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锋杰 1953年12月出生于安徽泾县童疃乡，“文革”中在乡务农，后做民办教师三年。1978年春考入安徽师大中文系，1982年春毕业，入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同年秋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1985年7月毕业，获硕士学位。1985年至1998年，曾任安徽师大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文学理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及现代小说、美学。
学术著作有：
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研究》《学术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诗探索》《〈红楼梦〉学刊》《社会科学战线》《江淮论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发表各类学术论文90余篇。现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华美学学会会员。
出版著作有：
1．《蜕变与回归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对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2．《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文学象征论》（合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
4．《想象张爱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5．《从王瑶到王元化》（合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
6．《人的文学及意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7．《张爱玲的意象世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8．《人间词话百年解评》，黄山书社，2002年。
9．《豪放词》（合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
10．《大学人文读本》，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
11．《大学人文教程》（参编），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
12．《大学新语文》（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回归大自然》（编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4．《文学理论》（主编之一），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
同学们：
下午好！
面对近千同学做讲座，还是第一次，心里蛮激动的。今天室外的阳光非常好，虽然已经是初冬，并没有很冷的感觉。本来应该给同学们讲一些非常快乐的事，比如怎么蹦迪、怎么旅游。但我今天的题目有点沉重，根据主持人的要求，讲的是“生存的勇气”，我要围绕这个题目和同学们聊聊我的一些感受。
何谓生存的勇气呢？就是强调在生存过程中间，不仅有快乐，同时还要有精神准备去抵抗对于生存的威胁，树立信心，生存下去，这时才产生了生存的勇气。当我拿起笔来，想为这个题目写出一个较为完整的讲稿时，我自己也面临深深的痛苦，这个痛苦虽然不是直接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我感同身受。我有一个学生，大概一周前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他病了。同学们都在笑，生病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他得的不是一般的病，所以我才痛苦。如果是感冒，他不会告诉我。我记得就在两周以前，那天天气比较热，我们还在一起就餐，他生龙活虎一般。这个学生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是我的第一个硕士生，也是我的第一个博士后，三十多岁，正准备评教授，发表了很多论文，应该说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但是他病了，是一种癌。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一个晚上，我都迷迷糊糊的。人们讲晴天霹雳吓人，那天晚上就在我的头上，不，是在我的心里，爆炸了一个晴天霹雳。两周以前的一个生龙活虎的人，突然的就躺在北京肿瘤医院的病床上，病魔已经在他的体内肆虐。这个时候，我能对他说什么？好像无话可说，仅仅给他发去一个短消息，希望他能够鼓起勇气，跨过人生的这道坎，人生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但实际上我的心是虚的，虚在什么地方？虚就虚在我们真的能够战胜人生中的巨大困难吗？我们真的能够跨过一道又一道的坎吗？他给我的回答是平静的，因为他毕竟读过很多书，对人生有过很多思考。他的语气中，是有很多的无奈。他有一句话，看似简单，却深深打动了我。他说：我真倒霉！为什么？因为他此前一切顺利，1972年出生的人，准备评正高，在中国还是不多见的。但是病魔就这样无情地击中了他。他目前开始治疗了，现在的医疗技术可以治好他的。可毕竟是一个可恶的肿瘤留在体内，如何去战胜这个肿瘤，成为了他的一个日常课题。
