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对象4，阿村BWJR，33岁，农民，初中文化，5口人，有2子1女，大孩14岁。她有些遗憾地说，“我对现在的生活挺满意的，以前家境要好的话，我上完高中，考上大学，命运就改变了。我认命，当个农民。”
以下叙述也表达了比较相同的观念：
“我有3个孩子，我是个农民，我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TSG）；“命运，改变不了，我是个农民”（YLMG）；“我怎么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是个农民”（AYXGL）；“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一个寡妇，怎么改变。”（TSG）。
上述访谈对象没有提及胡达决定并主宰自己的命运，但迫于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又不强力从事，她们的经历和遭遇隐含着她们相信命运命定的趋同的感受。
3.非命论及与之并存的二元或多元的命运观。非命论即不相信命运是神意和天意所为，认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相信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同于天命论或命运命定论，非命论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表现为非命论的妇女占被访人数的45％左右。同时，有些受访者面对不同问题时表现出与非命论并存的二元或多元的命运观取向。
访谈对象5，喀什市ABD，31岁，干部，大专学历，已婚，1家3口人，有1女2岁。她认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提及如何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她说：“我自己首先要学会很多东西，小孩的第一个老师是妈妈，爸爸也重要，最重要的是妈妈。世界发展太快了，孩子到3岁时，让她上双语班，汉语不会不行。以后让她到汉族学校上学，学前班就有汉、英教学，汉语和英语可以同时学，喀什市还是维族学校多，汉族学校少”。看得出，她比较自信并清楚接受教育的重要性，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要立足现实，从孩子抓起。
访谈对象6，在喀什市某照相馆打工的ALKZMMT，家在疏勒县巴亿乡某村，22岁，上了6个月高中，汉语比较流利，未婚，姐妹5人。她是这样描述的：“我认为可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初中毕业后，上了6个月高中，后来在纺织厂干了1年半，在家里又呆了1年，之后又去乌鲁木齐学了2个月摄影。从乌市回来后在一个照相馆干了两年半，负责儿童照、电脑制作（修改、加工照片）、化妆、套模板等。喀什发展慢，乌市发展快。2007年4月，我去乌市，在一个维族人和外国人合办的咖啡店干了1个月，负责开票，回来才十几天，就来这个照相馆帮忙。以后，我想自己开个店，一分一分挣起来，自己有钱，找对象时，可选择的也多”，“未来，我想当一个好妈妈，朝拜一次，让孩子上外国学校。我要好好挣钱，孩子成绩好，上初中就去”。她的经历和体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够感受到，她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了信心与憧憬，从她的求学精神和思想理念，也流露出了她通过不懈努力改变生存现状的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追求。
访谈对象7，喀什市YMGS，24岁，裁缝，初中文化，已婚，1家4口人，有1子1女，子6岁，女1岁。她是一个自主自立的人，她深有感触地说：我觉得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老公没工作，有两个娃娃，我学裁缝，一家靠我养活；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有手艺、有工作、有钱，娃娃能上学；对我来说，未来就是办一个企业，发展自己的事业，提高生活水平。生活境遇和经历模塑了她的世界观，她用自己的评判标准描画未来。
访谈对象8，喀什地区某机关单位的GLMR，35岁，干部，大学学历，1家4口人，有1子（13岁）1女（9岁）。“只要自己努力，工作生活会好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妇女解放最重要，要让妇女有地位，尽量给她们工作，不管什么工作，只要她们有工作，自己就会觉得我这个人还可以。现在有些男的帮着干家务活，喀什大部分男的大男子主义严重，做女人，家庭幸福的话，就能高高兴兴去工作，家里的事处理不好，心里也不舒服。”言语间充斥着能够和渴望改变命运的坚毅，一种对妇女生存现状的忧患意识及诸多方面的理性认识。
访谈对象9，喀什市GL，26岁，市场管理职工，中专学历，未婚，1家5口人，有1个妹妹，1个弟弟，从小生活在汉族聚居区，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靠自己，应该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理想的社会是和平，团结，什么都不缺”，“在我心中，理想的穆斯林男性就是不要伤害我的自尊心。关心体贴我，爱我，尊重我”。她性格开朗，充满自信。也许是受居住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她的叙述流露出她希望生活在一个平安、稳定、和谐、富裕的社会秩序中，渴望拥有爱，彰显独立人格。
