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毛泽东在全局上是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是绝对不允许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任何形式的否定的。他之所以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是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恢复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邓小平主持各条战线的整顿，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一系列政策进行否定时，就不仅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强烈反对，毛泽东自然也是不能允许的。
或许是为了进一步考验邓小平，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但邓小平却婉言拒绝了。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从而表明了不赞成作这样一个决议的明确态度。这使毛泽东对他大为不满，对他的处理和批评也逐步升级。
伴随着初冬的风雪，一场针对邓小平的政治运动又开始了。
从1975年10月起，毛泽东在同毛远新等人的谈话中发表了一系列“最新指示”。针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全面整顿，毛泽东重申：“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他还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
是阶级斗争嘛。”“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持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还直接针对邓小平说：“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在毛泽东这些带有空想的“左”倾思潮的影响和鼓励下，“四人帮”打着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旗号，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经验主义，煽动打“土围子”，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四人帮”的诬告，决定停止邓小平的工作。这种不经任何法定程序、停止一位副总理工作的做法是一种严重的违宪行为，在“文革”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不久，毛泽东又以邓小平转交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两封反映“四人帮”的代理人迟群和谢静宜问题的信为由，硬说刘冰的信的矛头是指向他的，邓小平偏袒和支持刘冰，以这种荒谬的理由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这个不得人心的批判运动，中断了全面整顿的进程。整顿中提出的正确的政策措施全部遭到否定，刚刚出现的稳定和好转的形势被破坏，一大批执行正确方针的干部受到打击，全国重新陷入混乱。经过近十年的动乱，干部和群众的认识有了很大进步。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的成效有目共睹，人心思治，党心思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既违背事理，又违背人心，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抵制。这种状况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看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对邓小平坚持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结束“文革”，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理想已经深入人心。人们的怀疑和不满如即将爆发的火山，随时准备喷涌而出。
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
1976年1月8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的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是深受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但仍然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为维护正常的工作，尽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受迫害的党内外人士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由于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曾遭到各种形式的打击，他的逝世引起全国各族人民无比的悲痛，人们把摆脱“文革”灾难、争取国家光明前途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都寄托在对周总理无尽的哀思之中，自发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悼念活动。
自3月下旬起，全国各大城市自发掀起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高潮。丙辰清明（4月4日）这一天，首都和各地来京的群众，不顾“四人帮”一再发出的禁令，先后有二百余万人次汇聚于天安门广场，群情激奋，声势浩大，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斗争锋芒直指“四人帮”。
天安门事件是全国人民自觉抵制毛泽东晚年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现，它体现了人民追求国家和社会主义美好前途的强烈愿望。
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是在以周恩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和正确思想影响下发生的。尽管邓小平在组织和行动上与这个伟大运动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他的理论和思想却是人民心中的一面旗帜。已经持续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人民来说，真可谓水深火热，激起广大干部群众越来越大的憎恶，人们把恢复社会秩序和党的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他们代表人民愿望的努力，却一再遭到“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使人民对“四人帮”产生更加强烈的怒火，终于在天安门事件中像火山一样喷涌而出。这个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反对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错误的指导思想，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它为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文革”、开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4月4日这天晚上，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由毛泽东指定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把百万群众的正义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决定当晚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毛远新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会议情况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群众对此非常气愤。4月5日，广场上的群众同民兵、警察和部队发生严重冲突。晚上9时30分，万余名民兵和警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了镇压。4月7日，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抵制极“左”路线的努力再一次受到挫折，在“文革”中他第二次被打倒。
1976年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多事之秋。“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四人帮”在全国到处追查与天安门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到处追查“政治谣言”，煽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革命帽子满天飞，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7月6日，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朱德逝世。他对“批邓”至死转不过弯，带着对国家前途深深的忧虑、愤恨与不平离开了人世。7月28日，唐山、丰南大地震夺去了24万人的生命。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他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天怒人怨的“文革”残局，撒手人寰。他在离开亲手缔造的党和国家、离开热爱和养育他的人民的时候，既不安详，也不平静。
这位耄耋老人弥留之际十分沉重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严重困扰着毛泽东，使他至死无法解脱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当然也包括邓小平问题，在他临终作了自我总结，那就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可以冷静地总结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