明白，总想有个结果。且不论他考察的结论是否完全正确、是否完全有依有据，仅就这个行动本身来说，他的这种执著，已经很令人肃然起敬了。
沿途他认真地写下了记录--有对查阅资料的理解，有对实际情况的比较，有对总体脉络的思考--最终完成了这本书。此前他已经写过一本类似题材的书，叫《神的过错--抚摸西夏王朝的隐秘岁月》；现在又把他经过巡迹考察后形成的更丰富的思考集结起来，写成了这本书，起名为《王朝湮灭--为西夏帝国叫魂》。我所看到的是一部仍然在修改中的书稿，字小且密，量也很大，我阅读起来很是有一些困难。但我想，无论如何不能拒绝一个青年人的恳切请求，特别是他的经历使我产生了某种冲动，于是我陆陆续续地翻阅了这部书稿。
在这粗略的翻阅中我看得出，作者是身兼记者、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几种身份，在书稿中不停地转换着。开始读的时候，我总感觉搭不上他的思路：一会儿是记者的记录，一会儿是诗人的感慨，一会儿又是历史学家的考据。后来我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循着他跳跃的思维去读，慢慢捉摸到了一位探险者对历史上一个民族政权的兴衰演变、迁徙流亡进行跟踪考察的心迹感觉。
建立西夏国的党项族源头是古老的羌族，他们经历长途跋涉而东移。为了考察这条东迁的路线，唐荣尧曾搭乘便车，露宿在外，步步跟踪。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从岷江流域到白龙江流域、黄河流域，穿越了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贺兰山、阿尼玛卿雪山、岷山、六盘山，行程包括宁夏、甘肃、青海、四川、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省区。西夏政权灭亡后，党项族的一部分遗民又返回到了西部地区。为了把党项遗民回归的路线也摸清楚，唐荣尧又一路跟踪到了云南、新疆、内蒙古西北部、甘肃北部，甚至跑到了西藏深入到喜马拉雅山腹地，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村落里找到了答案。在考察过程中，他依据所见所闻的蛛丝马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一些推论和判断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众多西夏研究者也未曾考察和研究过。
他告诉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去翻阅地方志，搜集当地史料及传说，甚至涉及蒙古史、回族史、藏族史等领域。多年前我在研究鄂尔多斯地区史中考证过一个地名“地斤泽”，第一次提出它所在的方位，他居然给查到了实处。在唐荣尧的这部书稿中，所吸收的成果涉及面很广；他还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对一些学者的观点大胆地提出了质疑。
我从这本书的写法及唐荣尧的经历中得到了一些启示：我们从事史学研究、描述历史，形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描述历史的目的是要给世人揭示历史的真相，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本来的面貌。要达到这个目的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进行。用传统的学术表达形式来研究和描述历史往往局限在学术圈内，很难让成果走向大众。
唐荣尧不是严格的科班出身，他的这本著作也不算是十分严谨的学术著作，但他却把自己看到的西夏，包括他的思考，用生动的文字表达出来，增加了大众可读性--这也许是当今人们更感兴趣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是在给我们提示一个历史研究与传播的新途径。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和唐荣尧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那种内在的激情和那种对历史强烈探求的冲动。他是凭着自己的执著和刻苦勤奋完成这本书的，也印证了古人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由此看来，他能取得这些成绩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因为这一点，我写下这些感受，作为对他的一种鼓励和支持。
陈育宁①
2005年9月13日于宁夏大学
①陈育宁系著名历史学家暨宁夏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