访谈对象10，喀什市MKRM，17岁，纺织厂工人，初中文化，未婚，和母亲、哥哥一起生活，上学时学习很好，因交不起书本费而辍学，她母亲离过2次婚，至今未再婚。她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生活好一点，减轻母亲的经济压力，经姨妈介绍，她去纺织厂上班，一个月工资400多元。在她心中，一个“理想的社会”是生活能好一点，母亲晚年过得好一点，没病没灾，心情舒畅。富贵与贫穷，悲欢与苦乐，伴随艰辛的成长经历，造就了她现实而善良的愿望和切肤的心理体验。
访谈对象11，喀什PLD，44岁，大学教师，大学学历，汉语较好，1家4口人，有2女，一个地道的书香门第，丈夫在英国读博士。她是一个豁达的有思想和理性思维的人，“命运就在自己的手上，自己不努力，怎么改变”，“一个理想的社会是安居乐业”，关于“未来”，她说“未来更糟糕，尤其人际关系。像维族，在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有些民族文化和习惯抛弃了，尤其是乌市。发展和传统是两码事。未来，人与人的关系逐渐淡漠，不像以前，邻居特别好，我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现在邻居在不在都不知道，很长时间见不着，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忙，农村还保持着”。问及是否惧怕死亡，她说：“当然，死了就看不到阳光，看不到美丽的世界”。人与人，乡村与城市，传统与发展，安居与乐业，显然，她能够辩证地看待和认识关涉命运的一系列问题，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访谈对象12，喀什市浩罕乡某村的HJGL，40岁，农民，小学文化，1家4口人，有2子2女，其中1女送给了丈夫的妹妹。这位的心声：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结婚时只有一袋子麦子，再什么也没有，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太富裕不行，太贫穷也不行，像我们家这样一般就可以；未来就是吃好、穿好、生活好。从她的话语中不难体察，人人都希望吃饱穿暖，过上幸福的生活，还需有必要的财富，这有赖于勤劳致富。
访谈对象13，疏勒县塔孜洪乡某村的PTGL，30岁，小学文化，已婚，1家6口人，和婆婆一起生活，有2子1女。她虽小学文化程度，但确信不管种地、做生意，一样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有钱，生活好，孩子能上学，“不管多苦，哪怕砸锅卖铁，借钱也要让孩子上学。如果一辈子在农村，只能当农民”。她有一种乐观的心态，不希望孩子像她那样生活。然而，她又展现出让人可以理解的命运神定的观念，她说“不害怕死，生命是安拉给我的，只要安拉要我的命，随时可以给，不管今天还是明天”。在她的表达中，既有强烈的自信的非命论色彩，又有浓重的毅然决然的神定论色彩，下面几个访谈对象与她一样面对不同问题时表现出与非命论并存的二元或多元的命运观取向。
访谈对象14，喀什市AYMSKD，42岁，商人，文盲，1家6口人，2子，有1个孙子，大女儿离婚后已再婚。夫妇朝觐过，左邻右舍很羡慕，她也很自豪。朝觐走前，有些亲戚、邻居给他们送钱、送布，表达一份心意。回来时，他们给亲戚、邻居、朋友们都带了一份小礼物，大家非常高兴，在他们（亲友）看来，从阿拉伯带来的东西是神圣的。叙说中，她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表现出强烈的非命论，有些问题又折射出她相信命运真主定、命运命定的观念，“我想改变我的命运，他人的命运也可以改变，只要他吃苦耐劳，努力就可以改变。比如小孩子不会坐，想办法要学会坐；不会走，要想办法走，哪怕摔几个跟头也要坚持走，只要努力，总会改变。年轻时，我吃了不少苦，爸爸赶马车，马拉屎了，我就捡起来，干了当柴火烧，生炉子，打馕。现在的年轻人，马拉屎了，赶快扔掉，没这个意识。为了改变命运，只有努力”；生病时，“真主帮我”，至于什么是“现代化”？“只要真主赐予，我家就是现代化”（她家有固定电话，有手机）。她还说：“不害怕死，这是自然规律。有钱有财的人都死了，我们算什么，谁都要死”。
访谈对象15，喀什市GLN，41岁，大学教师，在读博士后，已婚，1家4口人，生有“龙凤胎”。她认为应该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维族把死亡当成生命的另一个旅程，尤其她自己，受伊斯兰教影响，也这么认为。
访谈对象16，喀什市TTGL，35岁，家庭主妇，初中文化，1家7口人，有5个孩子，3子（长子20岁）2女，超生。她说：“用自己的手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理想的社会是条件好，心情快乐，没有困难”，“孩子各方面条件好，他们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这就是我的未来”。在叙说中难掩她向往一切美好的心理诉求，后面的话语却充满了矛盾，“怕死，我还有5个孩子，必须照顾孩子。我们都相信命运的安排，相信胡达”。
访谈对象17，疏勒县RKY，40岁，药剂师，大学学历，能用汉语交谈，1家4口人，有2女，1个16岁，1个12岁。她很自信：当然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妇女需要改变，一个理想的社会是没有犯罪，医疗、教育免费。显然，一个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需要个体和群体共同努力与创造。
