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消费主义要讲吃,中国人民真会吃。我到广东,中山大学的师友和我聊天:“夏老师,你看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什么都能吃;你看地上站着的,四条腿的,除了桌子和椅子,什么都能吃。”我到广西,广西人民大吃大喝也极其生猛。有个地方叫食街,一进去我就惊呆了,漫长的非常狭窄的走廊,左侧是餐桌,右侧是食客,川流不息啊。那种汹涌澎湃让我想起了一个战争片《地道战》:鬼子进村了,子弟兵要冲上去,老百姓要退下来,就是这么一种汹涌澎湃。中国人民2002年吃掉了七千六百亿人民币。上海市七宝中学的新校区建设,整体建筑与征地花的钱才一亿多人民币。上海交大闵行校区占地五千亩,是三个上海动物园那么大,国家每隔五年才投资十四亿。后来国家有关部门公布2004年中国人民吃掉了八千四百亿人民币,后又公布2004年全国用于公款吃喝两千亿人民币。吃公款就吃得更生猛、更浪费,一桌菜很可能才吃掉五分之一,其余就全扔掉了,扔给猪吃。我有时候想,中国的猪生活得真幸福。(笑)深圳曾推出满汉全席,价位三十四万六千元。也是在去年(2005年),深圳推出中秋月饼一盒四个,八千八百元。我以为这是极限了,但我又落后了,今年同样在深圳,一盒月饼值九万六千元,因为月饼的馅不是豆沙也不是蛋黄,而是金戒指、金项链、翡翠,是用来贿赂贪官的。消费主义在中国的盛行,确实到了无边无际、无可遏制的地步,太可怕了。
消费主义的可怕,还不仅仅在于挥霍、浪费,最可怕的是,在消费主义氛围里长大的青少年,慢慢地滋生一种观念,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作为一种价值心理定势,他判断世界万物的第一条便是:能不能换钱,有没有用。唯利是图,实用主义,可以说是今天的同学们及其家长权重人生的第一尺度。尤其是在对孩子前途的设计方面,第一意念就是读什么专业有可能赚钱,赚更多的钱,于是在高中毕业将填大学志愿表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诸多父母亲对大学缺乏想象,最想让孩子上大学的家长,往往最不了解大学是什么。当然我这么讲,绝对不是指责你们的父母,或瞧不起你们的父母,因为我和你们父母是同一代人,我能体会他们对大学的民间想象的苦衷,根子不在他们身上。在此,我只想表明一个事实:对大学的狭隘想象会导致家长不支持同学们考文科,而考理工科;假如考文科,也不是首选基础人文学科,而是应用社会学科,或是工具性技能性很强的学科。比如第一志愿是外语。假如外语学得不过硬,便考对外贸易,考会计,考经济系。考经济系呢,最想选择金融专业,因为金融专业和钱连在一起。当然还可以考对外汉语系。填高考志愿时为什么把外语、外贸、对外汉语、金融专业看得那么重?不难看出,背后都流露出父母对大学的期待基本上是消费主义的期待。推动父母用力去培育孩子成才,此才首先不是专业层面上的才,而是可以赚钱的才。这离真正的大学、大学的理想和理想的大学差距甚远。
我说得这么多,不是指责在座同学们的家长,而是想表达一种对他们的深刻的理解乃至同情。比如我的父母当年并不希望我考高中,只愿意我上中专。为什么?两个原因:一、家里太穷,二、根本不懂什么叫教育,什么叫大学。当时在我的父母的视野中是没有“大学”这个词的。即使知道有大学,大学也与他们的日常生存无关。因为我爸小学四年级没有读完就到上海来打工了(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我妈二十余岁,在浙江农村活得不如意也到上海来打工了,所以我是打工仔的后代。我知道他们非常穷,此穷不仅是日常匮乏,更是指对人生设计失去想象力,蛮以为只要把每天的日子(首先是吃饭)能够应付过去,让孩子能够长大,不要生病,再找一个职业能养家糊口,这已经是幸福了。