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如名臣富弼、学者胡瑗、张载、李觏等也都受过他的指教和有益的帮助。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宋代的名人，在政治文化方面多做出过贡献，其余因他的推荐而得以发挥作用的人就更多了。范仲淹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有一句名言：“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就是说，一个官吏在政治上要敢于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但对于个人操守，就应务求无过。他做官以来，十分廉洁，从不置办家产，看到周围人生活困难，常常解囊相助。即使做到了副宰相，家庭生活依然很俭朴，没有宾客登门，平日都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也只求温饱。二儿子结婚时，他听说未过门的儿媳用罗绮缝制帐子，心里十分不高兴，对妻子李氏说：“做帐子怎么用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家一向勤俭，不能败坏我的家风。她如果敢带这样的东西过门，我就把它当众烧掉。”范仲淹始终保持着这种朴素的作风，一直到他的晚年，都没建造过一所像样的宅第；在他死后入殓的时候，连件新衣都没有。
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五月，范仲淹自青州（今山东益都）调往颖州（今安徽阜阳），赴任途中在徐州病逝，终年64岁。临死，在给朝廷的遗表中仍然丝毫未提个人的要求，再次显示了一心为公的胸襟气度。范仲淹的这种精神和政绩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和爱戴。在他死的那天，“四方闻者，皆为叹息”。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西北庆州羌民听到他的死讯，数百人来到祠堂痛哭哀悼，斋戒三天才离开。
范仲淹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并为实现这个宏愿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一生。在他同反动腐朽力量的斗争中，不畏权贵，始终抱有坚强的信念，这种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特别是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已成为我国传统精神文明的一部分。
勤政终为民诗案吟乌台
——苏东坡之冤乌台，是过去对御史台的别称。因“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息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所以后来就把御史台称为柏台、乌府、乌署或乌台。“乌台诗案”是北宋时期一个有名的文字冤案，其主角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
从别人的诗文中找毛病，拈过拿错，罗织成罪，锻炼成狱，这本来就是荒唐的，因此，所有的文字狱都是冤案。从古到今，一切文字狱的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文人，都是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大量有才华的文人，正直的知识分子。苏东坡既是一位才华绝代的文人，又是性情梗直的知识分子，他成为文字狱的受害者，也就不奇怪了。
聪明绝顶天下奇才
苏东坡苏东坡从小聪明绝顶，他10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讲古今成败之事，他都能明白其中的要义。20岁时就冠通经史。他22岁应考时，主考官是北宋一代文豪欧阳修。欧阳修看了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十分惊喜，曾经告诉别人说：“此人必定会出人头地”。仁宗初读苏轼及其弟苏辙两人的卷子也不禁大喜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苏轼如此高才，名声又如此之大，惊动皇帝，为什么一生不受重用，而且屡受打击？有人认为苏轼的说话做事如果能够谨慎一点，收敛一点，不要那么锋芒毕露，以后即使没有得到重用，也不至于惹祸。不过，苏轼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说话小心谨慎，做事畏首畏尾，变成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那还能算是苏轼吗！
苏轼年轻的时候，一直处在顺境之中，所以说话做事，毫无顾忌，想说就说，当做就做，心胸坦荡，以诚待人。他认为“作文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他作文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嬉笑怒骂，出乎真情。对人说真话，诉真情，情真意切，毫无保留，完全不知道人情险恶。
他在抒怀言志的时候，说自己“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认为帮助皇帝把国家治好是一件不在话下的事情，既不害怕别人说他吹牛，也不担心别人对他忌恨。他认为天下无坏人，对人从不设防，因此遇到飞来横祸的时候，毫无思想准备，束手无策。以至他在逆境中泰然处之，从文学创作中自寻乐趣，写出许多发自真情、横绝千古的诗文。他到死都是一个十分天真的人。
