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明在《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的综述》一文中是这样阐述的：“中文中的‘民族’则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它确实包含了‘人民’和‘族类’两种性质不同的含义，是由‘民’和‘族’两个东西化合而成，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但这样也导致了人们在探讨民族、民族主义等问题时不能有一个基本一致的民族概念。”“将西方学术用语中‘ethnicgroup’这一概念翻译为‘族群’，并广泛应用于我国的各种社会群体研究，这个过程就是族群概念的中国化。”当然，王东明还表示“问题并不仅仅是在概念及翻译本身，更在于与此相关的权力关系的构建。”
弗里德里克·巴斯在《族群与边界》一文中通过四个层面来阐述族群的概念，他说：“族群这个名称在人类学著作中一般被理解为用以指明一群人：（1）生物上具有极强自我延续性。（2）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实现文化形式上的公开的统一。（3）组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4）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的成员资格，以形成一种与其他具有同一阶层的不同种类。”
徐杰舜在《族群与民族》一文中谈到：“族群本身并不一定含有state（国家）或government（政府）的意义，它只是有意识、有认同的群体中的一种。早在1965年，日本学者涩谷和匡就将族群界定为‘由于具有实际或者虚构的共同祖先，因而自认为是同族并被他人认为是同族的一群人。’”长期进行汉民族研究的他还称汉族中的客家人，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现动乱之时，由中原汉族南迁而逐渐形成的。他还举例说：“作为族群，无论是汉族的客家人、广府人、闽南人、平话人、东北人、陕北人、昆明人等，还是瑶族的盘瑶、山子瑶、花篮瑶、茶山瑶、过山瑶、布努瑶等，抑或是彝族的黑彝、撒尼、阿细、红彝等，还是苗族的花苗、红苗、白苗、青苗，都以文化为边界，既不享有政治权利，也不谋求政治权利。”
郝时远在《答“问难‘族群’”——兼谈“马克思注意族群理论”说》中针对纳日碧力戈的《问难“族群”》一文作了回应，针对纳日碧力戈的几处问难，作者认为是纳日碧力戈的“误读”或“未读”，认为其讨论态度的不够严谨，并对这些问难意义作了详解，将自己的观点一清二楚的给予阐明。
范可在《中西文语境中的“族群”与“民族”》中从西方人学术角度和中国学术用于角度分别阐述了“族群”与“民族”之用法及区别，主张在将精力投入在更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众，并不要对一些对译的词过于细论，只要在严格的学术问题上能寻找准确或相对准确的“对位”即可，并对其用一些简要的说明即可解决。
潘蛟在《“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这篇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族群与民族的区别，并在其族群与种族、部落、阶级等关系中阐述了族群的沉浮流变。相比而言，作者较多地用自己的语言阐述自己的观点，分析细腻、透彻，也一再强调族群与民族概念涵盖大小的问题。
阮西湖在《民族，还是“族群”——释ethnicgroup一词的含义》一文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从氏族到部落再到民族是人们共同演进的普遍规律，却没有族群这一个阶段，在20世纪初进入我们国内的术语里我们的印记中也只有民族一词，同时又将美国词典中对ethnic的解释也可理解为民族，因为概念的解释和民族的定义是吻合的。他还担心若使用“族群”将被“台独分子”利用，成为他们搞分裂的工具。因此，他是反对用族群取代民族的代表之一。
当然，我们争论的重点也许不仅仅在于概念使用的本身，我们更关注的是受概念影响的我国传统的民族理论架构和整个民族政策体系，如果概念受到了冲击，那么这两个方面都将被动摇而需要予以重新的考虑。
二是族群理论研究板块
族群理论涉及面很广，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学术积累，西方和中国在族群理论方面的研究甚多，在西方族群理论中，有文化论、边界论、原生论、工具论、辩证阐释理论和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构建说等六大流派，这些流派都对族群理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在中国，有关族群理论的论文也大批的发表，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李祥福在《族群性研究的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中比较明朗地介绍了有关“民族”和“族群”的概念和相关研究，也对“民族”和“族群”进行了对比，阐述了其适用和适用的范围，基本让读者明白了两者的区别和侧重所在。
徐杰舜、张袆凌在《族群结构简论》中运用了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理论对“族群”概念进行了解读，尤其是对汉民族的族群结构进行了分析，在谈到汉民族形成时说：“无论是甘肃永昌县的‘古罗马人’，还是河南开封的‘犹太人’，或是福建泉州市锡兰王子后裔，或是广东鹤山市鲜卑族后裔，他们在与汉民族的长期磨合中整合成了汉民族的一部分。”
周大鸣在《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比较研究》中，通过对粤东地区的潮客村落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调查点的基本情况，划分了族群认同的三种模式：（1）族群界限分明；（2）客家族群潮汕化；（3）潮汕族群客家化。并根据族群文化和族群互动等方面对族群认同的演化进行了分析，其中互动方面有宗族斗争、经济往来和神明信仰等原因。最后总结了族群认同的几种因素和模式。
林敏霞的《对〈雪球〉“族群”理论运用的商榷》一文是针对徐杰舜的《雪球》一书中有关“族群”理论的得失作了分析，肯定其在方法上突破的同时，更多的是指出此书在理论运用中的诸多不足，并将此书与王明珂的《羌在汉藏间》的族群理论作一对比，在对比中看到不足。
通过对西方族群理论的学习，并运用到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中，必然会对我们国内的族群理论起到一个丰富和充实作用，同时又将会进一步帮助人们很好地应用族群的理论。
三是族群认同研究板块
“认同”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者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过程。现在一般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与某些人联系起来并与其他一些人区分开来的自我意识。而“族群认同”其对应的英文是ethnicidentity，是指族群身份的确认。王希恩认为“民族（族群）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第17页。
万建中在《传说记忆与族群认同——以盘瓠传说为考察对象》细说了有关盘瓠的传说，以传说文本阐述口承历史在族群中的作用，并进一步说明这些口传记忆对某一族群的族群认同所具有的功能。族民通过传说建构着他们的认同。从口述文本的角度论述了盘瓠神话对瑶族主观认同的影响。
彭兆荣在《论民族与族群在变迁语境中的裂化因子》称：“如果以语言共同体来划分人群共同体的边界的话，越到今天，就越显得无力，因为‘语言共同体的同质性不是先天就有的’。”
菅志翔在《国家构建中的族群身份转换——以保安族为例》一文中称：“语言和世系并不是最强有力的认同纽带，这两个方面相加都不足以让蒙古人的群体边界因为这样一部分人口的存在而发生摆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