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为了打击日益猖獗的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确保正常的经济秩序，中央决定采取果断的措施。4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邓小平坚决地说：“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这是一个经常的斗争，经常的工作。否则，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坚持呀？如果不搞这个斗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所以，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1982年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说：“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一手。但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能够真正有利于四化建设，能够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同时还有另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这一手，就没有制约。”
1986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在谈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抓社会风气好转问题时提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指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1992年1月20日，高耸入云的深圳国贸大厦显得格外挺拔。这天上午，在这座大楼53层的旋转餐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俯瞰了深圳市容，领略了在他的关心下成长起来的深圳特区的发展变化，并与当时领导干部侃侃而谈。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他提出，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可以搞上去。
根据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切实措施，逐步扭转了“一手软、一手硬”的状况，推动了两个文明共同进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邓小平的政治交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大家都要维护这个核心，团结在这个核心周围
实现党中央领导层的新老交替，是邓小平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致力解决这个问题。
中外人士都知道，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新时期中国内政外交的主要决策人。他在新时期的巨大作用是历史性的。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外都期望他能出任中央主席或总书记职务，但他都力排众议，坚持不当第一把手，而是推荐相对年轻的同志到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岗位，其目的就是要尽快建立起一个坚强有力、有朝气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之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了他的面前。
这年的5月31日，邓小平在与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说，动乱平息之后，我们确实有些事情需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两条：第一，要改换领导层。
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他说，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要真正建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三代领导。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宽阔的，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
在这次谈话最后，邓小平这样说：“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半个月后，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又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
6月16日，他在谈话中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
邓小平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等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谈到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指胡耀邦和赵紫阳——编者）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
邓小平强调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大家现在同意的江泽民同志。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随后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又撤销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了扩大会议，为四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必要的准备。四中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6人组成；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江泽民于1926年8月17日出生，江苏省扬州市人。1943年起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1955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
1956年回国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1962年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1980年后，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1982年后，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1985年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长期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各级领导岗位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称赞江泽民总书记“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邓小平说：“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只有六十三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
江泽民德才兼备，在危难之时出任党中央总书记，从而保证了我们党和国家能够顺利渡过历史难关，保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
1989年11月9日，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江泽民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3天后，邓小平与新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一道，来到北京京西宾馆，看望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们。
邓小平手握麦克风，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把我们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1989年12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时这样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换了代，现在事情归新一代领导人管了。他们主持全局已经五个多月了，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没有因为我退下来而有任何变化。”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邓小平实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夙愿。
1989年11月9日，居住在首都北京的人们与往常一样，各自忙碌着。
清晨，点点雪花随风飘落，路边的树干披上了薄薄的银装，初冬的一场瑞雪给这座美丽的城市又增添了新的景色。
正在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宣读着这一年邓小平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一九八○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一九八七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80多年的人生生涯，60余年的革命历程，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是轻而易举。
退休，是邓小平多年来的心愿。从他第二次复出领导改革开放以来，就在着手安排接班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力排众议，带头退出一些领导职务：1980年8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他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3年6月，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他辞去了全国政协主席职务；198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职务。
邓小平多次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果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是很不健康、很危险的。人老了，总有一天会糊涂，也难免说错话、办错事。他多次表示要在自己身体还健康、脑子还清醒的时候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并且多次说过，他的任务就是逐渐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邓小平在主持建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过程中，明确表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作出一系列深得人民拥护的重大决策，国内政局逐渐平稳。全国人民从周围的实际变化中感受到了党中央的英明正确。人民对党中央的信任和拥护，化作巨大的力量，推动着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伟大事业不断向前。
邓小平目睹了这一切，他对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在短时期内所作出的政绩表示满意。他决定完全引退，把担子完全交给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他认为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与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同志谈话，商谈他退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