有意诬陷乌台诗案
照理说，苏轼从小就崭露头角，金榜题名，皇帝重视，前辈关爱，名士推崇，在人生的道路上本不应该遇到什么麻烦，为什么竟会受到一连串的打击？按照俗人的说法，就是他自找的。北宋时期，虽有推行新法与维持旧法的党争，但双方都并不以他为对象。他如果世故一点，利用两者之间的矛盾，对双方讨好，那就不仅不会倒霉，还能做到位极人臣，终生富贵，因为他本来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可是他不此之图，偏用全部精力去探讨变法的得失。不管新法旧法，凡于国于民不利的他就不客气地进行指责。新党上台的时候，他指出某些新法过犹不及，于民不利；旧党上台的时候，他又反对全废新法，主张择善而从。这样，两边的人都对他不满，都要打击他。他成了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的“大傻瓜”。
他成天所想的，是如何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想到了就要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说了得罪人也在所不惜。他就是没有想到如何有利于自己，更没有想到这样做下去自己早晚会倒霉。他的聪明在于能够看出变法的种种利弊，如果他没有这个聪明，看不出问题来，就是想说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看出来了，说出来了，问题也来了；来自双方的打击接踵而至，打得他晕头转向。“乌台诗案”就是一次比较集中的大打击。
这次冤案发生于公元1079年，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二年。案情很简单，就是一次单纯的文字狱。因为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中指出新党不少时弊，所以新党中的一些小人进行报复，就对苏轼的诗句在鸡蛋里找骨头，然后策动御史台上表弹劾，说是苏轼“讪谤朝政”。
苏轼有诗“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他们就说，这是指责“青苗法”的有名无实，不利于民。
苏轼有诗“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就说，这是反对“农田水利法”，讥刺兴修水利之难以成功。
苏轼有诗“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他们就说，这是讥刺“盐法”行之太急，过犹不及。
总之，他们把苏轼的诗揣摩过来，揣摩过去，不在其中找出些毛病来，绝不罢休。最后，苏轼的诗几乎都成了“讽刺新法”、“攻击朝廷”、“怨谤君父”的大毒草。还有更厉害的一手，是一口咬定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一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是在攻击“当今皇上”宋神宗。他们上书给神宗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曾经称赞过苏轼为“天下奇才”的宋神宗对于这样的诬陷也觉得不耐烦了，就反驳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吟桧，何预朕事！”足见神宗并非暴君，也不糊涂。他这样的反驳，实际上已经是申斥。诬陷者如果脸皮嫩一点，觉得诬陷不成，反而露了马脚，也就从此收手，不再兴风作浪了。但是小人毕竟是小人，还是一股劲儿进行弹劾，不把苏轼告倒绝不丢手。神宗耳根不得清净，于是下令御史台进行查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人们拿了鸡毛当令箭，就把苏轼从湖州太守的任上拘捕进京，锒铛入狱，大肆拷问。这个案子极为简单，不就是苏轼写了几首诗么，不就是无事找事在几句诗上做文章么！审问的结果，只能是以下这两种情况：
首先，苏轼并没有攻击别人，正如神宗所说：“彼自吟桧，何预朕事？”（他吟桧树，与我有什么相干）那些吓死人的分析，都是故作惊人，有意诬陷。
其次，有些诗句，就算是苏轼有意为之，也不过是在讽刺新法、批评新法中的某些不当之处。这也定不了罪，因为神宗在推行新法之时，也允许意见不同的双方展开辩论，只不过最后拍板权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里而已。
乌台诗案发生以后，因为主角的名气太大，朝廷内外都十分关注。除了新党中的一些小人还在呶呶不休继续诬陷，一心要把苏轼往死里整之外，旧党人士与新党中的一些君子都站出来为苏轼说话了。新党领袖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向神宗说：“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这时已经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本人也向神宗上书，希望对苏轼从宽处理。曹氏皇太后听说此事，要求神宗亲自过问。杭州、湖州一带的老百姓虽然无法上书朝廷，却家家求神拜佛，在苏轼入狱期间不停地做道场，祈求上天保佑，让苏轼早日脱离苦难。在朝野上下一片呼吁声中，神宗只好亲自处理，淡化此事，以贬官结案，并未判罪。苏轼被关了100多天之后，从湖州太守贬为黄州（湖北黄岗）团练副使，成为一个谪臣。
这次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说起来也并不十分严重，只不过是拘留（不是逮捕）了100多天，降级降职而已。但是这次冤案却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当时不过40岁，正在壮年，时时都想说动皇帝，被召进京，大展宏图，“致君尧舜”，做个治国的能臣。这场牢狱之灾，却使他大开眼界，使他看穿了小人的险恶，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他不屑于与那些小人较量，更不愿意与他们为伍，就萌生了退出官场改行做个文人的想法。这一转变，就使得现实社会里少了一个救时宰相，天下后世却多了一个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洗儿戏作》直言招祸
