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个父母会有这样的担惊受怕——去自己孩子的学校还需要叫上警察护送才能从学校脱身;也没有哪个父母会有这样的遭遇——因为某个人无凭无据的肆意诽谤,而被学校老师和管理人员拒之门外。尽管有人可以在这里肆意诽谤,而我这个当妈的在北港小学却没有说话的自由,直到姑娘们回到学校,摆脱了父亲的控制,她们称为“绑架”,我才有了发言权。2001年3月26日,我接到凯蒂电话,说她在学校。她去过学校办公室,想用那里的电话给我打电话,但被校长拒绝,她当即放声嚷起来,说她被自己的父亲绑架了。她被“软禁”在房间里,没有电话,也上不了网,根本联系不上我。她还说,她被父亲交给了一些她根本就不信任的人,她要给格伦达·塔克律师打电话。凯蒂就是这样,说话从来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戴尔将她们送了回来,我不知道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春假期间本是由我监护女儿的时间,但是他故意带走女儿们,不让我们母女见面。一连两个周末,他剥夺我监护女儿们的时间,但是他自己却根本不和她们在一起,一天都没有。他私下里明明知道白伦·巴克是一个虐妻狂,他还是把女儿们交给他看管。白伦2001年娶的这任妻子,已经不是1997年他曾拳脚相向的那个女人了。那时,戴尔跟他私交甚好,彼此又是同事,甚至,在1995年之前在塔萨尔的时候,戴尔还曾是他的上司。当初我跟戴尔复婚的时候,他就非常支持我,他很清楚我非常爱孩子们,但他还是听从了戴尔的使唤。不知道戴尔到底跟他讲了些什么,反正他想法子说服了白伦,不要让女儿们跟我有接触,总之戴尔的诡计是得逞了。凯蒂被迫过了19天与世隔绝的生活后,戴尔又把她带回了北港小学,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认为凯蒂会对此事善罢甘休,默不做声,或者以为她不会想办法给我打电话?显然,他错看了他的小女儿。
我就料到他会在这一天把孩子们带回来。我想他自己应该很清楚,这一次我可是要动真格了,绝不跟他闹着玩了。3月23日那天,我还是没有女儿们的半点音讯,于是我走进了法院,手里拿着打印好的诉状,径直来到四楼,准备递交法院。我在诉状上将绑架一案的来龙去脉解释得清清楚楚。为了解救我的女儿们,我在上一周就约好了我的私人教会顾问维多利亚·热德林,并叫上我的一个教友陪我一同前往,为保险起见,还联系了俄克拉荷马郡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为我们保驾护航。我离婚后的遭遇,维多利亚都知根知底,了然于心。我早前加入了大都会浸礼会教堂单身教友团,这家教堂就在我家门前那条路的上面。自从我跟戴尔争夺监护权以来,维多利亚和她的室友凯瑟林马丁就一直是我的坚强后盾,始终跟我站在一起。
她们不但为我祈祷,还在我出庭的时候陪我一起去法院。12月5日,由于法庭的失误,我输掉了官司,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权,而那天刚好是维多利亚的生日。
她肯定地说,那一个生日是她有生以来过得最糟糕的生日。我希望她是对的,因为我希望在她以后的人生中不会再有这么糟糕的生日了。她们俩是我和我家人的精神支柱,力量的源泉。一想到那句老话“养育一个小孩要发动全村的力量”,我就想起了我的教会大家庭。凯瑟林身材娇小纤细,为人耿直又机敏聪慧,但她也能干出与其娇小外貌完全不相符的事情来——喜欢在镇上开着她性感的小敞篷车飙来飙去,一头长长的褐发在空中恣意飘舞。要不是凯瑟林的智慧与敏捷,我早就失去了信心,无法抗争下去。是她支撑着我,不许我停下维权的脚步,因为她最了解我女儿们的心,她知道她们的归属应该在哪里。
在3月23日那天,有人认为姑娘们是在史蒂芬郡同贝拉的父母待在一起,可是贝拉、贝拉的父母,以及她的前夫都极力否认这件事。我此前就认识贝拉的前夫,当时他也是为了儿子在和贝拉打官司,我还为他写过一份证词,帮他争取他儿子的监护权。有记录证明,俄克拉荷马郡郡长艾伯纳西治安官用他自己的手机联系过了戴尔。他责令戴尔将姑娘们送回漫步道家中,并促令戴尔就绑架指控向警察投案自首。可戴尔回话说他宁愿“搞死自己”,也不愿让“姑娘们再次见到妈妈”。仅凭这一点,艾伯纳西中士完全可以就此写出书面证词,作为以后起诉戴尔的呈堂证据,也有助于四个月后在法庭上推翻柯尔敦法官的先前的裁决。
信念,信念就是这样一点点地铸就而成的。我一直在车道上守着,看着那栋房子,我曾经打算住在那里,将孩子们养大成人。如今我却不得不对一个让我们的婚姻走向尽头的男人一忍再忍,而且还得无奈地坐在门外,听长官跟我说,他只能将情况记录在案,除此之外他也毫无办法。当然,我知道我不能逼着这位代理治安官凭空把女儿们变回来。我必须保持冷静,不仅因为这是文明之举,还因为我心里明白,信念的威力要靠上帝才能发挥,我唯有相信上帝才是。在我们无法改变现状时,信念就是我们必须拥有的法宝。我们不能控制生活,强迫它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想要它怎样就怎样,但是我们可以满怀信念,相信一切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相信上帝可以改变局面,不论发生怎样的遭遇,他都能帮我们解决,并为我们减轻苦难。在《圣经·旧约》(《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十二节中写道:“不知道我们眼下该怎样做,但主啊,我们的眼光一刻也不曾离开过你。”
戴尔怎么又想到将凯蒂送去学校了呢,真不知他脑袋里在想什么?原来上帝让我最后一次怀孕的时候,就是为了造出一个和我脾气性格一模一样的孩子——一个小小的我。她绝对不会让父亲在绑架了她之后,还能逍遥法外;她也绝对不允许别人阻止她上网。生活的意义对于这孩子来说,似乎就是为了侵入未知的世界。在她这个年纪,她已经完全可以和贝拉硬拼对打了,而这就是问题所在。戴尔当时是要离开俄州一段时间,而他又不能冒险让贝拉和她刚出生的孩子摩根,受到凯蒂这个“小魔鬼”的伤害,所以就把她软禁了起来。而这个“小魔鬼”果真就站到学校门厅里拼命尖叫,直到有人把她拖到一边,让她给我打电话。想想吧,潘西先生现在也没辙了,只能像格林博士那样……听孩子的!