他们活得很艰难,自然也活得有骨气,但同时我还要说,他们对人生有可能怎样过,委实缺乏想象。他们不能想象读书,尝试独立思考,母亲有时候批评我,当我发现她有些话说得不合适,我会用眼睛看着她。我妈最生气的就是我用这种审视的眼光,她认为这种眼光就是不听话,是反抗,进而认为这种反抗都是读书太多的缘故。所以有时她生气会把我最喜欢的书从二楼往楼梯口扔。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事。当她开始领悟大学教育能改变人的命运,已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了。1984年,我在华东师大毕业留校执教已经三年,母校给了我一间房,十四点五平方米。当时一个平民,能在上海有一个独立空间,已是命运的馈赠了。所以当我从家中住了三十四年的小卧室搬出去,母亲被震动了。从家门到可以停搬场车的街口是一条六十米长的小弄堂,其实我没有什么家当,只有一张床,一个书橱,一个小圆餐桌(是邻居送的),还有的就是书,四十几箱书。我搬书的时候,我妈跟着我,对邻居唠叨地说:“我的儿子没有财产,只有书,只有书。”我很感动,我想,妈,你为什么要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以后才知道书的分量有多贵重?!因为我妈太穷了,穷得她也不可能早早明白书里还有另一种精神世界。现在我妈已经八十多岁,和邻居老人搓搓麻将,因为是浙东人,脾气很倔,邻居就批评老太太说话厉害,没有文化。我妈这样回答:“是的,我没有文化,但请问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儿子,在上海交大,又在华东师大当教授,当博导?!”人家都不吭声了。我妈骄傲地告诉我,她就是这么对付邻居的。我心里想:妈呀,为什么大学的分量一定要等你的儿子当教授了、当博导了,你才能体会呢?因为艰辛压抑了她的想象力,使她很难早早明白什么叫大学。我妈的故事,可能就是在座同学父母的故事,他们神往着大学,他们往往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他们只能凭在底层一个草民艰难生存的有限想象,去想象所谓前途。找一个好专业,毕业后,有一个体面的岗位,有着体面的收入,当小白领,再结婚,生子,于是就觉得不虚此生了。他们不知道大学的本质不是高层次的职业培训所,大学不仅仅要让每个同学专业成才,更重要的是告诉每个同学,“精神成人”比“专业成才”重要100倍。我在解放军第二医科大学对一群年轻军医讲,医学院无法苛求每个学生一毕业就对症下药,就妙手回春,一个个像华佗、像扁鹊,那绝对不可能,那是神医。但我们有理由期待,医学院的同学们应学会对病患交到你手上的那份信赖和生命的安危,有一片仁爱,有一种敬畏。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医术不高明还可以学习,假如一个人医术非常高明,但心术不正,把一个好人给悄悄治死了,却太容易了。最近看到一则消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了一个病危者,他的儿子是大款,愿意为父亲的安危付很高的代价,医院竟乘人之危,病人住院60天,花了160万人民币,每天要花两万多元,最后还没治好。后来核实账单,看到有很多根本不必注射的高价针剂,但医院为了赚钱,竟把它们全部注入病人体内。什么叫“心术不正”?这就是。
