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像长城，处于守势、平稳、调和，是“静”的文化。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后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后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道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染；第三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键。
最近牛津有一个十分盛大的宴会，伦敦《泰晤士报》前总编辑李斯·莫格勋爵也参加了，后来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21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还未可知。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话题与歧义/王蒙
王蒙
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国当代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
大家好！今天讲的题目是“话题与歧义”。我主要是谈一些热点，人们喜欢议论的一些事，从专业化的角度来看也比较有趣的，它是被人们所关心的一些话题，另外我尽量做到，在我们过去的文章里面多次写过的、多次发表过的我就不说了，我在这儿说一些我原来没有得到机会写文章的一些东西，因此都是一些不成熟的话，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在这儿讲完了以后也许会引起一些批评，有很大的歧义，这是肯定的，我只是希望网络报道的时候不要太夸张，不能相反。
关于五四与传统文化
第一个问题，谈一下五四新文学运动和传统文化。五四不多说了，因为北京大学是五四的发源地，我现在谈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就是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很猛烈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很刺激，可是现在呢？我们国家又确实面临着一个挖掘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热度，我想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然五四到现在不止30年了，快90年了，是更多的年头了。我想这里头有很多的原因，首先是历史的一种选择，在五四时期中国正在迎接一场风暴，迎接一场大的变动，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简单，它的特质在于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乃至于和谐，而不是在推动社会的大变革。所以对于五四时期的那些呼唤暴风、呼唤改革、呼唤革命、呼唤翻天覆地的仁人志士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惰性的因素，甚至是反对的因素，所以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管是胡适还是鲁迅、陈独秀，也不管是胡之辉还是李大钊，他们都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且在当时令国人大大地感到悲痛的是从传统文化上找不到通向现代化，通向富国强兵，发展科学技术的契机。如果说那时候的一些言论比较激烈，态度也比较情绪化，那么恰恰是因为现在经过五四的洗礼，我们已经吸收了，已经接受了大量的推动民主、科学、社会进步、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包括一个有争议的词，五四价值等等，是在你接受的许许多多东西以后，你回过头来再看传统文化，觉得传统文化有着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尤其是当我们国家面临着不是一个风暴接着一个风暴，一个颠覆接着一个颠覆，一场大的斗争接着一场大的斗争，而是更倾向于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和发展生产，发展文化的这样一个时候，人们突然发现，原来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有些有利于合情合理地给社会的各个方面一个规范。
所以，我非常不能赞成一种看法，就是把弘扬传统文化和继承五四的精神对立起来，甚至一讲传统文化就得骂一顿五四，或者一讲五四就一定不能够讲传统文化，我觉得那样就错了。文化的问题很多时候它不是一个临河的模式，不是说吸收这个文化了就不能吸收那个文化。前不久我参加过一个讨论中国民族的节庆或者节日活动的一个研讨会，我就不接受那种说法，说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讲中国民族的节庆，因为现在西方的节庆已经侵入我们这儿来了，又是情人节，又是圣诞节，不一定要对立起来。你如果说是情人节、圣诞节是舶来品的话，那五一也是舶来品，三八也是舶来品，六一也是舶来品，不一定是对立的。
关于国学热
在这种情况之下又出了一个新的名词，这个新的名词更敏感一些，就是国学热。国学热是媒体起的作用特别大，这个东西的出现也符合了社会上上下下许多方面人们的心愿，就是被我们撂下的太久了，四书五经、孔孟之道、老庄之道一直到易经，现在到新华书店一看，什么风水，这个风水连韩国都要申请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更加紧张，我们得赶紧弄这个风水，不弄风水的话就变成韩国的了，当然你撂了一段以后，你忽然又拿出来，觉得孔子说得多好啊，是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越说越好，说得很好听，很美好，国学热就出来了，一直发展到什么呢？今年9月，暑期开学的时候，有好多小学都穿上古代服装以念三字经来参加开学典礼，新华社发了有紫阳小学，还有南京的夫子庙小学，紫阳小学接近清朝，夫子庙小学我没弄清楚，这整个有一点像天主教，还有成都有的小学，因为成都很热，9月1日开学，非常热，有的小学在大太阳底下学生们都穿上古代服装，热得一身汗，好多家长都心疼得不得了。我有一点糊涂。中国出什么事儿了？大清复辟了？