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我更加理解昆德拉的一句话，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是对我们绝大多数健康的人所说的，因为你的生命中间缺乏沉重的东西，显得轻飘飘的，很空虚，很无聊，你很难承受。但是，对于那些患病的，对于那些遭受各种劫难的人，他们是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生存的勇气主要是针对后一种情况而说的，我们应当如何去承担生命之中的那个重，那个重得让我们无法承受的巨大重量。
对你们来说，这样的话题也许太沉重，这样的遭遇也许太遥远。按照毛泽东的说法，青年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如果修改一下，我认为中学生是喷薄而出的太阳，还没到八九点钟，是在早晨的六七点钟吧。这个时候有的是欢乐，让大家去思考痛苦，我觉得太残酷。但实际上，无论我们是生活在欢乐中还是在痛苦中，尤其是在欢乐中，更应该学会思考痛苦。当我们还不需要鼓起生存的勇气去对抗人生中各种劫难的时候，应当去体验别人已经遭遇到的生存困境。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学习了、思考了、体验了，我们才能够在心理上、精神上建立起一道巨大的心理防线、精神防线，真的有一天需要我们鼓起勇气去面对生活劫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鼓起勇气。如果从来不思考这个问题，可能有一天当我们面对挫折、失败、无望的时候，我们会措手不及。
生存的勇气与生存的困境是一种依存关系。没有生存的困境难以产生生存的勇气，这是第一层。生存的勇气是一种切身的体验。如果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的生存困境，他说自己产生了生存的勇气，我怀疑。如果生病的不是我自己，我就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我更不清楚自己是否比别人更坚强。第二层，生存的困境越大，生存的勇气可能也就越大。因为生存的困境在我们的人生中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有小的生存困境，也有大的生存困境，随着生存困境的改变，被激发起来的生存勇气也会随之变化。第三层，生存的勇气越大，生命力的发挥也就越大，一个人的精神力量也就越大。当你的生存勇气发挥到某个极致时，你的生命的发挥也就会趋向最大量与最高质，这个时候你的精神力量也将发挥到最大程度。
回顾人类历史，我们对那些遭遇生存困境，但同时具有生存勇气并战胜生存困境的人，表示极度的尊敬。高尔基有一篇童话叫《伊则吉尔的老婆子》，讲了一个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部落，生活在草原上，草原是坦荡无垠的，久而久之，这个部落的人民习惯于生活在草原中。有一天，他们被另一个部族打败，被赶到了一处森林中，到处是树木、沼泽、野兽。这个部落的人们感觉到非常害怕，特别是到了晚上，更害怕。大家议论该怎么办，可没有一个解决的好办法，却争来争去。其中有一个人叫丹柯，他主张与其在森林中争论，感到沮丧，毫无希望，不如向一个方向走，总有一天可以走出去。很多人责问他：你能保证将我们带出这个森林吗？丹柯回答：我不能保证。但是丹柯说：如果我们不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将永远失去希望，葬身在这片林海之中。丹柯带着一部分人行动了。前面的道路非常曲折，看起来没有走出去的任何希望。老人们、孩子们、妇女们包括男人们，还是不断地争论，最后甚至围住丹柯，愤怒地责备他把大家带进了绝境。这时候，丹柯没有动摇，他继续领着大家往前走。夜晚没有光，丹柯的眼中射出光来，他领着大家往前走；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心中发出光，继续领着大家走。前途还是很渺茫，一些人被激怒了，要将他打死。在这种情况下，丹柯用自己的手，扒开自己的胸膛，把那颗燃烧的心举在自己的手上，这颗心发出了最强烈的光。顿时，森林让路了，妖魔鬼怪让路了，各种精灵也让路了，人们跟着丹柯，终于走到了平原上，可丹柯却倒下去了。
从这个故事可知，在面对困境时，鼓起勇气的往往只是几个人，甚至只有一个人。如果没有丹柯的话，这群人只能葬身林海。在发生争论的时候，丹柯有一句话挺有意思，他说：你们不能够用思想移开路上的石头。这说明，只有鼓起勇气，对抗困境，行动起来，才能改变命运。
就整个文化史来看，我认为人类在面对生存困境时，会产生三种对抗方式，这三种对抗方式塑造了三种人格，这就是勇者与之斗，智者与之争，逸者与之游。为什么要分三种？因为人是丰富复杂、多种多样的，不可能对生存的困境都产生一种态度。这三种方式反映了人类与困境斗争的智慧、方式、方法也是丰富的。