同学们,你们今年读高一,你们都是为了上大学而读高中的,我给你们讲讲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学。我很佩服19世纪50年代那个著名的教育思想家,他叫纽曼。纽曼曾任英国爱尔兰天主教教会大学校长。他说,真正的大学教育是博雅教育,是自由人的教育,是让每个学生心灵变得独立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怎样才能全面发展呢?一个是博,一个是雅。博,不仅仅是让理科生学一点文,让文科生学一点理,以使知识学层面的文理汇通。博是指一个人的精神视野非常开阔,对万事万物都能用辨证的眼光去看,看到万事万物间的复杂关联、内在联系。假如一个人真有这种眼光,能把世界看得很透,把人生看得很透,那么他的气质因此变雅,雅到泰山压顶不弯腰,处变不惊,镇定自若,沉稳弘毅。因为他知道他所面对的究竟是什么。他说,要让每个同学的品性达到博雅有很多手段,比如有一种导修制度,可让每个教授带几个同学,每星期要共进午餐,饭后,教授一定要和所带的同学聊天,拉家常,把师生距离缩得最短,让同学在成长过程中碰到烦恼时,有一个值得信赖又很智慧的老师,可以给你及时点拨。有人说剑桥的大学生不是教出来的,而是被教授的烟斗熏出来的。这种教育才是迷人的教育,因为深入你的骨髓。还有他们的校园不一定大,但绝对讲究校园文化的积累。真正的人文氛围不是标语贴在墙上的,它应该像青草和树木,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比如有个同学走进剑桥大学的某个寝室,寝室门口有块铜牌,说在多少年前,大科学家牛顿曾经在此住过;又比如大生物学家达尔文曾就读剑桥的三一学院,也在这里住过,你有什么感觉?你会感到我睡的这张床,牛顿竟也睡过,你将一夜无眠。于是你就把自己的命运和母校悠久的历史,乃至从母校走出来的伟人的灵魂,在这夜晚做神圣相遇。这才是真正的大学。这样的大学是有传说、有故事的,有一种值得你一生回味的魅力。
你们知道什么叫母校吗?母校,是远游的学子在他活着的时候,有可能前来凭吊他所掩埋的青春美丽和忧伤的地方。这才是母校的迷人之处。上海市七宝中学是我的母校,她即将迎来六十华诞。你们在六十周年那天,会看到很多老人,满头白发,路都走不动了,他还要到母校来看一看,摸一摸。因为他知道就在这个校园的某个角落,曾经掩埋着他青少年时的美丽和忧伤。这让他感动一辈子的美丽和忧伤究竟是什么?或许他永远也不愿意跟人家说,但却甘愿将此心灵财富深埋在母校的土地。这是什么?这就是文化。所有真正的文化都指向每个同学的灵魂的成长。所以你在母校的三年乃至六年的生活里,假如让你难忘的忧伤和美丽越多,你的心就越充实、丰盈、丰富乃至成熟。我还想说,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好不好,主要不是取决于你的穿着是否名牌,或日后的地位、收入是否显赫,而主要取决于你的一生,真的能让你终生难忘的感动发生了多少次。不仅是人家感动了你,同时也应该是有朝一日,你以你的辉煌和实绩,让母校为你感动。这样的人生极其美丽。
最后,我想说,消费主义问题,委实是一个与每位同学的生命选择有关联的真命题。我有时候想,当你这一辈子将自己最想做的事情都做好了,把这一辈子最想讲的话都讲了,那么当你活到像我这样的年龄,或像我妈妈八十五岁高龄,那你就死而无憾了。大学生有时候会问我很尖刻的问题:夏老师,你想过自己某一天会死去吗?我说我想过。我经常会遐想自己会这样死去:半夜了,我还在书房,趴在桌上睡了,妻子来看我,看看杯里的水是否凉了,她见我睡了想推醒我,我不再醒来。马克思就是这么死的,当然我不是马克思。我还说,假如我真的死了,骨灰可以这么处理:三分之一放到抽水马桶里冲掉算了,近乎鲁迅所说,死了埋掉就拉倒;三分之一埋在我的母校华东师大,那里有一条美丽的丽娃河,是这条河改变了我的命运;最后一份三分之一,则掩埋在我工作的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为什么这么选择?因为我相信我所教过的学生,不管是交大的还是华东师大的,他们不会忘记我,假如知道老师的骨灰埋在这里,他们会前来看一看的。假如我在九泉有知,我会很欣慰,因为我这一辈子过得值。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