访谈对象18，阿村TKZ，40岁，农民，文盲。她笑着说，“父母那辈人不自由，想去的地方去不了，现在我们想去哪儿都可以去”，稍稍沉默后又说，“我们都是农民，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她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好衣服穿，人人不要给政府惹麻烦”，“将来让儿子到很好的地方上学，给国家创造财富，做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位是个文盲，从她的描述中，似乎折射出了命运在三代人身上的变迁轨迹，的确是立足现实，关注未来。同样，她也表露出命运神定的观念，“安拉让我们死，我们也没办法，该我们死，我们就得死”。
访谈对象19，阿村YEG，43岁，农民，文盲，1家3口人，有1子11岁，和现任丈夫所生，她已是第四次婚姻，现任丈夫和她是第三次婚姻。她的讲述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家状况还算不错，有他的我的后孩子（和以前的配偶所生的孩子），家也挺和睦的；我觉得好的社会就是能吃饱，年年有余，生活水平能提高，家里和睦，以后孩子能上高等学府，毕业自己当了干部，我们脸上也有光彩；我也想多活几年，安拉要我的命，那是该我死了，我无怨无悔。其中的意涵不言而喻。
4.安命论。指对人生困境的顺从，或在必然的命运之前以一种达观的态度，淡然处之。安命论不能实质性地改善人的生命存在状态，也不改变任何人的命运，但对于遭遇不幸或身处逆境的人来说，虽不能解脱实际的困境，却可以部分地化解精神上的苦闷和折磨，达到精神上的超越，因而这种消极的命运观可以转化为积极的人生态度。表现为安命论的妇女占被访人数的15％左右。
访谈对象20，喀什市GZNE，36岁，下岗职工，初中文化，1家4口人，有1女5岁。“和婆婆住在一起，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实就这样”，面对现实，安之若命。
访谈对象21，喀什市AYGL，护士，41岁，中专学历，1家4口人，有2子，1个20岁，1个16岁。关于能否改变命运的问题，她间接地回答：“我觉得我这个位置可以了”，似乎很知足。
访谈对象22，阿村RXGL，农民，34岁，小学文化，1家5口人，有2子1女，大孩18岁。她也是顺应现实，“自己的命运没办法改变，现实就是这样”。
访谈对象23，阿村PTGL，农民，初中文化，23岁，和婆婆住在一起，丈夫在村子里开商店，有1女，3岁。她比较乐观，“我觉得我的命运挺好的，不需要改变”。
访谈对象24，阿村TTGL，小学教师，45岁，高中文化，1家8口人，有5个孩子，4子1女，加上大儿媳。“我觉得我的命运挺好的，对现在的生活挺满意的。几个孩子有上大学的，2个已上班，原来是中专毕业，后来拿上了大专文凭。”在诉说中得知，她的一个儿子是糖尿病，她很痛心。悲欢苦乐与孩子的成败得失紧密相连，她知足而乐。
5.机遇论。强调命运受外部条件的影响，如周围的人、事物和周围的环境。表现为机遇论的妇女占被访人数的14％左右。
访谈对象25，阿村ASMGL，35岁，农民，小学文化，3口人，有1子，是丈夫和其前妻的儿子，在外打工，现在是她的第二次婚姻，她丈夫和她是第五次婚姻。“我觉得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想抱养一个孩子，周围干部不让领养，我让妇产科开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证明，她们不给开，可能是想要一点手续费吧，有证明，才允许领养孩子”（她最大的困难是目前没有生育，没生育能力，她养了2只猫，伤心难过时寻找慰藉）。在她的言谈中，能够深切体会到她想改变命运的愿望，但又苦于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不能如愿。
访谈对象26，阿村BHLQ，21岁，农民，初中文化，1家4口人，有1个2岁的孩子，公公去世了，和婆婆一起生活。“有工厂，有打工的地方，出去打工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她说。
访谈对象27，喀什市AYXG，33岁，家庭主妇，中专学历，1家4口人，有1子1女，儿子13岁，女儿14岁。她认为有条件、有政策、有钱、有工作，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些访谈对象这样叙说：
“和公公婆婆住在一块儿，自己的命运改变不了”（ASMG）；“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已结婚了，有孩子，没别的选择”（AYXGL）……
从以上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她们都表达了相似的观念，言外之意是如果没有她们所说的那些因素影响的话，按照她们的逻辑，可能就会改变她们各自的命运。她们过于强调外部条件对自己的人生际遇的影响，忽视了自身的原因。
6.模糊论。对命运及命运问题没有表达明确的态度和看法，笔者把这类妇女的命运观界定为命运模糊论。表现为模糊论的妇女占被访人数的10％左右。
这类妇女大都这样说：没想过改变自己和他人的命运（MRAY）；我没想过能改变自己的命运（GMLN）；没想过，一天高高兴兴过就满足了（TSGL）；我们怎么改变，不知道（HZR）。这隐含着两种可能的信息，要么确实没思考过命运问题，要么不想说，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四、田野调查的几点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