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22年7月郁达夫从日本回国以后，他或为生活所迫，或为朋友帮忙，一直处于东奔西走、南来北往的奔波漂泊之中，按照他自己在《过去集》代序《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的说法，就是“为饥寒的驱使，乞食四方，车无停辙”。
1925年初，曾经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石瑛赴武昌就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校长，临行前，他邀请郁达夫随同自己去武昌，就任文科教授。郁达夫原本就对在北大教授的统计学感到乏味，况且石瑛又是他比较信任的朋友，于是他欣然允诺，并于1925年2月告别了任教一年的北京大学，前往武昌就职。
当时，张资平也正在武昌师范大学任理科教授。
在武昌任教期间，郁达夫曾于4月中旬回了一趟老家富阳。原来，自两年前清明节那一天，郁达夫将孙荃和龙儿送回富阳，自己独自留在上海以后，孙荃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感情融洽”，有时隔阂反倒越来越深。所以，这次回家，他除了看望年迈的母亲以外，还专程将妻子孙荃和已能蹒跚学步的龙儿一同接到了北京，暂时寄住在长兄郁华的家中。
暑假临近，他从武昌回京以后，觉得同哥嫂住在一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并且两家合住房子也过于狭小，因此，他便在什刹海的北岸，另租了一间小屋。这时候，龙儿正长得活泼可爱且已会牙牙学语，一举一动，处处讨人喜欢，整个暑假，夫妻两人几乎日日与龙儿伴乐。有时，他们也一同带着龙儿去门前的柳荫中散步，或去北海观赏荷花，三口之家总算过了一个快乐、闲适的暑假。
然而，对于郁达夫来说，这种安详、和谐的居家生活，真是既难得而又短暂。转眼又到了秋风吹落叶的时节，郁达夫不得不告别孙荃和龙儿，再次去武昌任教。这年11月，武昌师范大学发生了校长石瑛与教授黄侃之间的纷争，石瑛愤而辞职，郁达夫也受到一部分本地旧教职员的攻击、排挤，愤激之余也“袱被渡江，顺流东下”，回到了上海。
1925年5月，郁达夫在武昌师大任教时，成仿吾曾借回长沙之机，路过武昌，与同在武昌的郁达夫、张资平协商，讨论过脱离泰东书局，设立创造社出版部，复活创造社的问题，但因当时天各一方，无法付诸实施。现在，郁达夫“顺流东下”到了上海，于是便与当时正在上海的郭沫若及周全平、穆木天等新加入创造社的年轻人一起，为筹建创造社出版部、编辑出版新的刊物《创造月刊》而奔波。
1926年春，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正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广东蓬勃兴起，中华民族的热血志士纷纷南下。在时代的感召和南方革命形势的鼓舞下，1926年3月18日，郁达夫也与郭沫若、王独清一道，共同踏上了开赴广州的航船。
这一天，恰巧是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执政府在天安门广场屠杀青年学生的日子。
在船上住了5天，郁达夫一行三人于3月23日晨抵达广州。
促成他们这次南行的机缘，是广东大学聘请郭沫若就任文科院长，经郭沫若推荐，学校又同时聘请郁达夫为文科教授。所以，当时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并兼任广东大学理科教授的成仿吾前往码头迎接以后，次日就帮助他们住进了广东大学。
这时，除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王独清以外，创造社的成员郑伯奇、穆木天也先后来到广州，仿佛刚刚复兴的创造社迁徙到了广州。他们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并决定由郁达夫主持分部的工作。于是，他一面在广东大学教书，一面参加创造社的工作。
正当郁达夫满腔热忱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新的生活时，6月初，他忽然收到一封由北京寄来的家信：“龙儿病危，速归。”
龙儿是郁达夫的第一个孩子，这个于忧患乱离之时降临人世的生灵，今年刚满5岁。接到龙儿病危的消息，郁达夫心急如焚，仓促北上，但因当时兵乱迭起，交通阻绝，等他经上海、天津赶回北京时，已是6月19日(阴历五月初十)，而龙儿却在四天前端午节那天就已夭折了。妻子孙荃告诉他，龙儿患的是脑膜炎，自患病之日到他绝命的端午节这天，前后总共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没有见到尸体，也没有见到棺殓，郁达夫回家之日，龙儿早已在妙光阁的广谊园地下躺着了。为追寻龙儿生前的遗迹，他和孙荃一起在长兄郁华家中小住了几天以后，又搬回到什刹海附近他们自己的住处。可是，搬回什刹海，郁达夫又不免睹物思人，触景生情。
那只今年正月里买的已被龙儿玩破的花灯静静地躺在卧室的一角，为了这花灯上他自己烧破的一个窟窿，龙儿曾哭过好几次。地上的几堆灰烬，当是他下殓时给他烧纸钱时留下的痕迹。尤其是那院子里的一架葡萄，两棵枣树，更使郁达夫想起了去年暑假一家三口在这里度过的一段闲适、安乐的美好时光。
去年葡萄、枣子成熟的时候，龙儿站在树下，兜起大褂，仰头看着树上的郁达夫，郁达夫每摘取一颗枣子丢入他的大褂兜里，他的哄笑声总要持续三五分钟。现在，这两棵枣树又结满了青青的枣子，但却再也无人去品尝，一任它们熟极之后迎风辞枝自落。夜里，郁达夫与孙荃且哭且谈，常常要到夜深人静之后才能入睡，而在这幽幽的谈话中间，他们最怕听而又偏偏能够听到的，就是这不时滴答作响的坠枣之声。
“唉唉，想起来，龙儿实在是一个填债的儿子，是当乱离困危的这几年中间，特来安慰我和他娘的愁闷的使者！”
整个暑假，郁达夫都沉浸在这种悲叹和幻梦之中。
龙儿夭折时，郁达夫与孙荃已有另外一双儿女——长女洁民(幼名文儿)，次子天民(幼名熊儿)。1927年，他们又生育了最后一个孩子——小女儿正民(幼名胖妞)。
阴历九月底，北京又到了秋风萧瑟、枯叶飘零的季节，这时，郁达夫也接到了广东大学催促他南下的信，于是，他告别了妻子儿女，又茫然地踏上了南行的旅途。当孙荃来东车站给他送行的时候，郁达夫的心里依然笼罩着一种暗淡、悲苦、辛酸的感觉，这种暗淡、悲苦、辛酸的感觉几乎弥漫了他南下的整个旅程：
“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更远了，自家只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中大约是完不了的漂泊。”
自此一别，郁达夫便与孙荃分居了。一年以后，孙荃带着子女从北京返回故乡富阳定居，并且诵经念佛，至死未再出嫁，直到1978年3月29日去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