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我在纳布卢斯碰到的A．N．对我说：“我当然恨你们。也许开始时我并不恨，只是害怕。后来，我开始仇恨。”三十岁的A．N．是巴拉塔难民营的居民。当被发现犯有参加巴勒斯坦解放人民战线罪之后，他蹲了十年大牢（在阿什克隆和纳福哈监狱）。（“我确实没参加行动。他们只是教我怎样射击。”）“坐牢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巴勒斯坦人。他们在那里教我知道了我是谁。现在我有了自己的观点。别相信对你们说巴勒斯坦人并不真恨你们的那些人。你们要理解：普通的巴勒斯坦老百姓并不是法西斯，不是那种仇恨他人的人，但是你们以及你们所统治下的生活迫使他们去仇恨。就拿我来说吧。你们夺走了我十年的生命。你们在1968年把我父亲驱逐了。他什么也没有干。甚至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持者也不是。也许甚至还是个反对派。你们想把对事情持有见解的人统统撵走。所以我们在这里完全没有了领袖。甚至对你们来说微不足道的领袖也没有了。我母亲呢，六年啦，你们都不让她去看望我父亲。还有我，出狱后，你们不让我盖房子，不让我离开这个地方去游览约旦，什么也不让干。他们不住地重复：看看我们给你们带来如此的进步。你们忘了二十年间一切都进步了。整个世界大踏步前进。不错，你们对我们有些帮助，但你们不愿把最重要的东西交给我们。不错，我们有了一点点进步，但是看看你们自己在这段时间里进步有多么多。我们远远落在了后面，要是你们调查一下，大概会发现，相对说来，我们甚至比1967年还要贫困。”（生活水平可由人均消费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我随《约旦河西岸数据报告》的作者麦罗安·本温尼斯特博士一起调查了详情。按照他的研究，约旦河西岸人均消费估计相当于以色列的百分之三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后来。”这个巴拉塔的小伙子接着说，他表情拘谨，却流露出冷静无声的愠怒，“后来你们来了，说在约旦人的管辖下不好。也许是这么回事。但是约旦人拿走的只是我们的民族身份，而你们什么全拿。民族身份，以及我们这些害怕你们、依靠你们维持生计的每个个人的身份，你们什么全拿。你们把我们变成了行尸走肉。而我呢，我还剩下什么?只剩下对你们的恨和政治思想。你们带来的另一个弊端是，这里的每个人，甚至最普通的农民，都被你们变成了政治家。”
在德黑沙，我和三个妇女一起喝茶。听女人讲述那些最尖锐的事情。男人比较害怕蹲监牢，害怕威胁恫吓。是女人在示威中一马当先，是女人呼唤呐喊，在电视台的摄像机前大声道出满腹的苦楚。皮肤黝黑、五官轮廓分明的女人，受苦遭罪的女人啊。哈迪加七十五岁，思维敏锐，瘦长的身子很健康。“安拉，伊克哈里克。”我对她说愿神与你同在，她自嘲地、咧开空空的牙床微微一笑，说道：“去他那里又是什么样子呢?”她向我解释说，人就像一根麦秸，一变黄就弯曲了。
她在这套标准的难民住房中住了有四十年。房子由联合国福利救济署建造，墙壁和屋门上依旧能够发现联合国的标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均由联合国福利救济署任命的一位负责人掌管。他在福利救济署与居民之间起中间人的作用。他本人以前是难民，住在难民营当中。他有权分配食品，分配福利款项，授予在难民营的居住权，推荐学生进大学读书。
这套房子有两个小房间，没有自来水。经常停电。今天外面下着雨，房间里几乎是一片漆黑。啥迪加和姐姐坐在一个草垫子上，检查难民营中的医生给姐姐开的药。姐姐患有气喘病。工作在难民营中的教师和医生一般来自外面，来自附近的城市。清洁、卫生、建筑这些极其简单的工作全由巴勒斯坦人承担。我现在所呆的这套房子里住有五个人。我们喝茶的这间房子里有个柜，柜上放着一只小箱子。箱子半开着，好像在等着让人搬走。几把木椅做工粗糙，架子上放着蔬菜。一个年轻的女人，神色有些紧张，拿来橘子和一把水果刀。在这儿的每所房子里所看到的另一件家具是家庭主妇用的嫁妆箱子，由南欧紫荆的柔软树干做成。女人在这里保存着自己的嫁妆、床单、结婚礼服，大概还有孩提时代的奢侈品——玩具，漂亮手绢——毕竟，她结婚时不过是个小姑娘。
“要是今天有人给你一德南土地，那地方挺不错的，光线很好，是在野外，你愿不愿意?”
