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吾重之爱之，然后有今日之要求。吾知党人亦莫不仰重孙先生，尊之为吾党首领。但为此不妥之章程，未免有些意见不合处。故吾党中分裂，于孙先生名誉有碍，党务亦因而不能统一，于国家前途亦有莫大关系。且吾知此新章之不能改者，原非孙先生之把持，实为三五人所梗耳。何以见之？章程拟稿时，孙先生曾分给一份参看，吾指其不合处要求修改，孙先生当时力允。对胡汉民先生亦然。后不果改，勉强施行，吾料确非孙先生之本意，望能与先生函商一切。若有效，不但克强一人感激，吾知党中多数健全分子亦当引为庆幸。至吾为此事，自到美以来，除密商林森、谢英伯、冯自由，黄伯耀而外，并未对第五人说及。
（据梅培一九一五年十月四日给孙中山的信）
告国人书
--与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联名之通电
（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上海分送《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时报》、《申报》、《新闻报》，北京分送《亚细亚报》、《国民公报》暨国内各报馆鉴：兴等无状，与父老兄弟别，亦既两年。前此粗疏缪戾，国人所以切责兴等者，皆一一深自引咎。惟是非未明，内外资为口实，戕我国脉，淆我舆情。此为国家存亡所关，非直流俗毁誉之细，敢复不辞缕，略有所陈。兴等去国以还，权威所存，修辱已至。而游探盈国，好事者塞途，又复争相诋诃，务尽媒孽。萑符有警，辄入兴名；炯、蔚、建、钧，均见钩致。迩者国交顿挫，举国惊迷，兴等乞援思逞之谣，观腾播中外。夫本无其事，被谤议不能自明者，古来何止百数。兴等无似，亦诚愿安缄默，俟之百年。无如兴等见毁，乃由奸人假之，涂饰庸俗耳目，以售其欺；甚或他人用之，恫喝软弱政府，以收其利。纵国人不察，愿绝兴等，兴等果安忍自绝于国人，不一暴其素志，使知所自处哉？
在昔清政不纲，邦如累卵，国人奋起，因有辛亥之役。虽曰排满，实乃图存。政不加良，奚取改革？南北统一以后，政柄已集于一隅。吾党遵守宪政常规，诚有所抨弹牵掣。时则国人初习共和，吾党叫嚣凌厉之气，亦诚不免。国中贤达，每来诮让之声，兴等自维前失，敢不引罪？
1.陈炯明（1878年1月13日~1933年9月22日），字竞存，绰号残仔明，惠州府（今汕尾市）海丰县人。他曾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中国致公党首任总理。他在广东在任期间，曾推动广东省建设，并正式建立广州市。
2.柏文蔚（1876~1947），字烈武，中国安徽寿县人。1899年，组织“励志学社”。1900年，组织反清的“强国会”。1905年创立“岳王会”，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与冯麟阁等计划在东北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联络新军第九镇攻南京。
1913年7月宣布安徽独立，参加讨袁战争，失败后逃往日本，后赴南洋。1917年回国，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三十三军军长、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28年与廖运周、许光达等一起在寿县成立学兵团。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国府委员。1947年在上海病逝。
3.
钮永建（1870～1965），字惕生，一作铁生，又字孝直，号天心，江苏上海（今上海市）人。少年中秀才，甲午战争后弃文习武，研求西学。1895年入湖北武备学堂习军事。毕业后赴日留学。1903年在日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遭清廷缉捕，避走德国。1911年回国响应武昌起义。1913年参加反袁斗争。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4.