苏轼在经过乌台诗案的打击之后，头脑是清醒的。他明知这是自己直言招祸，但是绝不随波逐流，改弦易辙，而是我行我素，不改初衷。在认清那些小人的丑恶嘴脸之后，他更加愤世嫉俗，这种心情很自然地就从一些诗文中表现出来。他的那首名为《洗儿戏作》的自嘲诗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公元1083年秋，苏轼的第四子在黄州出世。按照当时习俗，生儿满月要行洗儿礼，他就写了这样一首自嘲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既称戏作，当然不是真话，而是用来自嘲的反话、戏言。他说“惟愿孩儿愚且鲁”的想法未必真实，但是他所揭示出来的这种社会现象——聪明人每每会受打击，“愚且鲁”者却能“无灾无难到公卿”——倒是千真万确，其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头脑清楚的“圣君贤相”实在太少，有权在手就想作威作福的人又实在太多。许多“在上者”嘴里也说欢迎人才，重视聪明人，但是对于那些敢说真话甚至直言犯上的聪明人总是难免心怀忌恨，至于“愚且鲁”者则多磕头少说话，即使开口，说的也是些阿谀逢迎之词，听来既悦耳又舒心，不妨提拔，使任公卿。这么简单的道理，“愚且鲁”者都能很快地领会，难道聪明人反而不能领会？不是。聪明人是不忍心这么做，因为这会坏事；也不甘心这么做，因为有损人格。
坎坷人生知己红颜
人的性格与他所从事的职业大有关系。当“官人”必须世故，否则你就对付不了那些人事纠葛；当诗人必须天真，否则你就写不出真情实意、激动人心的伟大诗篇。苏轼是一个从小到老都极为天真的人。他一生所遇到的三位夫人都是他的红颜知己，能够先后为他承担起家庭的重担，长期保护了他的天真，使他能够安心地创作出雄视百代、光照千秋的诗文来。
苏轼一生坎坷，贬官之后生活贫困。他在生活困难之时能够不为家事操心、潜心创作，完全得力于前后三位夫人的支持。可以说，苏轼流传千古的名篇巨制，无不包含这三位夫人的心血。
他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是他的四川同乡，比他小3岁，16岁出嫁，27岁病故，只和他相处了11年。王弗虽然年轻，却能博闻强记，是位才女。更难得的，是她比苏轼懂得人情世故，在很多事情上，能提出意见供苏轼参考。这位年轻的夫人对观察人的心理变化很有一套本领，比苏轼老练，对苏轼的帮助不小。她在临终之时对苏轼的谆谆告诫，极有见识，让苏轼铭心刻骨，永志不忘。她的英年早逝，使苏轼极为悲痛。在她逝世十年之后，有一夜，苏轼梦见了她，醒来写下了一首《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苏轼的第二位夫人名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因为兄弟姊妹很多，按排行称为二十七娘。她和王弗不是一种类型，王弗是才女型，她却是贤妻良母型，为人贤淑，善于理家。她和苏轼相伴的25年中，不仅遭到乌台诗案的横祸，而且经历了不少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在苏轼处于极为失意的时期，她全力支撑起这个贫困的家。据苏轼自己记述：“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这样就使得苏轼得以一心从事创作。苏轼一生中最伟大的最有生命力的作品，例如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都完成于这段时期。公元1086年，宋神宗死，子哲宗继位，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为相，苏轼受到重用，调汴京担任知制诰兼侍读、龙图阁学士、礼部尚书等职。这第二位夫人只过了几年舒心日子，就在46岁的中年辞世，苏轼极为伤感。
苏轼的第三位夫人王朝云，是杭州人。她12岁到苏家当侍女，18岁时被收房成为如夫人。她比苏轼小27岁，但很聪明、早熟，很理解苏轼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心情。后来，苏轼因为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又被旧党中的小人排挤出京出任杭州太守，心中闷闷不乐。有一天，苏轼坦腹歇凉，露出一个大肚皮，他带着开玩笑的态度问家里的人：“你们看我这大肚皮里装的是些什么东西？”有人说是满腹文章，有人说是满腹经纶，他都认为没有说准。只有朝云笑着说：“我看你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觉得朝云才是深深理解自己的知己。
王弗为苏轼生了长子苏迈，王闰之为苏轼生了次子苏迨与三子苏过。这三个儿子都由王闰之一手抚养成人。公元1083年秋，朝云生下了第四子苏遯，可惜不久就夭折了。公元1094年，苏轼已经年近花甲，仍被新上台的新党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广东惠州。这时王闰之已经去世，家里的下人都不敢跟去，只有朝云坚决追随他南下，和他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只可惜她不服水土，一年多以后，病逝惠州，亡年只有34岁。苏轼无限伤感，在悼亡诗中把她比为散花天女。朝云逝后，苏轼又被流放到海南的儋州。等到朝廷下了大赦令，准许流放者回来，他已65岁。次年，他在江苏常州去世。
夫子之道平生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