“那是，那是。”她笑了，“当然愿意，但只有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在那里。”
她也像个政治家，像多年来给她带来如此厄运的那些人，慷慨陈词地讲述此话。她至少有权利这么做。我努力回想，巴勒斯坦领袖们有多少次错过为自己获取家园的机会：1936年有一次划分提议，第二次提议是1947年，也许还有其他机会。他们——盲目地——一一予以否决。我们默默地喝着茶。男人们出去做工。墙上有两颗钉子，用作挂衣钩，其中一颗钉子上挂着阿拉伯人头巾上的黑色束带。
任何在“占领区”服过兵役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房间在夜晚会是怎样一种情形。任何一个参加过夜问搜查、宵禁、捉拿嫌疑犯的人都会记得，狂暴地闯进一个与眼前这个相像的房间，里面有几个人正睡觉，很拥挤，空气不流通，臭烘烘的，三四个人共盖一条扎人的羊毛毯子，睡觉时还穿着工作服，好像随时准备从床上爬起，照吩咐去往任何地方。他们在混乱中惊醒，手电筒的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孩子们号啕大哭，有时一对夫妻正在做爱，士兵们将房子团团围住，有的士兵——在难民区的小路上跋涉后鞋上沾满泥巴——走过睡得暖烘烘的毛毯，有的则嗵嗵嗵地走上铁皮屋顶。
我凝视着空空的水泥墙、发热的油灯、地上卷起的毛毯，老女人追随着我的目光。她突然一下子大发雷霆：“我们像吉卜赛人，是吧?我们很可怜，对吧?哈?我们是文化人!”她姐姐，那生病的老太太，迅速地点头，尖下巴戳着凹陷的前胸：“就是，就是，文化人!”她们陷于沉默，喘着粗气。仪态有几分粗野、奇异的年轻女子想说些什么，却还是一言不发。她的手真的将口紧紧捏住。东拉西扯加上友好款待时的警觉，既含着彬彬有礼的华而不实，又带着蓄意的细腻拘泥，矫揉造作，弦突然一下子绷紧了。我一阵慌乱。年轻女子努力想弥补一下。她改变了话题，问婆婆是否愿意给坐在这里的以色列人讲些什么，比如她在故乡土地上劳作的那段日子。“不，不。那是在伤口上撒盐。”“呀，妈妈，你愿意唱唱那时候种地的、种葡萄和酿葡萄酒的、放羊的人唱的那些歌吗?”“不。”她只是固执地闭紧干裂的嘴唇，摇着头发稀稀落落的脑袋，但是，又一次出于某种并不存在的征服力，她的左脚开始打起一种久远的节拍，身体静静地来回晃动，我目光审慎地盯住她，她一只手颤巍巍地拍打着大腿，鼻子气得发红：“文化!你们的人不知道我们有文化!你们无法理解这种文化。它不是电视文化!”她脸上的怒气突然全消，再次表现出失败之情，表现出了解一切，表现出镌刻在老年人脸上的一切古老符号。“世事艰辛，世事艰辛……”她十分伤心地点着头，合上双眼，目光避开这狭小、黑暗的房间，“你不懂。你什么也不懂。没准儿，让你奶奶给你讲讲吧。”
名篇鉴赏
要读懂这篇文章，需要了解一些历史背景。
公元70年，古罗马大军占领耶路撒冷，摧毁犹太教圣殿。公元135年，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开始了持续一千八百多年的漂泊生涯。
从此，犹太人这个族群，无论在哪个国家，一直是被屠杀的对象。欧亚大陆，包括整个欧洲和中西亚，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不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的。然而，尽管命运如此悲惨，犹太人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时刻想着重返故园。
19世纪末，欧洲到处可以听到“犹太人滚出去”的口号，可是，犹太人一直不知道该把自己的民族家园建在何处，直到1897年8月29日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结束后才有答案。那就是犹太人心目中的文化根——巴勒斯坦。1948年，英国结束临时管理之后，犹太人建立的以色列国正式踏上历史舞台。但是，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种族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因为他们的建国，把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巴勒斯坦人赶出了家园（属阿拉伯民族），从此，流血冲突不断爆发，中东战争绵延了数十载。
显然，在对立情绪强烈的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建立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文作者从人性角度出发，探讨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的关系，对后者的生存环境展开议论。
“人就像一根麦秸，”诚如七十五岁的犹太女人哈迪加所言，刚从土里冒出时是嫩嫩的麦苗；成熟时是顶着麦穗的麦秆；收割后，去了麦穗，就是麦秸。
麦秸是没有生命的，只有捆绑到一起，才能站立起来；只有紧紧抓住泥土，守住自己的根，生命才能够得以延续。犹太人懂得集体精神和团结合作的重要，所以，他们能够流浪千年而精神不散。
“人就像一根麦秸。”刚冒出土嫩嫩的叫麦苗，成熟了顶着麦穗儿的叫麦秆，收割后去了穗儿没了生命的就是麦秸。老妇人哈迪的话中透出一种绝望的宿命。她在难民营中生活了四十年，已经没有了对幸福的守望，甚至连神也不相信了（作者对她说“安拉，伊克哈里克”，意为“愿神与你同在”，可她怎么反应呢?“自嘲地、咧开空空的牙床徼微一笑，说道：‘去他那里又是什么样子呢?’”）。说到底，是什么让哈迪绝望到如此地步?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三点：第一，拥挤、肮脏、困苦的生活环境。巴勒斯坦人住在难民营里，房间狭小、黑暗，缺乏干净的饮水，又经常遭受粗暴的搜查；他们的收入也很低，只是以色列入的四分之一。第二，他们的命运不由自己掌控。巴拉塔难民营的A．N．很具有代表性，他自己被平白无故地抓进监狱里蹲了十年，无辜的父亲又遭到驱逐。由此可见，巴勒斯坦人作为失去家园的流亡者，根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在狭小逼仄的空间里一日一日挨着生命。第三，他们的文化遭到漠视，不能期求对方去理解，而只能珍存在自己的心中。
在文章的结构上，作者先写自己步入难民营，描绘那里生存环境的恶劣，接着写接受采访的巴勒斯坦人对故园的怀恋、向往，再写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抵触（“普通的巴勒斯坦老百姓并不是法西斯，不是那种仇恨他人的人，但是你们以及你们所统治下的生活迫使他们去仇恨。”）最后借老妇人哈迪之口说出他们对未来的无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巴以冲突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流浪、遭受迫害的犹太民族是值得同情的；可是，因为他们的建国而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不是也同样值得同情吗?
作者作为一个以色列犹太人，能够深入巴勒斯坦难民营去调查、了解，聆听和记下他们的心声，不能不说带有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文章的标题也很具感染力，是的，无望的生命就像一根根麦秸，只能在收割后的风里瑟瑟地摇晃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