先看第一种的勇者与之斗。前面讲的丹柯属于这种人。我再举一个真实人物，这个人物与上海有关。他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经济学家、思想家顾准先生。我不知道各位同学对顾准有多少了解，顾准1915年生，1974年死，死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1935年加入共产党，是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是高级干部。在20世纪50年代，他研究经济学，探讨中国有没有商品经济。大家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谁要说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能搞商品经济，就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当时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搞的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制度搞的是商品经济或者叫市场经济。顾准被打为右派，但他没有停下思考，继续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所面临的很多新问题。比如在当时的中国有一种“大民主”，就是老百姓都上街去游行，这个游行是被组织起来的，再一个就是到处贴大字报。人们将这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形式统称为“四大自由”。有的同学可能想，这个“大民主”不是和美国的民主差不多吗？差也。我们这个“大民主”其实是无法无天，它不依据法律行事，而是依据指示行事，一度失控。顾准反思这种民主形式，他认为这种民主形式在希腊城邦中出现过。比如这个城邦要不要跟那个城邦开仗，是由民主投票决定的。大家就在广场上投票，如果超过半数赞同，这次的仗就打定了。顾准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不宜实现“大民主”，他说“大民主”在某种情况下违背了民主的真正含义。顾准1957年讨论商品经济，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讨论民主与自由的问题，这都是当时的中国不能讨论的。
顾准被再次打成右派，投进监狱，此时的顾准家破人亡。他病得很重，妻子去世了，子女不能理解作为老革命的父亲为什么要去研究那些不能研究的问题。他的妹婿时任公安部部长。整个家庭对顾准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他们认为顾准给自己带来了巨大危害，也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巨大危害。子女与他划清界线。后来顾准提出要和子女保持关系，子女拒绝签字，不认这个父亲，这叫划清界线。顾准的母亲在北京，九十高龄，生病了，顾准想去看一下，不让他看，因为是右派、反革命。那个时候，跟顾准保持联系的只有一个人，他远在上海的弟弟。真可惜，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发现顾准是中国的脊梁。实际上，他是中国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一位先驱者。我们今天能够享受美好的生活，与顾准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密切相关。当然，我们的思想界也很可悲，像顾准这样的硬汉子太少。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软弱。到目前为止，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并没有多少改变，过去可能依附于政权，现在又一心一意投入到市场的世俗运作中去了，缺少像顾准这样能够洞察社会发展方向的人物，更没有顾准那样的勇气去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打击。顾准也曾动摇过，他想通过签字承认错误来换取子女生活环境的某些改善，但顾准仍然是民族的脊梁。
如何对待顾准，还涉及道德底线问题。顾准的子女和顾准划清界线，受到了当时社会的鼓励，这叫大义灭亲。对这种行为，我是不做完全肯定的。大义灭亲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有时候是很难评价的。大义灭亲倡导的是义，这义就比亲更重要吗？譬如某家的子女犯罪了，老父亲把他押到公安局，叫大义灭亲。从法律的角度讲，我是赞同的。不如此，就犯了包庇罪。但是从人情上讲，老父亲大义灭亲了，可他的亲戚朋友会对他另眼相看。就顾准而言，他的子女大义灭亲实际上是没有大义而灭了自己的亲，顾准是非常伤心的，今天我们想起来，也是非常伤心的。后来，顾准的女儿多次表示忏悔。其实，他们那样做，不仅是伤害了自己的父亲，我倒感觉，也伤害了中国人的情感。做人不能失去道德底线，大义灭亲也有一个度，不能离开道德底线，若离开了，人就如同野兽一般了。
第二种是智者与之争。这个争，与斗比更讲究一些策略。不一定是针锋相对，或者说它针锋相对的力量不像勇者那么至刚至烈，但它是有斗争的精神在里面的。它是争取、争辩。跟你辩，因为他是智者嘛。辩是想尽一切办法和压迫他的力量辨明是非。从“斗”的繁体“閗”上看，原指两个士兵相对站着，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个兵器，面对面，那当然是斗。
我想举两个例子来看智者的智慧。第一个是梁漱溟，中国现代思想家，自学成才，没有文凭，却被当年的北京大学聘为教授。梁漱溟是儒家份子，他一辈子相信孔夫子的思想，不改变。可到了共和国建立，他遭受厄运了。
他与当政者发生了冲突，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敢和毛泽东当面顶撞的人。事情发生在1953年9月召开的政协大会上，他提了一个问题，说共产党进城以后忘掉了农民，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那意思是说，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是依靠了农民，但是进城以后，却在政策上忘记了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