对不起，三字经我也发表一个看法，三字经的好处很普及，很容易记忆，容易背诵，有些话语也都挺好，教不严师之过……有些说法挺好，但是三字经对今天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它的内容相当的单一、片面，就是它把孩子训练成一个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什么都合理，什么都听话，训练成这样一个孩子，里面不讲身体健康，里面不讲精神活泼，不讲儿童天然的一个游玩的权利，他不讲发挥你的想象，你的个性，他不讲创造性，他很少有积极的，就是让你的精神上得到解放，智力得到解放，活力得到解放的东西；而相反呢，都规范起来，规范当然是必要，我们学校也是有规范的，任何一个单位都是有规范的，但是只有这些东西它是不够的。我一想起我们的小学生穿着清朝的服装在那儿大太阳底下晒着，在那儿念三字经，咱们的五四就这么白搞了吗？至于吗？
关于国学，词源上只解释是国家办的学，这是古代的解释，辞海上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国家办的学；一个是中国的固有文化。这个中国的固有文化的说法能不能跟这个国学完全站得住？我也有怀疑。就现在一般讲国学都讲先秦诸子的，研究《红楼梦》的人没有人说他是国学家，研究明清小说的有没有我不知道，研究唐诗的人都没有人说他是国学家，研究李白、杜甫的都没有人说他是国学家，冯志先生是研究杜甫的，是写杜甫传的，从来没有人当他是国学家，当然年纪大了他就是国学家了，我也快成国学家了，因为我还讲老子呢。固有文化这种说法我也不太喜欢，什么叫固有文化？文化能固有吗？文化都是在不断地接触、开创、交流、碰撞、消化、融汇之中得到的。琵琶不是我们固有的，黄瓜不是我们固有的，所以黄瓜叫胡瓜，南瓜是不是我不知道，洋白菜肯定不是我们固有的，要不怎么叫洋白菜呢？番茄肯定也不是固有的，因为带番字，土豆在新疆都叫洋芋，肯定也不是固有的，白薯是菲律宾的，这个固有以哪一年算起呢？黄帝元年？还是炎帝元年？和那个时候没有关系，哪个都不是固有的，没有办法，许多科学家更不是固有的。所以对这个定义我也不大喜欢，我个人不大愿意用这个定义。但是很多大学有国学院，这个我没意见，我赞成，大学里面的事好办，为什么呢？大学里面学院多得很，北大有多少个学院，有20多个吗？
（台下说）30多个。
30多个学院有一个国学院，有国学院的同时还有文学院，还有法学院，还有其他的，可是如果让社会上，把这个国学变成一个最重大的口号，我就有一点搞不清楚了，我不敢说不对，我也没有这个胆，但是我搞不清楚了。和这有关的，现在和五四联系起来的，很多问题现在都出来了，一个是白话文和文言文，越来越多，这本来有道理的，五四时期是不是对文言文批评得太过了？我想这个检讨可能是有道理的，有人就给我讲，他说白话文不仅仅是一个工具的问题，而且它有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审美意向，比如说，你把老传全部翻译成白话文，包括《论语》和《孟子》都翻译成白话文，基本上翻译出来以后，很多内容都没有了。我想这些都说的是对的，但是反过来说白话文是从洋文那儿制造出来的，这在20年前《文艺报》上就曾经有朋友这样写，说我们民族文化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丢掉了，五四以后呢，是根据英语创造的白话文，这就跟活在梦里一样了，白话文首先是我们嘴上说的文，就是我们口语，这个口语的存在是我们固有的，从来没有消失过的，即使是在几百年以前，人们见面首先说话不可能全部都是纯的文言，里面夹杂一些半文的话肯定也有，但是不可能纯文言。
关于文白之争与繁简之争
前不久我又听到一种，也是让我大惑不解的说法，说白话文有两种：一种是老的白话文，原来在中国有生长的，源远流长的白话文，说五四以后的作家只有三个人会老白话文，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周作人，一个是张爱玲，其他的人都是受英文影响而写自己的白话文，这纯粹是梦话。说中国原来有白话文，难道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吗？四大才子基本上都是白话文，《镜花缘》是白话文，《镜花缘》里面夹杂一些半文言，很好的，最好的白话文小说尤其是北京话小说是《儿女英雄传》，虽然它的思想水准相当的陈旧，相当的老气，但是它说的话都很通顺，《儒林外史》、《三拍》也是白话文，过去很多话本，解放以后也还出版过，解放以后江苏省有一个《扬州评化》的一个专家叫杨少堂，他讲武松，这个武松，我看过他的半部武松，是45万字，全部都是以口语白话记录下来的，把武松讲得活灵活现，非常的详细、周密，加了很多的创造，这都是白话文。那么老舍的白话文更不用说，鲁迅的白话文里面文言文成分比较多，很多是把文言文用在白话文里面，所以对于这个白话文的说法也制造了一些稀奇古怪的……
还有海外闹得非常厉害，说中国的白话文不好，因为受了毛文体的影响，毛文体，开玩笑啊，谁受了毛文体的影响？在座的，你们哪位写的文章像毛泽东，你们举个手，我把我今天的讲演费我全部乘五送给你，如果你的文章确实写得像毛泽东，请举手，开玩笑啊，学毛泽东写文章，你没地位，没名气，没有那个自信，没有那个居高临下、所向披靡，是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尖锐，还带几分孙悟空齐天大圣的劲。至于说在政治运动的时代，有些比如说写文章讲道理不够，这里头是不是也受某个领导人文风的影响，这是另外一个讨论。然后这个越演越烈，一直发展到简体字，连台湾的都跟着闹，说简体字，简体字始作俑者是国民政府，并不是共产党开始搞的简体字，现在传出去说简体字是共产党根据苏联专家的意思搞的，我都不知道这样的无稽之谈从哪儿来，我们的简体字包括用拼音文字的时候，我们很大的一条，我们拒绝苏联专家的建议。比如妈妈，我们写MAMA，这个M在斯拉夫文字里面发的是TA的音，他是TATA，这个我们没有接受。
1922年，钱玄同提出了笔画方案。在1932年，我是两岁的时候，出版了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所以简体字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三个兄弟，三兄弟，有两个是孪生，有一个跟他们差一岁半，一个叫聂帮顶，一个叫聂帮记，一个叫聂帮楚，这个音也很铿锵有力，这三个孩子学写字的时候，整天地哭，因为他的姓很复杂，那时候得连着写三个耳朵，复杂，简化以后变成两个“又”了，所以有很大的好处，而且简体字和繁体字根本不需要对立起来，我相信北大学文科的人都懂繁体字，请在座的人里面，你们不认识繁体字的请举手，没有一个举手，因为它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