3月23日,星期五,就在凯蒂在北港小学门厅里尖叫之前,我正好到了法院四楼的办公室。那里的人都是西装革履,而我却穿着一条“莱德”牌牛仔裤,上面裹着一件套头毛衣,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一般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不用穿着正式地去莫勒先生办公室上班。其实在我给莫勒先生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打扮得很正式,直到他和我之间有了点分歧之后,我才有所改变,开始正装上班,而有几次我这么做,就是想让他知道,我可能有个午餐面试。此时此刻我就站在职员的办公桌旁边,手里拿着诉状;身边挤满了律师,看来这是找个好律师的绝佳时机,一百个人里面你总能抓到一个的。想想看凯蒂又是怎么成功的?于是我也大声地问道:“有谁知道哪个厉害的律师,我现在就要!我前夫绑架了我的孩子,而且还极度藐视法庭,谁可以给个建议,给个名字给我?”
这时从左边闪出一个男人,当时他在跑自己的案子,准备继续上诉,他声音洪亮,非常干脆地说:“安尼塔·桑德斯!”话音刚落,整个房间的人就开始窃窃私语地议论开了。这房子又长又深,本来是交头接耳的私语很快就变成了热闹的嘈杂声。我把安尼塔·桑德斯这个名字写了下来。“你看需不需要我帮你打电话给她?”这时从我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有几次她在法庭上把我打得一败涂地。”
就这样,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给我讲了起来,看来这个安尼塔·桑德斯真是个传奇人物。我一时间欣喜若狂,但是很快又回过神来了,要是我出不起律师费,那岂不是浪费她的时间。“可是我根本没钱交律师费啊,”我跟最后一个愿意帮我打电话的人说。“我没听说她要收钱啊,”
他说。活到这把年纪,还从未有过如此让我感到意外惊喜的消息。他继续讲着关于安尼塔的事情,最令人振奋的是,她特别乐意对付那些替为非作歹者进行辩护的律师,她一定会狠狠地修理他们,打得他们昏天黑地。他跟我讲,还有一点让安尼塔名声在外的是,她接受用物品抵律师费,要是我有什么东西值这个律师费的,她也许会同意帮我,至少,应该看在小孩的分上帮我。于是,我让他拨通了电话。
2001年3月24日,星期六上午,我和朋友约瑟夫·汉密尔顿去拜访安尼塔·F·桑德斯,她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是个凶狠可怕的怪兽。实际上,安尼塔跟我差不多高,而且肯定比我瘦。也不是一脸尖嘴獠牙的样子,想必这位怪兽的爪子也被藏起来了。我迅速把她的办公室瞄了一圈,也没见到她收藏任何球类,至少没看见传闻中她最喜欢的那种收藏品。我倒是觉得安尼塔看上去挺友善的。
她热情地招呼我们喝饮料,甚至还让我们品尝她的拿手好菜意大利面食色拉,这道菜完全是她自己搅和出来的,完全没人帮忙,对此她非常得意。她还提到她的女佣已经辞职走人了,于是我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可以趁机跟她来个交易呢;至少我当时有这么个想法。哪怕是求她,我也愿意。安尼塔的策略很简单,只要求我把一切经过写下来,从我和戴尔最后一次闹翻写起,一直写到我走进的她办公室的那一天。简单是简单,只是根本做不到。
我跟她解释说,这个案子光最重要的部分就足以写出一两卷来,你想象不到会有多啰唆——但内容绝对是真实的。
她想要了解这个案件大部分的关键信息,尤其是绑架前后的每一个细节。我手上拿着艾伯纳西长官开的情况说明,安尼塔认为这份文件不仅说明我前夫简直愚蠢到家了,而且其内容的详细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她说她从未遇见过这样的警官,竟然如此耐着性子,把整个过程都一五一十地记了下来。这个人肯定是被戴尔给惹急了。我觉得这没准是件好事,我的前夫不光让我一个人讨厌他,现在也成为了众矢之的,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针对法庭的策略也同样简单。2001年3月26日,安尼塔作好准备,向法庭提请紧急裁决令,以这次绑架作为案由请求马上翻案,对上次的裁决进行改判,并将女儿的完全监护权永久性地判归我。这一次可再伤不起了,会不会又出什么岔子呢……那辆货车,就是那辆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