李烈钧（1882~1946），原名烈训，又名协和，字侠如，号侠黄，汉族，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罗溪坪源村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
癸丑七月之役，固自弃于国人。然苟有他图，国政于以修明，兴等虽被万戮，又何足悔？当举事时，成败利钝，已能前睹。一击不中，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兴等虽以此受同志之责，居恇怯之名，质之天良，尚无所歉。斯时可战之卒，尚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犹且不肯负固以困民生。今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毁兴等者，即不计吾徒居心之仁暴，亦当论其设策之智愚。
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兴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国家大义蒙无所知？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未远，即在平南。凡此所谈，五尺之童可以具知，乃烦兴等言说短长，实为遗憾！战败以来，兴等或居美洲，或留欧土，或散处南洋各地；即在日本，亦分居东西京、神户、长崎有差。外患之生，尚未匝月，东西万里，居各未移，商发本电，已极艰困，则聚且未能，谋将安出？乃闻国中谈士，戟指怒骂，昔年同志，贻书相讥，谤语转移，哓哓嗷嗷，恍若道路所传，已成事实。呜呼！兴等纵不足惜，顾如利用者掀髯于旁，公等冥冥中偾其国事何哉！
须知革命者，全国心理之符，断非数十百人所能强致。辛亥已事，即为明征。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日不宜？重以吾国元气凋伤，盗贼充斥，一发偶动，全局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谅。惟革命之有无，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当卜之政象良恶。故辛亥之役，乃满洲政府成之，非革命党所能自为力也。今者政治清浊，事业兴废，士气盛衰之度，较之满洲何如？此俱国人所闻见。当兴等随国人后与闻政事，当局者每借口大权未一，强饰其非，此中是非，无取辩说。但今日之失政，何与于昨日之争权？兴等蔽罪以去，则新治宜呈矣，胡乃抵排异己，甲乙无择，生心害政，益益有加，至今空尸共和之名，有过专制之实，一语反诘，真相立明。年来内政荒芜，纲纪坠地，国情愈恶，民困愈滋。一言蔽之，只知有私，不知有国。权氛所至，自非易女为男，易男为女，此外盖无不能。又辄借词内乱未已，政力不专，其为欺谩，尤不待问。
窃论外交受逼，虽有时势因缘，而政治组织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盖一人政治，近世已经绝迹，非其不能，实乃未可。良以社会之质，善于一人；团体之力，厚于分子；此种政治通义，背之不祥。今吾国不见国家，不见国民，而惟见一人。宜乎他国以全国之力，仅为束缚驰骤一人之计，而若行所无事也。夫只知媚外，亦有穷时；专务欺民，何异自杀？吾国经此惩创，实乃迷梦猛醒发奋独立之秋，曰存日亡，惟视民气。
兴等流离在外，无力回天，遇有大事，与吾徒有关者，亦惟谨守绳墨，使不危及邦家而已。虽怀子卿“不蒙明察”之冤，犹守亭林“匹夫有责”之志。引领东望，神魂俱驰。
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有。
（据《胡适留学日记》第三册；又见《少年中国晨报》一九一五年四月一、二日）
附一：陈其美致黄兴书
（一九一五年二月四日）
《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此信题为《致黄克强劝一致服从中山先生继续革命书》。
克强我兄足下：美猥以菲材，从诸公后，奔走国事，于兹有年。每怀德音，谊逾骨肉。去夏征颿西发，美正养疴在院，满拟力疾走别，握手倾愫，乃莫获我心。足下行期定矣，复以事先日就道，卒无从一面商榷。区区之意于足下缘何悭也！日者晤日友宫崎君，述及近状，益眷眷国事，弥令美动“榛苓彼美，风雨君子”之思矣。
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谭、宋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夫谓足下为革命实行家，则海内无贤无愚，莫不异口同声，于足下无所增损。惟谓中山先生倾于理想，此语一入吾人脑际，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见，不易见诸施行。迨至今日，犹有持此言以反对中山先生者也。然而征诸过去之事实，则吾党重大之失败，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误之耶，抑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而反对之，致于失败耶？惟其前日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皆致失败，则于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张，不宜轻以为理想而不从，再贻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怀往事，而欲痛涤吾非者也。爰胪昔日反对中山先生其历致失败之点之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数事以告，足下其亦乐闻之否耶？
当中山先生之就职总统也，海内风云，扰攘未已，中山先生政见一未实行，而经济支绌，更足以掣其肘。俄国借款，经临时参议院之极端反对，海内士大夫更借口丧失利权，引为诟病。究其实实交九七，年息五厘，即有担保，利权不碍。视后日袁氏五国财团借款之实交八二，盐税作抵，不足，复益以四省地丁，且予以监督财政全权者，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岂可同年语耶！乃群焉不察，经受经济影响，致妨政府行动。中山既束手无策，国家更濒于阽危，固执偏见，贻误大局，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一。
及南北议和以后，袁氏当选临时总统。中山先生当时最要之主张，约有三事。一则袁氏须就职南京也。中山先生意谓南北声气未见调和，双方举动，时生误会，于共和民国统一前途，深恐多生障故。除此障故，非袁氏就职南京不为功，盖所以联络南北感情，以坚袁氏对于民党之信用，而祛民党对于袁氏之嫌疑也。二则民国须迁都南京也。北京为两代所都，帝王痴梦，自由之钟所不能醒；官僚遗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凭藉，方足铲锄专制遗孽。迁地为良，庶可涤除一般瑕秽耳。三则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诏全权授袁氏组织共和政府也。夫中华民国，乃根据临时约法，取决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后构成，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袁氏之临时总统，乃得国民所公选之参议院议员推举之，非清帝所得任意以予之也。故中山先生于此尤再三加之意焉。此三事者，皆中山先生当日最为适法之主张，而不惜以死力争之者也。乃竟听袁氏食其就职南京取决人民公意之前言，以演成弁髦约法、推翻共和之后患者，则非中山先生当日主张政见格而不行有以致之耶？试问中山先生主张政见之所以格而不行，情形虽复杂，而其重要原因，非由党人当日识未及此，不表同意有以致之耶？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二。
其后中山先生退职矣，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吾人又以为空涉理想而反对之，且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度。卒至于朝野冰炭，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谋国之苦衷，经世之硕画，转不能表白于天下，而一收其效。有负干中山先生者此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